本站原创文学理论来自于文学实践,并以走向文学实践为旨归,这是文艺学的基本常识,也是文艺学学科建构合法性的逻辑基点.今天,谁也不会怀疑文学实践的活动价值(包括创作、阅读、文本的基本构成及其社会文化的审美的功能)需要充分研究才能得到彰显,并使其相关意义不断有效增值.即使个人化的欣赏感悟,其发生之时,“我们的有关风格、人物、结构、叙事视角等等文学概念就必然会自然地涌现出来,它固然可能呈现为一种不可以笔之于书的那种模糊的艺术感觉,作为一种感知的、鉴赏的分类图式,它会构成一种在文学经验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在尺度和秩序,并支配着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或评价”.因此,像斯坦利费什一类号称“理论已死”的理论家,其实也是在渴求与寻找理论的阐释功能的背景下持此耸人听闻之论.因为费什相信,“理论甚至在当实践者本身是个理论家之时,也不具有因果性,或者说必然会由此得出某种结果”.显然,费什只不过放大了理论与文学实践相分离的一面,而分离永远只会基于已经发生了的某种契合,就像旅行的再度离开必然基于旅行的到达一样.文学理论在某一时刻的疲软正显示出文学对理论的强烈需求,以及理论相对于作品的无所作为.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怀疑文学理论的漫长旅行总是会超出文学的原野和版图之外,进入那些让人难以理喻的境地,形成种种梦呓般的自言自语.
然而,这个常识现在却受到了来自理论自身的挑战,文学理论正在越来越多地离开了它应该紧紧依傍的文学实践活动.在中国,自新时期以来,伴随着高度西化的文艺理论走向所形成的一个明显事实是,文学理论确实在以种种方式与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相分离,许多游离于中国文学实际的文学理论言说(注意：这句话在这里不是追求一种价值判断)正在引发诸多问题,因此也引发了多种批评性的关注、反思和质疑.在具体层面上,有人断言：“被中国文论家倡导的‘西方文论观’与‘中国文学创作实践’一直是脱节的”；在整体格局上情况也并不乐观,“新时期对于西方文论吸收较多,消化不够,因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至今尚未完成建构的任务”.同时,“我国当代文论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也发挥不够,理论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实际上,我国当代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审美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等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却显得乏力.理论的贫乏,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文论的共同性的评价”.这类具有代表性的见解所针对的事实,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应该走向中国文学实践的吁求不断出现,并成为十分急迫而重要的声音.问题是,文学理论将以何种可能和何种方式走向文学实践离开了中国文学实践的当代文学理论为什么仍然具有强大的存在之力换一种提问方式,难道以文学实践为起点和旨归的文学理论同时可以离开文学实践而独自前行既如此,它的理论目标又在哪里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与逻辑自洽到底是在哪一点上发生了扭转或者改写有无必要和可能对这种扭转与改写进行回归本源的再次矫正这些问题显然已经超越了文艺学基本常识,必须在理论内部展开探讨才可发现某些真相,否则,我们将把理论建设的逻辑张力转化为文化现场中的感受性和信念化主张而加以忽略,或者加以重视――结果将是相同的,因为“本应如此”的观念只会进一步削弱理论建构应有的锐性,使可以得到某种程度解决的问题继续悬而难决.
一、
如果不仅仅局限于感受性和信念化吁求来探讨文学理论走向文学实践的可能及其方式,必须首先探讨文学理论为何可以离开文学实践以及它离开实践的方式.这里,我们必然遇到一个普遍性问题：文学理论是什么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不同哲学和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文学理论观念,对它进行逐一梳理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在此,仅就文学理论的当下语境和“中国化”问题方式,选择一些更具针对性的路径,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这种吁求进行内在解读.
所谓文学理论的当下语境是指在经历特殊文化历程之后我们所形成的文学理论观念及其实践.这个历程与西方文学理论观念的影响息息相关.我们知道,“理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理论产生之前,信念更多地支配着我们,但“信念并不是理论.理论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东西,信念是掌握我们的东西”.人类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靠信念认知事物,追求真理.哈贝马斯分析说,在古代,“理论生活方式居于古代生活方式之首,高于政治家、教育家和医生的实践生活方式,等理论要求放弃自然的世界观,并希望与超验事物(Aussera lltaegliche)建立起联系”.哈贝马斯这里所说的“理论”其实正是信念的异词.在那个历史时段,信念的作用是巨大的.新的信念不断修正旧的信念以改写真理的状态,直到促成现代涵义的“理论”生产条件出现,这就是所谓“前理论”的发展之旅.当人们可以形成关于客体世界的系统性的认知和表述之时,情况才发生了巨大变化.米克巴尔说：“理论是有关某一特定客体的一系列系统性的概述.”可见这种“系统性的认知和表述”给我们带来的正是可以真正被称为“理论”的东西.当然从发生角度看,“这种系统性的概述”并非突然产生而是在实践中逐渐析出,其最后结果的彰明虽十分晚近,但它的形成过程则源远流长.在这个结果出现之时发生了什么变化回答是人们实现了离开事物而形成对事物的完整认知和完整表达,而且这种认知和表达同时还离开了超验观念并可以被掌握和挪移运用.换言之,思想可以与具体实践分开,抽象法则获得了它的普适性生命力.即使对于艺术这类与思想形态迥异的领域也可以因此被转化为认知.
文学理论亦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怎样做理论》中说：“文学理论是新近时期的产物.二战之后它开始崭露头角,并对文本阐释这个人文科学的主要关注对象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可以看出,伊瑟尔以这样的思路理解文学理论同样旨在突出某种变化,即相对于“前文学理论”来说,文学理论也就是对文学的认识达到系统化了的种种概述――一种确定无疑的可供掌握和分析的知识体系.这与上述普遍的理论观念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伊瑟尔因此接着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评的转变,这一变化的重要性足可与19世纪伊始亚里斯多德诗学为哲学美学所取代相提并论.亚里斯多德诗学由规则所制约,提供了制作艺术品的秘诀,而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美学则宣告艺术是可知的,‘制作’艺术与‘认知’艺术的对立清楚地表达了美学所带来的转变.”(2)从此论回到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角度,我们可以清晰看见伊瑟尔所强调的这种巨大变化导致的最大结果,乃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基本关系的变化,或可言,文学理论的变化正是以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的基本关系来区分的.确乎无疑,文学理论的出现大大改写了以往“文学理解”与文学实践 的关系.在文学理论产生之前的文学理解、中,观念总是与想象相随,想象又与感觉相随,艺术评价无法离开体会、品味、领悟和鉴赏,个体艺术修养与个人嗜好扮演着这幕内心演出的主角.在这种状态中,就主体心理而言,关于艺术作品的理解可以达到绝对“自明”的境界,却与他者保持着差异与间隔.这样的理解方式必然将理解者与作品捆绑在一起,并迫使他的阐述采用与作品相一致的艺术方式,带着想象和颖悟特点,形成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这种方式也可以简化地称为“文学批评”,虽然它的外延要超出这个概念许多.在古代,特别是中国古代,这是一种主要的文学理解方式,它的主导性作用几乎使文论从未离开过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时代规约,即使是初具体系的尝试,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叶燮的《原诗》、布瓦洛的《论诗艺》、勃兰兑斯的《十九主潮》、歌德的《论文学艺术》、雨果的《克伦威尔序》等,都是紧密结合文学实践的典范,它们顺时应世,缘事而发有感而作,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观念往往并不超出特定文学实践甚至具体文学文本,它们所要谈论的也正是这些文学实践或文学文本本身,一般并不具有推而广之、无限扩展的普适性和阐释功能.这与现代文学理论的状态是大相径庭的.
文学理论一旦产生,就展开了追寻自身独特方式和独立价值的旅程.它从自己赖以生长的文学世界中分出精力营造另一个充满理论色彩的王国,体现出离开文学实践和文学现象的强烈趋向和强劲动力,它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抛弃个别追逐一般,在文学现象深处搜寻本质与规律,把“抽象”原则这一法宝用到了极致.西摩查特曼说：“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本质的研究.它不会为了自身而关注对任何特定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评价或描述.文学理论不是文学评论,而是对批评之‘规定’的研究,是对文学对象和各部分之本质的研究.”依循这一原则,理论建立了自己在现象之外的框架并获得了自己的品质,有了雄心勃勃的扩展之力,结果就像乔纳森卡勒所说：“被称为理论的作品的影响超出它们自己原来的领域.”“思考发展成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提供非同寻常的可供人们在思考其他问题时使用的思路”.卡勒还通过分析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得出结论：“关于理论的两个例子都说明理论包括话语实践：对、语言等等的解释,这些解释对已经被接受的思想提出挑战.等它们就是这样激励你重新思考你用以研究文学的那些范畴.”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带来的文学研究格局就包含着这种理论强力和扩展性.它证明,文学理论从文学实践基点上出发之后,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逻辑过程,靠理性和逻辑张力认知、分析、阐释并超越具体文学实践和文学经验,甚至走向与之分离之路,在自己的抽象话语系统里展示或者重建了“文学真理”.文学理论的这种理论品质,正是导致文学理论离开文学实践的内在因素.我们确实难以想象始终为文学现象和具体文本纠缠的文学理论是什么形态,就范于杂多的文学现象而不是理论建构,文学文本所具有的无限的意义可能反而会阻碍了理论体系的经络和理论话语的线状逻辑,并最终淹没了它们.因此,理论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具体文学实践活动,乃是理论自身的内在需要,并不像感性经验所认为的那样,仅只是文学理论家的短视(甚至能力欠缺)和时代的文化的浮躁所致.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正处在这种理论建构的内在趋向与外在吁求的强烈冲突之中,现在我们知道,简单评价和粗暴责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实践的疏离可能都是不恰当的,也是于事无补的.文学理论不会随意成为文学实践的追随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也必须满足它自身内在的理论规约,在抽象的思维王国中完成自己的理论建构.抽象正是它应该做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在这方面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它离理论完善的目标仍然十分遥远.
二、
那么,在与中国文学实践的关系上,是否可以任由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分离而无须提出走向实践的吁求如果中国文学理论确有缺憾,那么它到底存在或者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必须进一步深入到中国文学理论的某些状态中进行考察.一种有活力的文学理论会具备高度抽象的理论品质,又不给人以空泛的远离实际的感觉.因为它天然有一个文学实践的起点,又会在一个更高层面契合它所关注的文学实践,并影响着几乎所有的文学实践.前者是历史的,后者是现实的,但前者的历史状态却深入地影响着后者.这是理论内部的逻辑自洽规律决定的,也是理论思维的一个基本方式,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过程和方法.换言之,就理论自身构成而言,在经由具体到抽象之后,理论还要经由另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再次走向具体.这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以客观事物的抽象原则为逻辑起点,通过新的逻辑扩展达到思想的具体,也就是多种规定的综合和统一.这是理性认识的深化与发展过程,是最后形成概念群落,构建理论框架及理论体系的过程,也是理论的一种基本原则和方法.它以“具体一抽象一具体”的否定之否定方式,实现对事物本质的完整的认识和掌握.以这种“理论方式”衡量中国文学理论的状态,当然也就不能简单地、直观性感受化地要求并满足于它与具体文学实践的联盟,而是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关涉是不是经由理论体系的逻辑层递性而达到理论的自为状态,同时还要看它为理论活力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支持,并使理论的逻辑自洽力量得到多大程度的验证.简化一点说,这里至少提供了三个考察点,那就是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终点,以及在这两点中间发挥作用的抽象过程.
梳理中国文学理论的理论逻辑进程及其状态,必须回到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历史中,寻找它的逻辑起点.应该说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建立,并非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和传统中逐步析出,而是以突变的方式出现的.“断裂”是它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关系.由于革命的需要,在“五四”新文化背景下西方和俄苏文论被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参照,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本质与现象的探寻、普遍与个别的叩问、偶然与必然的辨析作为基本逻辑思路渗透到中国感悟式的传统文论理解思维中并逐渐取代了这种思维.带着强烈异质文化新观念和新思维特点的文学理论在冲破传统旧文学的同时,也并非适应着这个时代的新文学实践,而是以先导性姿态催促着、推进着这种新的文学创作.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革命性观念的力量巨大.启蒙、与科学、反帝反封建、血与火的呐喊与抗争等这些时代主词在文学领域释放的是观念的强力,它必然导致文学理论相对于文学实践的引领作用.可以说在中国新文学的萌生时代,文学理论扮演着惊雷和暴雨的作用,新理论观念超越了初生的文学实践活动并对这种活动形成规约与引导,而不仅只是顺应与后释.这 样的理论生产状态,为后来理论的过度膨胀和更多地远离文学实践埋下了伏笔.1950年代,苏联文学理论以体系化整体形式进入中国,通过大学教育体制迅速被复制推广并居于主导地位,一套定型化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始告形成,使新中国新生的文学必须努力地适应着它,为它的“现实―本质一反映”的理论框架所框定.显而易见,这时的理论与文学的关系总体上处于某种倒置状态,不是文学实践诱发和催生了理论建设,而是理论诱导着文学实践的展开.理论的这种超前惯性一直延续至新时期.如果说新时期中国文学学习了西方的种种写法,不如说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复制和传播了这些写法的观念,并通过文学实践展现了它们.在这个新的开放的时代里,思想解放始终走在了文学创作的前列,西方的文学理论话语几乎一直充塞着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空间.许多时候,人们为获得了某种深刻的西方观念和理论而得以获得一种似乎同样深刻的理论言说可能而窃喜,同时又为这种理论话语权力并非真正为自己所有而尴尬、忧虑.理论因高度西方化而形成的超前性使“中国的”文学理论总是走在文学实践前面而与文学实践相分离.在这个短短的30年时间里,我们因知晓和学习了西方百余年文学理论各种派别而感到理论建设的紧迫感和压力,以至于来不及照顾到中国的文学实践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就会必然地忽视了西方形形色色文学理论所植根的具体文学实践对该种理论建构的重要作用.因此,只满足于理论话语借鉴与操演的做法实不鲜见,种种被抽空了文学活性的西方文学理论在今天琳琅满目,既标示了理论的繁荣又见证着理论的空洞.在这种状态中,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仅只是一个具有魅力的遥远的期待.
至此或可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远离文学实践而显示出来的空洞并不是理论的抽象过度造成,恰恰相反,而是抽象不足的体现,因为它实际上并未具有真正需要抽象的文学实践,它那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抽象性是先在的,是移植或者预置的结果,它们来自西方或者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化观念.换句话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性思维过多受到外在因素干扰而没有自为展开,尚未体现和达到“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自洽状态.带着这种痕迹的理论,何以能够在逻辑终点达成更高层面对文学实践和文学现象的整合,实现“思想的具体”,或者“多种规定的综合和统一”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虽然具有西化倾向但它毕竟不是西方文学,当然,它也并不仅仅是为主流意识形态作形象化注解的文学,它的多样性状态,特别是它因多区域多民族的现实基础而展现出来的丰富性与动态性,肯定是某种(或种种)西化的理论观念或一元性思想学说无法框定的.因此,它使这种状态的文学理论感到疲软和尴尬是必然的.可以说,这正是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分离的真相和问题难于解决的原因.
三、
当然,这种状态和后果并非理论主体的个人作为或者理论主体的整体盲动导致的.它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原因,体现着文化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其中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通过观念的强化所发挥的作用上文已略作表述,这里主要谈谈来自中国当代大学文艺学学科体制的不可小觑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大学在1950年代经院系调整形成至今也未有太大变化的格局.文学理论这门十分抽象的知识成为一个学科,它的学科称谓是文艺学(等同于文学学).这个被建构出来的学科所操用的几乎是一整套西方和苏联的理论话语.它后来成为一个招收研究生的专业,源源不断地培养着文艺学的专门人才.这种状态使空洞的文学理论找到了它赖以生存的现实载体,今天如有人询问文学理论存在于何处,最恰当的回答就是大学的讲坛,而不是文学的实践现场.换言之,文学理论可以只为学科和专业而存在,为学科和专业而不断生产它的知识体系,却不必向它的理论逻辑起点和终点的文学实践负责.极至之时,甚至它之所以还带着文学性,那也只不过因为它名为“文学的”理论.进一步的裂变还在大学文学各二级学科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文艺学这个本来以文艺理论、文艺发展史、文艺批评作为三个基本子系统的学科,被狭义性地等同于文艺理论,甚至文学理论,文艺学专业实际上也就是文学理论专业.表面看这仿佛只是概念的习惯性误置,但实际上却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文化信息,且会带来对文学理论学科的许多负面影响,使它更多地向着空洞化、单一化和非学理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文艺学其实是被抽去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文艺学,它仅仅只包含着文学理论,是一个过分纯化和单一的范畴.在这样的文艺学中,文学理论孑然独立,与文学的历时形态和共时形态必然逐步分离.它在建构话语体系时由于失去了具体文学实践的规约同时也就获得了超然言说的自由,而且它必须不断运用这种自由,以显示学科的存在意义与合理价值.因此,在翻用西方文论和延展主流观念的时候文学理论也就乐此不疲,不断展现出它的学科优势.结果其文学理论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即它可以放弃“具体一抽象一具体”这个理论抽象的基本逻辑而为学科的存在进行言说,形成“为学科”而非为文学需要的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理论,套用观念和移植体系是其最为便捷的理论生产方式.叶舒宪说：“文化移植与塑造的后遗症在于,使当事者难以超脱和超越自己的学科专业,滋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学科本位主义心态或者学科自闭症.其症状表现有：不但不能有效的自我反思和批评,而且会放任和纵容学科本位立场的知识生产――制造出无限地自我重复的产品――千人一面的‘文学概论’、‘美学原理’与‘中国文学史’(据统计,百年来由文学研究界生产出的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学史”书籍已经多达1600余种).如果没有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学科合法性反思运动,自我复制式的重复生产格局还会惯性蔓延下去,并且愈演愈烈,积重难返”.文学理论领域类于这种文学史的著作其实也汗牛充栋.在进行这种重复的理论生产之时,大家由于服从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观念或者“结构”而并无不安.这恰似乔治基迪所说：“这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是理性的：它所拥有的形式可能是被某个理性安排者给与的,尽管在这个系统内并没有设想任何安排者.形式的结构被理解为在每个内涵中都内在地具有种属联系.”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就这样看似学理地转化为合理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所谓文学理论达到与实践的深度契合并抛弃艰涩展示出阐释的活力
在此基础上如果硬要进一步探讨文学理论走向实践的可能及其方式,情况似乎反而变得明了.首先,我们应该反思的肯定是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出发点与合理路径,而不是文学理论本身.通过对文艺学这个“奥吉亚斯牛圈”中存在问题的清理以改变它所导致的理论发展的停滞状态.在被人视为圭臬的西方文论中其实也存在着同样问题.美国理论家杰拉尔德格莱夫写道：“在文学研究 被集中于大学的那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停滞的过程变得如此漫长,以致今天的有些研究者把它看成是官僚政治式的制度化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诊断似乎常有过分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但它强调了一个在思考文学理论的未来时需要涉及的问题：一方面,停滞的循环说明了对理论的呼唤为何经久不息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每一种新的理论反应都已被制度化了,因而连自身也保不住,也被卷进那停滞的循环之中,如是又导致新的理论思考的爆发,到头来它又被吸收同化,被惯例化.”可以肯定,这种理论的循环的板结的状态只有理论所依傍的文学实践可以活化.因此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应该倡导更多地回到文学实践,更多地发挥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资源意义和考量作用,以促进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的历时状态和创作现场中展开有效活动.同时,文学学科内部二级学科分割分治的做法应以弱化,应加强学科的交融性,努力回复文艺学学科三足鼎立的状态.这个工作十分艰难,因为“在大学人文学科的集团动态中,似乎有这样的情形：一旦方法上的改革以一批互无关联的领域、大纲和课程的形式制度化了之后,不仅最初引起这场改革的那个理论被人遗忘,而且最后连这场改革曾有理论卷入这一事实也被人抛至脑后.”但惟其艰难也才富有意义和价值,可以预测,由于学科反思和变革带来的文学理论发展将会是活力充沛的,因为它会将理论思维的中心移到文学实践的深处,而不是超越文学实践的虚空.
其次,通过文学批评的积极活动积淀具有特色的文学理论元素,形成与文学实践紧密关联的理论范畴和基本概念.在富有针对性的文学批评中获取文学理论建构之力,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巴赫金等人已经做出成功的尝试,其典范作用不可遗忘.广泛而有深度的文学批评所具有的强劲的现实切入力量会使文学理论的理论骨架获得血肉,理论树干长出枝叶.哈贝马斯说：“把理论活动放到其实际的发生和应用语境当中,这就是唤醒了人们注重行为和交往的日常语境的意识.比如说,这些日常语境和生活世界概念一起要求达到哲学高度.”这样,理论就会获得文学实践源源不断的滋育,形成有活力的话语方式,最终达到而不是天然具有“哲学的高度”.伊格尔顿强调要“恢复批评的传统作用,而不是为它创造某种新的时髦功能”.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到理论语言的重要性,找到理论语言恰当的言说方式.在理论逻辑中语言常常发挥引发冲突的作用,它在把抽象思维转化为具体可感的阅读对象之时会对理论的逻辑过程提出线性发展要求并释放强制力量,从而使理论在感性化的文学世界里呈现出一种难以周圆的困窘.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由于理论屈从于物质的语言,因此理论将含有某种类似语言的功能,其使命是毫不留情地搜寻和摧毁我们在语言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的思想；我们只能说,对理论来讲只要使用语言,包括语言本身,就容易受到打滑和漏油的影响,因为已经没有任何正确的语言表达方式了.”当然,并不是绝对没有任何正确的语言表达的方式,而是暂时没有正确的语言表达的方式.对于中国文学理论,为着这种表达的建立,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到适合中国文学实践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搬用一个现成的“框架”.文学理论话语的合理性与特色只能据此而生,获得理解逻辑.伊瑟尔说：“每一种文学理论都把艺术转变成认知,而这需要搭建一个基本框架,它从一个假定的前提出发,在其之上建立了一些结构,服务于特定的功能,该功能的实践通过特定运行来组织.”显然,这是理论话语的基本逻辑底蕴,是其先后秩序或线性规律.而这一切都取决于那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不会来自于凭空的信念、设想和远距离搬用,只会来自具体文学实践,来自文学传统和批评现场,否则所谓文学理论就会仅仅成为一种方法,一种工具,“倘文学理论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时,那就意味着它可能面临两种结局,一是不断地泛化,成为无所不能的无能；一是不断地工具化,在事物的表面摩擦,而无法抵达本体之根.”这显然已不是理论话语的无能,而是文学理论本身的无能了.
说到这里,我们在一个新的层面又回到了那个常识的真理性内涵之中,那就是：文学理论来自于文学实践,并且必须以走向文学实践为旨归.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始终应该持有的重要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