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11年底,蒋瑞国关闭了他在北京的公司――一家提供婚庆服务的网站,转赴成都发展.眼下,蒋已经是成都一家软件公司的技术总监,过着典型的中产成都人的生活：每天早上从家开车15分钟到公司,下午5点下班.到了周末,骑着自行车到郊县转悠,最远的一次骑到了雅安.
蒋瑞国这样的IT精英,正是成都市政府所竭力吸引的对象.在成都市“十二五”规划中,软件、金融等现代服务业被列为“优先发展对象”,同时还要求“实现跨越式发展”.“快城市、慢生活”是当地官员描述成都最时新的一句话,所谓快城市的实质,也就是学习北京、上海,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
2011年时,成都大概有46%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副局长狄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了2012年第四季度,成都人力资源市场上超过62%的用工需求都来自第三产业,这里面既包括蒋瑞国这样的高级软件工程师,也有家政服务员、酒店服务员等.
201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等收入国家.与此同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动机也开始调低转速,这一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回落到7.8%.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步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服务业将加速发展.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追平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均为8.1%；而根据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的研究,前者的增速,在2012年的头10个月,甚至比后者快了1.5个百分点.在服务业加快脚步的同时,2012年全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3.2万亿元,已经迫近第二产业（23.5万亿元）.
几乎在同一时间,就业人口也开始向这一产业转移.2011年,服务业在全国就业人口的占比为35.7%,首次超越农业近0.9个百分点,位列三大产业之首.
劳动力大军加速流向服务业的趋势,不仅在成都表现得日益明显,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而这种变化在未来数十年内仍将持续,并最终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劳动力回流中西部
蒋瑞国回到成都工作的2012年,正值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关键转折期.
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建国以来首次出现下降,比上一年度减少了345万人,标志着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开始从顶峰下滑.
另一重大转折是,过去二十多年,曾经“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农民工人潮,其迁徙路线图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65.4%,比上年降低1.5个百分点.
而农民工的就业领域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尽管制造业仍是农民工就业的第一大渠道,但对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发现,最近几年,外出农民工从事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非常明显,其中,2011年比2009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
这些变化,在四川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起草的《十二五期间四川人力资源状况和就业形势分析研究》称,该省劳动年龄人口人数到2013年开始出现绝对数量的减少,长期存在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整体格局,开始加快向供需基本平衡的方向转变.
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郭正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过去很多年,四川农村劳动力的省内外流动比例一直是四六开,到了2012年,这个比例对调了,60%的农村外出务工者选择了在四川省内就近就业.这就是说,在两三年内,就有近400万农民工重新回到家乡,就近找工作.富士康来了之后
农民工的“回潮”,几乎是一夜之间,使成都东北角的郫县,成了内陆的又一个小东莞.
最多的时候,这里聚集了近26万人,他们都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只生产同一种商品.当地官员乐于介绍这种变化,举得最多的例子是,全球60%的iPad产自成都.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也被当地政府视为一次难得的战略机遇.一切变化的源头,正是2010年富士康来到成都,然后潘多拉就被打开了.
继富士康之后,同为台资企业的仁宝电子、电脑销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联想集团、美国戴尔公司,也陆续跟进,来成都买地盖厂、招兵买马.按规划产能推测,到2015年,全球每五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由成都制造.
2011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员陡增了17万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提升了1.6个百分点.而这一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则轻微下滑了0.1个百分点,但就业人员仍然增长了近7万人,总人数较第二产业多出近90万.目前,2012年的统计尚未完成,但劳动部门预计,随着富士康等公司产能稳定,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增速将趋缓.
但是,成都是想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东莞,又一块西部加工出口的飞地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郭正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四川省和成都市,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政府大力度地招商引资,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其目的是加速工业化进程,进而才有可能向服务业主导的发达经济体转变.
从下面一组投资数据也能看出成都政府在发展产业上的倾向性.2012年,成都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890.1亿元,其中,第三产业为4064亿元,占比近68%,远远超出对第一二产业的投资力度.2011年,第三产业占成都经济总量的49%,这一比例仅比深圳低了4个百分点,在内陆省会城市中位居前列.2011年初,戴尔在成都开建“全球运营基地”,一开始的规划,就是集生产、销售和于一体.这一定位与戴尔在厦门投资做法一致,即不仅仅只是要盖一大片组装工厂,招聘几千个初中毕业的流水线工人.
把富士康这样的加工组装企业请来,其背后的深意,乃是在引入IT业制造基础之上,渐次发展软件研发、销售,这些产业链上附加值更高的业务.
而一些跨国公司之所以愿意在成都设立研发、销售部门,在当地政府官员看来,这与成都电子工业基础、人才积累、以及城市环境有关.历史上,成都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只是在十多年前,随着国企衰落,整个产业随之凋敝.但工业基础,特别是人才储备都在,这为成都的下一步布局埋下伏笔.现代服务业爆发的前夜
在成都市的规划中,位于郫县的高新区西区侧重发展生产型服务业,而城南天府新区,则代表着成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劳动力流向新趋势.
蒋瑞国公司所在的成都高新区南区,位于成都城南,2011年被划入规划中的天府新区.这里集中了全市近90%的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早在五年前,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曾一度提出,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的口号.位于印度的班加罗尔,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研发外包中心,也是这个南亚国家引以为傲的新经济代表.
目前在高新区落户的软件企业大概有三种,第一类是腾讯、华为、阿里巴巴、诺基亚西门子等IT大鳄设在这里的研发中心,这些公司的规模大都在千人以上.第二类则是数百人规模的本地企业,对人才需求比较稳定.余下的就是一大批创业型小公司.
到2012年底,在高新区落户的创业型公司大约有近1000家,大部分是一二十人规模的小团队.在成都火车南站附近的高新园区写字楼里,这样的小微公司比比皆是,那些挤在格子间里、噼里啪啦敲打键盘写代码的,大都是穿着帽衫牛仔裤二十出头的青年人,让人恍惚间觉得回到了大学校园.
在蒋瑞国看来,成都的房租只有北京的一半,普通软件工程师的年薪也只有北京的一半.因为成本低,“同样的投资,这里‘烧钱’的速度也比北上广要慢得多,小公司也能活得更久一些.”
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份材料显示,在过去三年,政府对9.5万名大学生进行创业意识培训,并帮助4851名高 校毕业生成功创业.
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郭正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电子科技大、四川大学等重点大学的毕业生,能有三分一留在四川就算不错了.这两年将近有三分之二就近在成都找工作.用工荒转向服务业
伴随着供应链的延伸,用工荒再度出现.只是,这一次的用工荒,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
2012年,成都市软件相关产业突破1000亿元,占国内软件总产值的5%,在内地城市中居于前列,因此,对软件工程师等人才需求胃口也越来越大.
3月18日,在智联招聘上,首次刊登招聘软件工程师广告的成都高新区企业,数量达15家,其中大部分都是人数在100人以下的小公司,释放的职位总数在50个以上,最热门是嵌入式软件工程师、高级Ja软件工程师、IOS软件工程师.蒋瑞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三类软件工程师,不仅成都紧缺,在北上广这些地方也是大家争抢的人才.
从2010年开始,成都政府陆续出台一些鼓励创业措施,比如凡是在移动互联网知名企业工作3年以上、任中高级职务的管理人员,只要来到成都高新区创业,最少可获得100万元的创业资金支持.此外还有办公用房补贴,50平方米的办公间,政府最多每个月的补贴能有2000元.
富士康工业园20多万员工,高新产业园里的成千上万的软件工程师们,也刺激了成都服务业的繁荣.
锦江区劳动力市场主任黄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春节以来,该市场每天发布的招聘信息都在一万条以上,但前来求职的人一般在七八千左右.特别是家政服务,比如住家保姆、育儿嫂这些职业最为紧俏,供求比已经达到1：3.服务业起飞仍需改革
政策的扶持、特殊的产业、人才结构,以及闲适安逸的城市性格,最终促成了成都服务业的起飞.但是在更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服务业在就业总量和经济总量的占比攀升速度则较为缓慢.
不过,从去年开始,这一局面已经有了变化.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2012年,中国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差距,才首次缩小到一个百分点以内.这年,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首次“追平”第一产业,但是,却创造了比第二产业多近6%的就业岗位.2011年底,服务业创业的就业岗位首次超过农业,成为中国第一大就业领域.
服务业开始拐入快车道的历史趋势,与现行经济结构偏重于工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的格局显然已不匹配.最为明显的制约因素是,税收上存在着诸多不平等.国家早已取消农业税,在增值税、营业税两税并存的情况下,服务业长期受到重复征税的困扰.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
多年来,商业等服务业还一直承受高电价、高水价的高成本束缚.甘肃农业大学教授贺有利表示,在兰州,经营服务用水的每立方米单价高出工业用水近三分之一,商业用电单价是大宗工业用电单价的两倍多.
2009年至今,贺有利已经连续四年主持编写发布《中国三产化/服务化排行报告》,也是国内第一个提出三产化/服务化概念的学者.他认为,服务业发展不畅,既与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对其重视程度还不够.由于第二产业在创造GDP上强于服务业,而当前很多地方政府最看重的还是GDP,政府招商引资也首选工业.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在发展服务业上并不积极.
但是,在今年的“”上,贺有利注意到一个细节,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对于“三二一产业”这一新排序,贺有利看到了服务业发展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