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西部民间

甘肃儿童文学作家赵燕翼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地震》是在1947年.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他以流传在西北地区的民族民间文学为素材,写下了众多著名的童话与小说作品.作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赵燕翼的创作历经半个多世纪,作品多次获全国各类奖项,并有多篇被翻译为英文、法文、日文、俄文等,受到了海外读者的厚爱.新世纪以来,先生仍笔耕不辍,以纯真幽默的稚趣童心为孩子们写下了一篇篇精彩的童话作品.2002年,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精选出版了一套五本的赵燕翼儿童文学集,按文体归类有机展示了这位老艺术家的创作风采.

通观赵燕翼的创作,“民间、西部、少年英雄、纯真童年”是其儿童文学艺术思维的几个关 键 词 .这些语词是作家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凝练而成的.持久接触于西部大地上素朴的劳动人民,浸染于本土民间文学善美智性的文化空间中,作家的艺术与文字感觉专注而跃动,干净而练达.读解与呈现这几个关 键 词 所蕴涵的丰富的想象性与强烈的内在审美力量,是进入这位老艺术家精神世界的有效通道.

一、“民间”西部的精神生态资源

儿童文学与“民间”有着天然的亲合关系,这是因为“民间”自在地创立了“儿童文学”这一精神范式中两个必需的主体.历时与共时态的“民间”中永远都不可缺少“儿童”,民间就是“儿童”生命的母体.民间又是人类文学的发源地,也是文学生产的集散地与接受影响的传播链.难以数计的人民汇入了这个不会终止的文学活动过程中.“民间――文学”的形式与意义就这么代代传承下来了.这其中,“人民”中幼小而年轻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孩子了,他们是文学接受主体中庞大的一个群落,也是最忠实的“听者”.他们自觉而主动的接受状况终于为儿童文学家族建构了第一自觉形态的阅读文本,格林兄弟收集整理的民间童话在儿童阅读效应上远远大于了其原初的目的.于是,在纯正的艺术童话出现之前,民间传说、故事、歌谣与童话就是世界范围内儿童最“合法化”的“儿童文学”了.

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富饶的国度.博大的“民间”生态资源抚育了多少代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其中自然包括中国的孩子.他们发育生长的精神营养必然汲取自广阔的中国民间大地上.中国的孩子接受中国的民间文学资源,是毋须过多言说证实的历史事实.不过遗憾的是,对这样活生态的儿童接受文本,历来我们缺失系统完善的整理,与深入广泛的推广与传播,所以其文学地位与实际影响自然不及西方.20世纪早期,当儿童文学逐步为有识之士发现与倡扬之际,这个议题曾被重点提出关注过,如周作人的理论研究与文化实践.但可惜的是周作人是大时代的寂寞使者.尽管从20世纪10――30年代,伴随民俗学学科的热潮,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在童话、儿歌领域取得了醒目的成绩,但是民间文学在儿童文学意义上的收集整理再创作终不能成气候.于是,在中国,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亲密接触在20世纪前期的始端竟也就是它的与辉煌期.此后,“民间”的儿童文学“题义”再没有普遍集中地进入国人的视野.不过在此后,承继五四传统,对民间文学资源的个体式发掘与利用,却创造了儿童文学的典型文本,西北的赵燕翼算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赵燕翼的文学资源在西部大地,准确说是西北.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瑰丽绚烂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融合,赋予辽阔的西北土地丰富而特异的人文景观.赵燕翼的民间童话创作首要的特征是多民族性,流传于汉族、蒙古族、裕固族、回族、哈萨克族、东乡族、藏族等各个民族的文学材料都被作家通过采风记录了下来,然后致以艺术的创作.这就形成了非常有趣的文本互现现象.单篇作品各自体现自身的民族身份,具体说某些文字内容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符码与标识,或者作品整体内容所体现的一种民族精神.而所有的文本又和谐汇成一个整体,不同民族性和谐共存,形成一个大的“民间”童话文本,其中因民族身份而产生的差异性互补凸显“民间”的意义维度.这使作家的创作具有了特殊的文化价值意义.

赵燕翼曾有这样的创作谈,“我永远忘不了那些民间文学的原创者,是他们天才的口头创作,给了我丰富的滋养和想象力,才使我写出了这些童话故事!”①尽管作家再创作的成分很重,但赵燕翼的民间童话还是较大程度上保留了民间原始艺术的精髓.故事从语言到结构方式,情节展开,以及潜在意义空间的生成等,都可与经典民间童话来类比阐释.从世界范围来看,民间童话在精神层面对儿童成长的重大意义已被权威学者做过精彩的分析与研究.②如美国学者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其专著的序言中如此清晰地表明他研究的宗旨,“这本书试图说明童话故事怎样以想象的形式描绘人的健康发展过程由什么组成,怎样吸引儿童参加这种发展.这一成长过程从反抗父母和害怕长大开始,到青春期真正到来,获得了心理上的独立和道德上的成熟,不再把异性看作是威胁或恶魔而积极主动地与之相处时结束.总之,这本书阐明为什么童话故事对儿童的内心成长做出如此巨大的积极心理贡献.”③贝特尔海姆在研究时所利用的童话文本自然都是脍炙人口的那些经典作品.非常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在阅读分析赵燕翼的民间童话时,同样欣喜地注意到其作品所深刻内蕴的贝特尔海姆所谓的精神价值.以这种思路考察,笔者先前已经对赵燕翼的文本做过研究.④以对他的代表作《金瓜儿 银豆儿》《白羽飞衣》《白兔姑娘》《五个女儿》《铃铛儿》等的分析,揭示出赵燕翼民间童话之于儿童发展的精神生态资源的意义.

二、少年英雄与西部风情画

赵燕翼倾心于塑造西部少年英雄的文学形象,这应该得益于“西部”特定的精神风气对他的浸润.少年英雄就是西部民族情感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化身.作家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具体化了这一理念.他的多数作品都是年轻勇为的少年独立行走、行动在广阔的西部大地上,面对自然与生活灾难逢凶化吉,演绎着一幕幕少年英雄的凯歌剧.

《白牛》写的是14岁的小贡嘎为玛尔吉阿婆寻找走失了的白牦牛的故事.长岭山前和山后的甘肃人和青海人就像恃强好斗的山羊,草原边界的相遇经常引发战争.小贡嘎不畏两族间的宿怨,毅然走上了为阿婆寻找白牦牛的道路.赵燕翼写作这类人物与故事时笔致总是轻盈而灵动的,整体风格显示为积极乐观,明媚绚丽,就如美丽自然的西部风情,涤荡流淌在人们的心间.阳光少年小贡嘎虽然身在艰辛的旅途,可是朝气蓬勃,精神与无限风光的自然融为一体.这也是赵燕翼此类写作重要的精神特征.以英雄的人的眼睛映现自然风情,反转看,优胜的自然精致又是人物成长的特殊环境,二者相辅相成,因此而建构为作品丰厚的审美蕴涵.小贡嘎在处理突发事件时所显示的智慧,以及异族少年间共通的善良与同情心,也是作品写少年人成长的点睛之笔.最精彩的是小贡嘎在窄狭的山道面对成人偷牛贼时的勇敢与智谋,最终他对异族间误会的冰释,都呈现出小小少年的壮美人格.

可贵的是赵燕翼写出了少年英雄的群像.辽阔的西部大地上活跃着无数个小贡嘎.他们的故事让作家应接不暇.《西琼渡口》中出现的是十六岁的忠克杰布,他不顾生命安危,帮助老牧人父女安全渡河,并勇敢擒获伤害父女俩的罪犯.《浪哇牧歌》中的少年毛刀段勤于好学,在朴素的牧工职业中,也尽显少年人的英雄本色.《银色的海螺》表现的是少年阿桑的捕猎奇遇,与黑熊的英勇搏斗与深陷困境的悲壮,银色的海螺所奏响的生命强音,萦绕了整个西部高地.《塔塔尔汗》中15岁的塔塔尔汗智斗了潜入国境的敌人,沉着的英雄气胆令人敬佩.《小骑手》中的顿珠和卓玛是贫穷人家的孩子,他们以草原儿女的胆略战胜了场上霸道的千户老人.《迷路的羊羔》中十三岁的亚什吉孤独夜行风雪黑夜,并营救了迷路的小羊羔.《三月风雪》中十六岁的少女叶尔罕用生命护卫了赶场的路上被困的牛羊.《红花》写的是15岁的少女曼豆玛热为了社会安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故事.而《桑金兰错》展示的又是平凡生活中“腼腆”的少女英雄,柔美中所深藏着的劳动实力.

长篇《阿尔太哈里》是中国少年的历险记,也是赵燕翼少年英雄最典型的代表.作家凝聚心血塑造了这个传奇少年的历险生活.他流浪“在路上”独立生存的种种奇遇,他不衰的意志力,周密的生活策划能力与善于应变的智慧,勇往直前的生活勇气,都堪称是二十世纪中国历险儿童文学的典范.

赵燕翼此部分作品创作于20世纪60-70年代,作品中少年英雄故事的背景也是在同一时期,其时西北各民族也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时期,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与民族振兴的时代强音吹遍在整个西北大地.自然,严酷的阶级斗争也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些社会历史信息不同程度地弥散在赵燕翼的文字世界中,很多时候还是故事情节展开的主要元素.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音奠定了这批作品整体的美学风格,充满阳刚之气的少年英雄正可象征为新生与发展着的西北各民族.所以,他们应该在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也是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精神史上的“原型”形象.

但毫无疑问,文化意识形态内涵并没有掠美这部分作品的文学性.这是因为作家还把握住了时代之外的一种西部气质.这种内在性的精神原质更赋予文本恒久的对话与阐释空间.这种西部气质的核心是生命活力,它圈定了年轻,旺盛,追求与永不放弃,告诉人们西部一直是“向上”的,可以无限勘探、发展它的可能性.作家用一群少年人的意气风发来诠释这一点再有效不过.他们奔腾着的生命气象就是这种气质的具体涵义,所显示的也正是真实而生动的民间西部.

“少年”的文化符码在赵燕翼的此类创作中意义是多重的.从儿童文学自身的立场来说,充足的儿童主体性是最值得肯定的.没有任何刻意的人工雕琢与穿凿附会,人物的存在就是自己的最好证明,毋需他者的辅助材料与技术支持.少年用“传奇”来突破庸常,演绎性格与人的主体力量,这是儿童文学写作者通常努力追求的艺术境界,但总是牵强而很难为之.汲取了博大的西部土地的民间精华,赵燕翼自然达成如此的艺术效果,这是必须得到充分肯定的.他用文字告诉世界,中国的西部有着怎样健康、强壮、充满着生生不息力量的可爱的孩子,他们是怎样在用坚强的毅力、勇敢的胆魄、机敏的智慧、美善的心灵,在祖国的美丽江山中演绎着自己的传奇故事.一群少年英雄驰骋在广阔的西部高地上,这是何等壮观的生命图景.少年人率情率真的生命行迹展开了无限风光的西部自然,与善良纯朴的西部人民的民俗风情,如此的伴随映衬共现了新异的西部审美世界.少年人的这一股“生”的力量,是赵燕翼儿童文学美学价值的重要维度.因儿童文学视景而对西部民间的这一精神生态资源的积极开掘与努力升华,是赵燕翼在民间童话的意义向度之外的又一卓越贡献.再一次充分地让世人诗意审美了西部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质性魅力.


三、纯美童话

在对西部民间文学资源与西部少年精神充分挖掘与倡扬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赵燕翼的艺术心智凝结于纯美童话的原创工作.这是作家不竭的艺术才情与创造力的有力证明.这部分作品题材丰富,构思精致,风格各异,既饱含稚趣童真的游戏精神,也不乏对传统母题“真善美”的再度演绎,更有唯美伤感的诗的意境,是他由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资源写作转向现代童话表达的明显征候.

也许是受民间童话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赵燕翼原创童话最突出的特征仍在其叙事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文学性要素上.叙事功力表现在故事自然简洁的开场进入与流畅自如的情节链条.对这一儿童文学叙事的“深结构”模式,赵燕翼操作起来游刃有余.童话的“真世界”空间质感直接嵌入孩子心中,绝不拖泥带水,形成任何虚假的审美感受.也就是说,孩子一接触作家的童话,对面的世界即被拥入他的眼中,怀中,他们之间形成亲密的交往关系.在《小虎归山》《快乐的小铁匠》《小矮人伏虎记》等作品中,赵燕翼创造出了澄明的“小人国”世界,里面的孩子形象简明纯粹,自身秉具独立的意义,行动高于或超于环境,存在具有充分的自足性与主动性.通过简单线条的自由处理,作家意在凸显的是人物的生命性格,力图确立一种自由强大的生命形象,而这个过程、方式与表现形式则全都是孩子式的.不难看出,赵燕翼的这些现代原创童话所受到的民间故事的深层影响,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借鉴.

善于依据动物自身的情态合理逻辑地展开故事,表现真善美与童年情趣也是赵燕翼原创现代童话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批童话涉及了众多种类的动物形态.《红蚂蚁 黑蚂蚁》写一只名叫阿青的黑蚂蚁与另一只名叫小丹的红蚂蚁间可敬的友谊.《穿蝙蝠衫的小老鼠》写一只老鼠在被小姑娘救生后,不愿承继父辈偷窃的生活方式,努力自力更生,终于被蝙蝠妈妈营救,变成会飞的蝙蝠老鼠.《乌鸦女孩》的题旨是倡扬孝敬老人,乌鸦女孩在妈妈的教导下懂得不能为了自我利益而损害别人利益的问题.《白鼻梁骆驼》是一个民间文学的母题,鞭挞了狼和狐狸的狡诈.《芦花鸡献宝》也是恩将仇报而最终不得好报的民间文学的母题,作家利用的是民间文学的精神元素.《小黑猪渡河》写了小黑猪的愚笨,也写了它的善良.《穿绿衣的蛇郎》以诗意的音乐精神渲染了强者蛇郎与弱者秋蚂蚱二者灵魂的高洁.《小燕子和它的三邻居》讲述了善良的小燕子在与邻居共处时的遭遇.

赵燕翼也有一些童话让人与动物共同构置为故事的要素,人与动物彼此成为对方的视角,在生命图景的相互映照中展开深度思考.《铁马》写的是小姑娘珊珊与安哥拉小白兔比赛骑车的故事.童话在意趣童真之外对时间内在涵义的追索,充满的是未能究清的谜样人生.《金鱼缸里的小蝌蚪》写蝌蚪到青蛙的生命历变过程.这个过程是用孩子的眼睛注视完成的.《丹顶鹤告状》是典型的人与鸟对话的故事,通过一个十五岁少年对丹顶鹤语言的破译,讲述了一只丹顶鹤幸福的生活被人毁灭的过程.

稚趣童话的游戏性也是赵燕翼着力追求的.游戏性征的赋予与生成自然而然,随人物与故事而和谐有机地展开.如《找朋友》写一只可爱的小蛤蟆在仲夏的早晨吟诗的故事.它的诗清朗明净,简单重复中潜藏着生命的韵律与人间的温情,游戏的意味就涌荡在小蛤蟆率真的行为与率真的诗中.《巫婆母鸡》的游戏性也很意外生动.作家经常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对白中穿插一些儿歌,既活跃了版面,且吟诵的口歌又符合故事行进的背景与人物的身份,使得童话民间味十足,又富含游戏性.《皮口袋传奇》虽然是一个依据民间传说再创作的故事,但作家杰出的文学能力立体造型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将他的幽默智慧、聪明顽皮充分表现了出来,故事充满了游戏性.

半个世纪以来,立足西部大地的赵燕翼以不竭的艺术才情在儿童文学纯真的世界里辛勤耕耘着.他的创作轨迹与文学思想所饱含的巨大精神资源,永远凝聚于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宝库中,值得我们不断去开垦发掘.

①转引自《赵燕翼儿童文学集金瓜儿 银豆儿》,“卷头评语”,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②已经翻译至我国的如(瑞士)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张田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美)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舒伟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③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序言”第12页.

④李利芳:《民间童话的永恒魅力――以赵燕翼的民间童话作为个案》,上海:《中国儿童文学》,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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