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2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文学所副所长包明德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文学所所长杨义、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庆浩作大会致辞.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近百名学者出席了会议,70多名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并在会上作了发言.闭幕式上,荣誉学部委员邓绍基研究员致闭幕词,刘跃进副所长作大会总结.
本次会议的论文,涉及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文学文献学以及文学基本理论、文学史研究方法等多个领域,内容非常丰富.正如杨义研究员所说,这次会议集合了多重的知识结构、多元的学术理念、多样的研究方法.搭建起了一个古今对话的平台,对于以往和未来的文学史写作具有总结,前瞻和导向的意义.会议成果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介绍：一,文学史的本体研究与撰写.二、文学史写作理论与实践的深化.
文学史编撰迎面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何谓文学”不界定“文学”的含义,“史”将无从谈起.杨义在大会致辞中说,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本体、独立的精神对象、独立的学科,是跟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崛起、高扬,最终成为民族的共同财富这个过程分不开的.从英文的Literature看,文学有多重的含义,一个是文献,一个是学问,一个是诗文.文学独立成为一个学科,是在19世纪浪漫主义出现以后.中国文学独立成为一个学科,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高建平(文学所)提出了文学史书写的双向互动关系,即顺向的文学史实记录和逆向的依据后起的理论对文学史构建.因此,随着理论的发展,文学史就会不断被重写.刘方喜(文学所)指出,五四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有着一条由“纯”而“杂”的演变脉络,从“纯文学”的角度去建构文学史,就会使文学史的丰富性受到了严重的遮蔽,转而走向另一极端,又使文学无限泛化.张未民(《文艺争鸣》杂志)以《诗经》为例阐释“何谓中国文学”的观点,并论及“中国文学”是数千年来被东方这块土地上的偌大社会人群所不断建构起来的文学共同体.陈国球(香港科技大学)以普实克对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抒情精神”为研究中心,试图寻找有助于增强对中国文学整体认识的核心因素,和发掘贯穿于中国文学各分期的文学内在精神.
文学史研究是文学本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以往的文学史撰写,学者们进行了认真的反思.邓绍基指出有一百种编写文学史的思想,却不可能有一百种与这种思想相对应、相契合的文学史写作实际.引导我们思考现有文学史著作的得失.学者们首先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程作了回顾,赵利民(天津师范大学)认为中国的“新史学”、“国粹派”都不同程度地以西方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理论对旧史学进行改造.胡适等人突破了传统文学史观的循环性、复古性的特点.走向以“进化”、“进步”、甚至“革命”为特征的文学史观.党圣元(文学所)梳理了“进步观”之思想谱系及由传统变异发展到现代意义确定之演变脉络,在此基础上分析“进步观”由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的缘由.耿传明(南开大学)就为什么说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写作是以胡适《白话文学史》为开端的话题为导引,全面论述了文学史的写作与现代性的知识建构的关系问题.张全之(曲阜师范大学)就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的“五四文学革命”论述了意识形态对文学史撰写的影响.周棉(徐州师范大学)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过程中.留学生群体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南哲镇(岭南大学)介绍了二十多部韩文版的《中国文学史》,显示出国外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当不止于我们所确知的数量.总之,学者们都意识到,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撰写能取得巨大成绩,并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是有着学科演进乃至文化发展的背景,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势的.
学者们在眷然回顾昔日荣光的同时,也有着憬然有悟的反思,并对文学史写作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展开了更为热烈的讨论.温儒敏(北京大学)将文学史研究分为三个层次,文学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寻求文学生命之根.陈晓明(北京大学)认为在历史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依然无法放弃,却又难以维系其客观性的悖论境遇中,文学史写作好的办法就是调和后现代语境与现代性宏大叙事之间的矛盾.叶舒宪(文学所)认为不仅要清理批判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积存已久的三大症结,还要重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提出寻觅原创性文学史的主张,要求从“拿来主义”进至“创造主义”,通过“文化习语”走向“文化创语”.丁国旗(文学所)呼唤文学史写作的“生命化”精神.李怡(北京师范大学)指出教学型文学史是文学史写作最大的盲区.
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原则、指导思想和方法等问题,李建军(文学所)指出,一切历史的书写,最终决定于研究者的“史识”,决定于他对那些重要历史命题的基本判断.马驰(上海社会科学院)强调应当重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石昌渝(文学所)提出文学史写作应该尽量接近历史的实态,研究文学自身发展的问题,同时也要注意文学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指出,文学史写作须从理论与现象两个方面讨论,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新时期文学史写作的突破.于景祥(辽海出版社)强调文学史写作的真实原则,傅刚(北京大学)通过对传记与传记文学的研究,提出“历史真实的确有表象的真实和本质的真实,而本质的真实往往需要文学的手段才能确切反映”的全新观点,值得注意.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论述了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如何传承与更新的问题.张中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选取《诗经》作为样本,论述全面、周密的科学取样方法是准确“还原”真实的文学史的保证.
关于文学史关注的对象,陈庆浩为我们勾勒了一个世界性汉文大文学史的轮廓.汉文学史应该是研究所有以汉字创作文学作品之历史,文学史编写者的视野应容含世界各地的创作,如日本的一些准汉籍,中国的一些方言文学均应进入视野,某些文类如文学、儿童文学等亦应有适当的叙写.包明德呼吁文学史写作要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文学,指出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是不断反复转化的,游走的诗情在民间闪现着瞬息即逝的电光石火,这是万万不可忽视的.汤哲声(苏州大学)的论文就“鸳鸯蝴蝶派”以“文学身份”入史这一事件为契机,论证了通俗文学应该在真正的“现代文学”中占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其前提是文学史观既能超越雅俗,又能统领雅俗.刘秀美(花莲教育大学)介绍了台湾原住民口头文学创作兴起的背景,认为这些文学理应纳入中国文学史考察的范围.安藤阳子(早稻田大学)以所谓的“满洲国”女作家吴瑛的文学为个案,探讨日本占领时期,东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琴知雅(延世大学)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剖析中韩文 化交流的渊源及其文化的异同.如果栾梅健(复旦大学)指出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丰瞻的文学之河与研究缺位的问题,提出了目前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不足,那么上述论文都是很有意义的补充.
以上论述,都是深寓前瞻的回顾与反思.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文学史写作的深化问题,所谓“深化”,应包括深、广两个方面,要有真知卓识,要开拓深、涵盖广,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在文学史研究的具体思路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值得思索的问题.
(一)“文学史识”与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态势,是会议呈现的鲜明特点.扬之水(文学所)提出用格物之眼贴近文学,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构成一部充满生活史细节的文学叙述史,她以具体的事例证明了这样一种方法的可能、实践与意义.张中良(文学所)在谈到现代文学的多样性时,借用“生态系统”的概念还原中国现代文学的多样形态,引发出对环境与文学的双向互动的大文学史观的深层思考.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通过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的演变,说明注重当代文学问题史的研究,是当代文学史研究更丰富、更具多样性的需要.白烨(文学所)指出,当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学批评.杜轶文(横滨市立大学)通过中日两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的比较,具体地呈现出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多样性.宋如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叙写了台湾对大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由边缘到中心,再由中心返回边缘的盛衰过程,提供了另一种文学史写作参照.潘碧华(马来亚大学)梳理和探讨了建国以来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历史记忆,高度评价马华文人从对原乡的依恋到对异国的本土认同的复杂情感转换中完成了在非主流地位的文化环境里自身思想的真实记录.这是确立好的“史识”观的典范.
(二)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是新世纪的学术热点,也是这次会议讨论较热烈的问题.陈文新结合其主编十八卷《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经验,归纳出文学编年史建立叙事整体感的三种方式,即将纪传体文学史、纪事本末体的长处和“长时段”概念引入编年体文学史中,是文学史写作理论的新建树.於可训(武汉大学)从现代文学编年史的撰写中构造了一个“用事实说话”的文学史的逻辑和秩序.张泉(北京社会科学院)说区域文学史是区域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学术增长点.刘跃进(文学所)以秦汉文学空间为研讨对象,将秦汉时期的文化区域分为八个区域,并从史传目录的著录考察各个时期的文化发展情况.王筱芸(文学所)承继“宋代近世说”和“唐宋转型论”,以柳永词作为个案,从都市文学的角度对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进行了新的尝试.郭延礼(山东大学)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关注20世纪第一个20年(1900－1919)的四大女性文学群体.
(三)文学史分期历来是文学史研究的老问题,但这次会议的论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蒋寅(文学所)提出一种以文化类型为依据来划分文学史时段的分期方法,将20世纪以前的古代文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商周至东汉末,贵族文学占绝对地位的贵族文学时代.(2)建安时代至唐末,士族文学逐渐取代贵族文学成为主流的士族文学时代；(3)北宋至清末,庶民文学逐渐上升,最终压过士族文学,占据主流地位的庶民文学时代.郝明工(重庆师范大学)认为中国文学的现展历经百年才得以趋向完成,有必要展开“百年断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朱德发(山东师范大学)强调指出,“现代中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两个内涵与外延不同的学科范畴.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提出历史的标准与文学的标准不能简单等同的问题,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认为当代文学只有不断地“重新提出”,才能获取历史活力和“真正”含义.
(四)随着学科品位与境界的提升,比较文学的视野更为开阔,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也有了多方面的开拓.马银琴(文学所)认为孟子“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诗人”从此被正式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标志着诗歌作品本体地位开始确立.陈君(文学所)从剖析《两都赋》入手论及东汉前期政治文化的趋向.衣若芬(台北研究院)从性别反思的角度重新讨论蔡文姬的作品.吴光兴(文学所)分析了先唐“文章”概念的发生与分化.范子烨(文学所)深入考辨陶渊明《饮酒》其五异文,揭示其第六第九两句原初面貌是“悠然望南山”和“此还有真意”.许继起(文学所)考证了魏晋南北朝清商乐的建置.赵建成(黑龙江大学)以汉魏六朝小说为例,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多元文化形态的特点.刘汉初(东华大学)以苏词真伪的考辨为例,阐述了以作品风格作为辨伪依据的有效性问题.罗丽容(台湾东吴大学)论证了元散曲戏曲渊源的不可重叠性.杨子彦(文学所)从英雄与豪侠两个概念入手分析了《三国》与《水浒》的内在区别.荒木猛(佛教大学)考辨了梅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异同及其意义.夏薇(文学所)提出了有关《红楼梦》新的版本体系的个案问题.杨彬彬(文学所)以曾懿作为研讨对象,论及晚清中国“疾病的隐喻”与“才女”身份的改变.谭佳(文学所)论述了晚明文学史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与现代中国思想潮流的密切关系.徐德明(安徽师范大学)透过中国白话小说中诗词赋赞功用的衍生、蜕化探究其与中国小说发展变化的关系.杨联芬(北京师范大学)论述了“五四”、大革命时期“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形成背景.钟怡雯(元智大学)论述了五四诗歌在诗史的典律化过程中的意义.贾雷蒂(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推想,30年代的新文学史编纂和新文学作品的选集不是全盛时期的硕果,反而是人们对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怀有的深切的留恋.段美乔(文学所)论述了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活动.萨支山(文学所)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分析了柳青文学创作的意义.周瓒(文学所)以新诗为例论及“经典化”形成的各种因素.陈大为(台北大学)论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后现代诗歌创作.陈才智(文学所)总结了陈友琴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
会议闭幕式上还颁发了《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和勤英文学研究奖.
(夏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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