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上一株蒲公英

在我的眼前和心里,总是有一株蒲公英的形象在晃动,每当它出现时,总有一种心绪萌动,时而轻松,时而宽慰、时而激越、时而凄楚、时而悲怆等

一、

一望无际的荒原,辽阔而荒凉,风吹过,衰草凄迷；草丛中有一株蒲公英,柔弱而挺拔,开着的花,在扫过原野的风里摇曳.--在我的眼前,在我的思想和情感的、理性的和感性的世界里,常常出现这个景象和这种形象.

我曾在内蒙古沙漠地带的真正的荒原上,见到过、欣赏过、甚至礼赞过这样的蒲公英.细细盯视它,注目它,想像它,亲近它,看它的挺拔的茎和小小的叶片和的花.荒原上秋风是遒劲的、暴裂的,横扫而又翻卷,蒲公英则随风而摇曳、震颤 、抖擞、甚至弯曲、低首.但这不是害怕,更非屈服,这是挣扎吧,是委屈的斗争吧,是顽强地求生存吧.我久久凝视那蒲公英.

那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全家四口人,在一个蜷缩于深山沟里只有十二户人家的贫困山村里,插队落户.其时,我们一面是已经沉入社会的最底层,一面却又是虚悬在社会的半空中.我们曾经是革命者,一切献给人民献给革命,因而也是一切依靠人民、依靠革命、依靠我们所在的单位；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首先是被宣布“与原单位脱钩”了,更糟的是我们是“五带下乡”,即带工资、党团员、粮食和户口关系下到边远地区,在当地是外来户,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和一点点社会关系.我们完全悬在半空中!我们已经被扫地出门.我们就挤住在一个半山坡上的废旧颓圮的马架子里,大约四平方米,而一个大灶台就占去了一半.我们的命运泰山笃定地被处置：就在这荒原上,长期扎根,就地消化.我每天同农民一起上山干活,低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时常望着荒原的蒲公英,而思索,而同情,而礼赞!蒲公英!我的人生,我的命运,我所应该具有的性格与品格的象征!我的心灵的、心理的、生存意义追求的启迪与勉励!让我像你一样生存!让我同你一样度过自己的可怜而追求意义的人生!我这样亲近而注目而思索蒲公英,在真正的荒原上,有整整十个年头.蒲公英,我怎能忘记在塞外荒原上的你的倩影、你的英姿!

我也曾在西半球的异国的碧绿而纯粹的草坪上,不见任何杂草,却能够见到我的异国的小草朋友,蒲公英!它在一色的草坪里,这儿那儿出现,你不注意时,似乎是清一色的没有杂草；但一仔细看就会发现,有一株蒲公英在那里微笑,好像在说：“还有我呢!”等再一看,不远处又发现一株,等你细搜索,哦,这里,那里,散布着众多的蒲公英!蒲公英战胜了任何的除草剂.这就是蒲公英!现在,我不再是被弃置的牛鬼蛇神,不再是穷乡僻壤蜷缩待毙而仍然追求生之意义的求生者,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高级学府,哈佛、加州伯克利、斯坦福访问、讲学,住在教授宾馆或者教授朋友的家里.或者,住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前的乡村写作别墅.多么遥远啊,那深山沟里的小山村,那破旧的马架子,那荒原,以及那时的生活,那时的生存境遇,那时的震颤不安的心灵!然而,当我看到蒲公英时,我仍然震悚、惊喜、感叹,仍然亲近、欣赏,仍然礼赞而思索.

我还曾在人家门前的路上和车库前的水泥地上,遇见过蒲公英.记得,曾读过一篇文章,说到蒲公英的顽强的生命力,它能在经常遍洒杀草剂的地方生存.果然,我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家暂住时,真的在车库门前的水泥地面的缝隙间,见到那孤零零但却顽强地生存着的蒲公英.杀草剂,车压,人踩,蒲公英都能够挺过去,把种子随着柳絮似的纤细绒毛,落在缝隙里,然后发芽、生长、开花、结出白色的绒毛球,等风吹来,绒毛就飞翔,把种带到随便一个地方,于是,它继续生存开花结实,繁衍下去.

我读着蒲公英的生长史、生存史,读着它的顽强的意志、生命力和随遇而安的精神篇章.蒲公英很普遍,很微末,很渺小,在花花草草的世界里,没有一点惹人注意的荣华,没有稍微一点起眼的地方,它没有地位,不被注意,但它顽强地生存,贡献它的生命与存在的价值,哪怕是那么微末,那么渺小.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面向秋野》中说：每一片小小的白杨树叶,都有它自己的理性世界.

爱默生在《自然沉思录》中说：玫瑰说出了天地间全部的语言.

白杨树叶,玫瑰,各自有它的理性世界,各自用自己的“生平”,说出了“天地间全部的语言”.蒲公英,也是如此.它有它的理性世界,它以它的平凡的“生平”,说出了天地间全部的语言!

它的理性和它的语言,其主要的特征,主要的话语和意义,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感觉和诠释.

二、

那是一九五六年时的事.我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招收副博士（即硕士）研究生.我时任辽宁日报编辑,但对于学术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我生活的和生命的冀望.我的学历不够资格报考,但我将我的新闻与文艺理论的作品寄给教育部有关部门,申请以同等学力报考,居然获得特许,允我报考,并通知我准备撰写论文.但临到向领导提出时,一句“你是审干对象,不能报考”,我的“副博梦”,就这样地轻易被“一语否决”.向学的道路被阻断,只能“另辟溪径”.如果仍以蒲公英比之,这枝由江南水乡“移植”北国冻土的柔弱的蒲公英,已经在政治上、社会生活上被置于某种程度的荒原之上了.不久就是一九五七年的风暴.紧接着便是批斗、停职、劳动、降职降级、劳动改造,已经完全进入“荒原状态”了.

以后数年间,也曾回过编辑部,隐姓埋名做工作、写文章.在业余时间,则读太平天国历史及清史有关部分,读美学著作,当然,还读鲁迅,写了美学方面的论文,写过研究鲁迅的文章,还用了主要的业余时间和力量写电影文学剧本《忠王传》.这勉强算是我的学术研究吧.其成果,成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部分地发表于八十年代.美学方面的如《论形象思维早于逻辑思维》,鲁迅研究方面的如《鲁迅的少年时代》、《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鲁迅思想的演变》等,只有花力气最多的电影文学剧本《忠王传》,一直沉埋箱箧,如马克思所说“让耗子去批判”.--我如且把这些文字比做蒲公英,它们是在心之荒原的培植下,生长于个体的思想文艺的荒原上的贫瘠的花朵.

再以后就是“十年荒原弃置身,边陲深寨服沉沦”,无论是生活、处境、心境,无论是读书、“研究”和思索,统统都是真实的、现实的荒原上的存在.那本被我自称为“春天的第一只燕子”的“研究成果”《鲁迅诗选释》,是在颠簸的敞篷汽车上,风雨道途中,用心默读、冥想,到驻地时,在农村昏黄的电灯以至油灯下,记录下来,集而成文的.--斯时,在敖汉旗农业局工作以干事之身,参加每年春夏秋冬走遍全旗二十四个公社的四季大“拉练”,故有此“风雨汽车路,默读写心储”的经历.在同一个荒原上,在同样的境遇和心境中,为撰写,《鲁迅杂文读本》做准备,积累了大批的系统的有关资料,这为后来撰写《鲁迅评传》,创造了思想与资料的基础.后来《读本》未写成,《评传》用资料,也是“失之桑榆,得之东隅”.也是在这个时期,在深山荒原土坡上小马架里,在人称鸡窝的小泥土屋里,在农村大队部,站着、或者头戴大狗皮帽拥被躺卧坑上,读书、记笔记,“研究”!这十年时光,是我的人生四十到五十的大好壮年时期,即如此度过.

确如一株荏弱蒲公英,弃置荒原任凭风吹雨浇狂沙埋,狂风暴雪欲摧残.但它却顽强地生存、挣扎,谋求生之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如斯直到一九七八年秋天那个久久盼望却又以为此生无望活得到的收获的季节、解放的时代,终于由天而降!

当然,蒲公英还是蒲公英,只是荒原隐退,境遇改变,它可以正常地生长,开花,结果.虽然仍然是那种不会引人注意的小小的黄花.

三、

一九七八年回到沈阳,离开服务二十年的新闻界,进到社会科学院工作.条件,一切的条件都变化了：生活样式与方式,生命存在的状态,工作与学习、研究的境况,整个社会环境,统统变化了.我的学习和学术研究这才步入正轨.不仅不会再因此受到批判,而且是受到鼓励与支持的,不仅不会被视为不正当行为,而且被看做社会发展急需的重要工作.至今记忆犹新,一九七九年五月去北京参加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撰写论文,院领导支持鼓励、亲自审查论文；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查,获得通过,发来正式邀请等一切过程,都是热情的、积极的、受到鼓励的,也是认真的、严肃的、要求规范性的.第一次出席国家级学术研讨会,那些也是刚刚“出土”的众多的名流大家,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教授、学界泰斗,济济一堂.我作为一个后进学人,刚刚从荒原中走出,还没有来得及脱尽身上的泥土气,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吸纳的神经,便置身其间,感到无比的兴奋、激动,而整个会议过程中,听到了各种内涵丰富、理论精粹、思想活跃的言谈,振聋发聩,惊醒了沉睡的思想机制,激起了求真理的热情,触发了学术精进的雄心.这是一棵在荒原上历经风霜雨雪、摧折零落的蒲公英,仿佛一夕之间,移置于沃土肥田,阳光高照,雨露滋润,春风和煦,八方营养.

终于能够得到正常的生长,并且得到阳光雨露的滋养--但依然,只是一朵普通平凡、只能开着小花的蒲公英.

各种新鲜的、时代的、现代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学术的信息与文化学术资源铺天盖地,各种思想、理论、观念扑面而来,可以在书斋里,面对全国,面对世界.我得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多种学科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国际学术会议,一次次地参与,接受来自国内与国际的学术――文化信息,聆听众多学界前辈、中年锐进和青年先锋的各种宏观高见,从思想到理论、从方法到资料,启迪激发,都多所获益.自己参与其间,或发言,或论辩,或为组织者,或为与会者,眼界、心胸、襟怀都空前地开阔了,研究的路径和视野,都变化了.这一切都是新的资源、新的空间、新的世界.但是,旧的一切,从“旧生活”中获得的知识,特别是感受和体验,――那些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以至中国人的知识、感受和体验,与新的一切,时常冲突,也时常对接,又时常整合.在新的、现代的、时代的、国际的思想文化的信息与资源的引领下,在这种新旧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我从事自己的学术的、文化的、思想的研习,并从事学术的论文与专著的撰写.在这种思想――理念――情境中,撰写多种学科方面的论著,无论所论何所在、何所指、何所之,都沉浸在这种思想文化情感的氤氲中,在论述对象身上,在论述的进程中,在叙事的情状中,都有意无意地渗透着、寄托着、宣泄着那种浸泡着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自身与社会、国内与国际交会熔融的“心灵与魂魄”.这就是论者所说的,我的论著中的“自身情怀”吧.在我自己,是在下笔行文时,情感激荡,不能自已,自然地“笔锋含情”,论者则每以“诗人气质”、“诗人与学者的结合”、“诗情与学术的交融”的评论相鼓励.

这种状况,人们常以“过去吃了苦头,也有好处,也有收获”论之；我则以“不正常的播种,正常的收获”、“种下的是跳蚤,收获的是龙种”形容之.不过这都是“事后之论”,是对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的事后评论.这不是历史天平上的真实的砝码,而是精神的光圈.从整体历史观来立论,我们也许需要从另一种角度来思考问题.

四、

我时常想起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的一段话,大意是说,费尔巴哈后期的思想停滞,与他晚年的乡居生活有关,因为,他远离了城市,也离开了“与他才智相当或不相当的论敌”的论争,不能从这中间来发展自己的思想.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人的思想,尤其是学者、思想家的思想,是不可能孤立地发展的,他要在切磋和斗争中前进.海得格尔是另一种情形.他在二战后,孤居山上的林中小木屋里,几与世隔绝.但他仍然发展着、进一步阐释着自己的深邃的哲思.这是因为他虽身在林间木屋中,但他保持了与附近山民的联系,也也时而“下山”、“入世”,做讲演,参加会议保持了与外界、与世界的必要的联系.费尔巴哈和海得格尔,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思想者、学术研究者,保持同外界的信息沟通和思想交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说,是不存在“纯学术的”.这里也不关乎是否存在“功利目的”的问题.因为,这里没有涉及“功利”这个范畴,它只在“学者/研究--社会现实”/“个体思索/研究――群体切磋/争论/斗争”这个范畴和命题的区域戒.从这一观点出发,我想,我长时期的被封闭甚至是禁闭,长时期的身处荒僻农村、而且过的是别人规定你自己则遵守“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严规的生活,同时,更不可能参与任何思想的、文化的与学术的交流和论争,始终是处在正接受批斗或准备接受或预先恐惧着哪一天要被批斗的心理状态中,这样的主客观生存状态,对于学术研究,其阻滞、妨碍、促退的作用,是很明显也很巨大的.我在这里,丝毫没有拿客观原因来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不理想作辩护的意思.只是从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来总结经验教训和探寻其中的规律而已.――总之,一株身本柔弱又长期弃置荒原的蒲公英,是难得正常地、顺当地生长、开花和结果的.而那些“果实”中,除了“实际社会生活酿就的甜汁”,也就是“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的积极作用之外,也还有“苦难酶化出的苦液”,即风雨历程所留下的消极的影响和所造成的思想-文化上的某种程度的迟滞与贫瘠.我常常为自己最近二十多年中的学术研究与论著的思想上的不够开豁,文化底蕴的不够深厚和整体水平的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而既感愧赧,又觉遗憾.这固然是个人才能所限,但客观的、历史的原因,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杜甫有句：“文章赠命达,魑魅喜人过”.古往今来的许多事实证明,苦难的经历、缱绻的人生、不幸的遭遇,往往成就杰出的作家、学者、哲人、思想家.这是“生活的苦酒酿出了思想-艺术的琼浆”. 这是符合创作与著述的规律的.但是,这主要的意思我以为却是在讲命途多舛则能体察社情民心,能累积社会生活的素材,足供提炼酿造思想-―文化―艺术的成果,而不是指物质生活、物质条件的匮乏与低下.鲁迅曾经讲过,“文艺是余裕的产物”,真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无着,是很难创作的,至于学林研究与论著撰述,更是在图书、资料方面,要有一定的保证,生活要安定,最好有比较安稳清静的环境.这又是学术研究与写作,同文艺创作不同的地方.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有比较宽松的环境和文化氛转,才能使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得以展开,作家、学者的才能得以发挥.至今仍然是我国文坛领军人物“‘五七’作家”――一九五七年错划、曾经多年沉压底层的作家们――当年在基层生活,在劳教营甚至监狱劳动改造时,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政治环境、文化气候,都使他们无法思考、创作；他们的才能,都是在新时期环境和生活条件改变以后,才得以发挥的.回顾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与写作生涯,我深深感到,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没有这些年来的学术艺文的发展大环境,当然,没有我自己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物质生活等等方面的照比以前的“天地悬隔”的变化,而依然是此前二十多年那样的“风雨载途,颠沛流离”,想要取得现在所得到的成果,那是绝不可想像的.

说起这些,无意纠缠往昔,只是从宏观视野和长时段历史观出发,研讨“历史的脚步与规律”.主要有三点：一、贫穷困厄固然有“造就人才”的一面,但也有“耽误人才”的一面；二、这是因为,一定的物质条件包括生活条件,和体现在“文化设备-文化资讯-文化环境”方面的物质条件对于作家艺术家、学者、文人等文化思索者与创造者们来说,是必备的、基础性的,不可或缺的；三、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和文化气候的适宜,对于解除闭锁、开发智能、激扬思想才华,尤其重要.

联系到我自身的命运,我既有“往昔的遗憾与惆怅”,也有近二十多年,特别是晚年的“今朝的欣慰与企盼”.一九九八年《彭定安文集》一至四卷的出版,这次文集第六、七两卷的出版,以郑重的事实反映了这样两个方面.文集能够出版,文集所有论著的内涵,既反映了蚌病成珠、“缱绻困厄培养成全人”的一面,也因其思想内容、文化蕴涵的不够理想,而透露了“个人才学”的不足和欠缺,以及因其艰困生活和不幸遭际所造成的“闭锁迟滞、耽误压抑”的消极影响的后果.

五、

“为学不愿做冬烘”,这是我的学思的基本态度.我的经历和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都使我不可能抱着“为学问而学问”、“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来从事写作,反倒是一直坚决地反对而且嘲笑这种态度的.“理论联系实际”从青年时代起就是我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我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一直坚持“是否联系实际和为社会实践服务,是社会科学院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提法.不过,对这一问题,我也逐渐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这就是,不能急功近利地、狭隘地理解学术―文化为实际服务的问题.其实,强调理论为实践服务,本质上,不仅强调了理论“要服务于实践”的“实践”的观念、要求,而且,在这同时,也就强调了理论的意义、理论的价值,强调了“理论”的观念.因为,不是什么别的事物去为“实践”服务,而是“理论”去服务,所以,在这里,就不仅“实践”、“服务”是很重要的；而且,“理论”也是同等重要的.因为没有理论,拿什么去服务?理论不高、不深,又怎么能够服务得好?这样,为了为实践服务,就要学习理论、提高理论水平,真正懂得理论、通晓理论、掌握理论的精神实质.这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连锁要求和活动.费希特曾经说过：“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着更能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这是一个学者的命运,也是,或者说应该是学者的自觉的“命运感和责任感.也许可以将这称为“学者的社会觉悟”.

六

据我的自我体察,在我的所有著述中,都贯穿着一种个人情怀,其中则又贯穿着总体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一种对于历史―社会―生命―人生的思索求索.这同我的坎坷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也许可以说就是我的风雨载途生命历程与人生际遇的反映.当然,我这样说,只是想说自身作品的一种品性和气质,但“具有”,却不等于“有水平”.我曾经长期处在社会最底层,这还是说的所处的“社会所在”,是说“同什么人生活在一起”,“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从社会身份来说,则连所谓“底层”也谈不上的,那是“牛鬼蛇神”,是“黑五类”,实际更像印度的“不可接触的人”,是处在社会之外即“入了另册”,连底层的人们也远远不如的.这种人谁接触了,更不要说关心了,谁就要倒霉.曾经处于这种“非社会位置―无社会地位”的地位的人,往往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和心理,一种是对于社会的怨愤与仇恨,甚至仇恨人以至人类,因此,他们有的愤恨终身,郁郁以死,这是多数,少数的则报复社会,走上破坏社会的道路,那就是害人害己害社会,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社会的祸害.但也有另一种人产生.他们从自我同情,到同情同类,以至扩而大之,萌生阔大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一种深深的,怀着自身血泪的人文关怀.无论何人受到社会的蔑弃、欺压,他都感同身受.我想,这也是一种“歌德所说的“种下的是跳蚤,收获的却是龙钟”.

这也是一棵荒原上的蒲公英的心意与心愿.奉献一棵蒲公英式的奉献,微末渺小,但是真诚、深挚,“物轻情义重”.

趁文集第五、六卷出版之机,写下这一点感想附录于后.

只是一种蒲公英式的倾诉,一种蒲公英情结的宣泄,一种蒲公英式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