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惊天冻地的冰雪与感天动地的回家,这是2008年春节铭心刻骨的一幕.50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近2万辆车受阻于京珠高速、仅贵州就50多个县停电.农历大年三十这一天,我看到贵州卫视播报,黔南自治州州委书记亲临抗灾一线慰问抢修电网的外地电力工作者,与他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我当时最大一个感想是：要是能给他们送上一碗滚烫的肠旺面就好了.
尽管这并不现实,外省人也未必会认同肠旺面.但用经济的思维联想,却可以推论,肠旺面的发端与发展,与困难时期有特定关联.因为,作为一种产品,它的用料几乎用尽了被视为是废料的一切资源.肠旺面就是从资源内部,挖掘出了几乎是最后一点残值,去应对外部的艰难环境,从一个角度参与创造了中国小吃的文化之美.
记得一年前,我和贵州省人大财经委的一位官员刘永年,聊过这个话题.他说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贵阳吃过肠旺面.至今他还记得郭沫若对肠旺面的描写：一碗金黄金黄的面,红红的辣油、洁白的肠、豆腐一样鲜嫩的血旺、外加几根豆芽、翠绿的葱花,真是香气扑鼻,黄红绿白入眼,让人流口水.可以想象,抗战烽火下的贵阳,端一碗粘有点肉味的肠旺面在手,会涌起何种感受.它反衬的那个年代,物质该是何等匮乏?一点肉星味,会让饥肠辘辘的人,何等刻骨铭心?
为了搞清楚郭沫若与肠旺面的历史,我专程到深圳图书馆查了两天的郭沫若文集,结果都没有找到这段文字.部分原因是图书馆中保存的郭氏文集或单行本不全,其中《红波曲》只写到桂林.郭沫若携爱妻与友人泛舟漓江,船上小炊,居然喝了茅台.但《郭沫若年谱》表明,郭沫若在桂林参加了一个因日机轰炸而遇难的音乐家的追悼会,便取道贵州赴重庆,在贵阳有半天的停留时间.也就是说,郭沫若有在贵阳吃过肠旺面的可能.另外,清朝末年郭沫若的外祖父,在贵州黄平州任过州府,并在一次苗民中殉职.其家族后迁往四川.可以推断,当时如不是身边有才女爱妻陪着,郭沫若在贵阳吃什么,都可能没一点温馨的感觉.
限于藏书读书有限,郭沫若在贵阳究竟吃没吃过肠旺面,一时也弄不清,有待方家赐教.但作为一种平民食品,孕育肠旺面的历史过程大部分是贫困时期,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不用举证,大家都知道贵州历史上素来就是贫困地区.20世纪80年代,我曾在威清门一家肠旺面馆,求教于小店店主,他说因猪下水（猪肠）在许多人眼里是废物,没人要,难洗,便宜,所以聪明勤劳的贵州人把它拿来发明了肠旺面.一者废物利用；二者便宜的东西,经过再生,仍在一个便宜的范畴,让人感觉经济实惠.
显然,这种解释,规避了对正宗肠旺面的历史考证,但却符合肠旺面崛起的经济原理.它之所以出现在贵阳,首先源于贵州经济贫困；二是它“螺蛳壳里做道场”,在没有人要的“垃圾”上创新.如同成都名小吃夫妻肺片,原材料也是肉市上剩下的边边角角.废物利用,一切发明都有了创新空间,遑论一个肠旺面；其三,作为在战乱与贫困中出现的城市,贵阳是一个低端消费人群集聚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对消费猪肉与消费猪肠子的差异,促成了人们的主观选择,进行了资源配置――从接受到更多人参与,造就了一个肠旺面特色食品市场；第四,人是市场的第一要素,人的习惯会积累文化,渐渐地脱离与超越经济成本,获得边际效应,形成肠旺面口碑相传的无形资产与不让大排面、鸡肉面的市场.我从4毛钱一碗吃到现在的7、8块钱一碗,九十年代在深圳,还吃到过15元一碗.其量,最高差37.5倍.
特定时空下,特定人群的共同偏好,造成了肠旺面鲜明的地域特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肠旺面与肠旺面爱好者的参与,训练了人们的胃肠,使人们由生理适应,到文化偏好,进而勾兑了人们的灵魂,跨江跨海地要掏诸位的腰包.
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一个在洛杉矶生活的贵阳人,因父亲生病赶回贵阳,抽空在省医后门附近吃了一碗肠旺面.阔别20余年,这碗肠旺面,在他的血脉中激活了生命中对家乡的全部感觉.
对于身在异乡的贵州人,哪怕是挂在网上的一碗面,都能起到滋养灵魂的特定作用,多少寄托一点游子对精神家园的渴望.能够超度游子生命的一叶扁舟,想来也能安慰一下在路上啼叽号寒,辛苦奔波的回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