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银川只有一条主要马路,从贺兰山下一直延伸到银川的东门,贯穿了银川市的3个地方：新市区、新城、老城.当时,银川大街上有个顺口溜,新市区是战场,新城是赌场,老城是情场.我就住在战场的第一大“街”――同心路.星期天在同心路上走来走去的人,无外乎是周围3个大厂子里的人.西北轴承厂和长城机床厂的东北话,水泥厂和平吉堡的宁夏话,宁夏化工厂的中宁县、大武口、宁大话,氮肥厂的南腔北调,很容易区分.1989～1990年,黄军帽喇叭裤和大鬓角,双卡录音机已经退出了尕子和丫头们（小伙子和小姑娘）的生活,我的同学们也都踏实下来上班,谈恋爱的谈恋爱,哥们在喝酒闲谝的时候,也更多开始提到钱和生活.1990年的时候,我在外面晃荡了一圈没什么出息,就又回到了这里.
1990年,有个哥们要开一个歌舞厅,知道我会弹吉他,就来商量搞个乐队.我的打算是4个人,就是吉他、贝斯、鼓、键盘,再找几个流行歌手就行.于是,我找到了新城的贝斯手老刘,然后我们找鼓手,老刘说找东安.
东安在新城,新城就一条街,银川有句话：“新城街上两座楼,一个站两头.”新城是这座城市在2000年之前变化最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新城就意味着啤酒,因为有糖厂,糖厂有个麦芽车间,所有的银川人都喝这个麦芽车间生产的啤酒.
银川一到夏天,晚上街边都是散啤酒罐子,两三个人一桌的就按脸盆卖,用塑料杯子,一脸盆一脸盆地喝.那会儿如果你去银川,满大街的酒摊子都是一大摞一大摞的五颜六色的脸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卖脸盆的.
新城街上有多长?就3站：新城东站、中岗楼、新城西站,东安就在新城中岗楼.我们进去时,东安正边唱边打鼓,宽宽的脸盘全是汗.
他最早是长城机床厂的工人,后来因为喜欢摇滚乐辞职了,专门搞音乐,他和我们说他在搞作品,我们高兴地玩了一下午.我们这一代新市区男人说话爱带口头语,“我×太好听了,我×又错了再来一遍等”
第二天,我们又找来了键盘手和歌手,开始在新市区友谊餐厅二楼排练,每当东安唱起《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我们全都热血沸腾,每天排练完,少不了狂灌一通.
同心路这时候已经初具规模了,成了新市区的中心,这之前宁大附近文化宫才最热闹,各厂矿因为承包制改革给很多人带来了点实惠,大家兜里有点钱.
中秋节,歌舞厅开业,生意极火,那时不需要小姐,每个歌舞厅都是以乐队为主招徕客人,我们自诩是银川最新潮的乐队,纯电声,流行歌,从谭咏麟到崔健,从潘美辰到邓丽君,迅速征服了同心路的小商小贩和各个厂的年轻人.歌手唱《水中花》,他们就跳慢四步；东安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们就跳颠四.
东安那会儿是队长.我负责写谱子排练,他负责考勤计时组织.那时最火的歌是潘美辰的《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每次歌手在唱到最后反复的时候有两句和声,原版磁带里是潘美辰自己录和音的,东安经常到那两句就主动伴唱,嗓子很高,偶尔他心情不好,就不唱,我就会回头看他,然后用吉他弹出那两句.
后来因为我开始找对象,就懈怠了,谱子也不写,直到有一天东安找来了新的吉他手代替我的位置,我有些不高兴,但也没太当回事.后来大家各自胡混,听说他们去了南方,后来听说他们回来了,又听说他们散伙了.
我们有10年没有再见面,我从同心路进了老城,2003年去了老城一家星级酒店里的歌舞厅混饭,生意不错.2003年银川市的房地产已经如火如荼,斜对面的广场又开始盖楼,好像是在集资,每天有很多人在那儿排队,喇叭里的画饼声慷慨激昂.周边的盐池到定边一带的石油生意正好,经常听到有人前一年还给别人打工看油井,突然有一天自己挖出了一口井,出了油,一夜暴富的故事.城里城外的都会开着豪车来银川市消费,有时候干脆就包场.夜夜歌舞升平,我们的主持人隐藏起银川口音,用生硬的二半吊子港台腔,把舞台搞成一个山寨百老汇,这个时候乐队在这样的舞台上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我时不时地接待南来北往的二人转演员,迈克杰克逊模仿秀、迪克牛仔模仿秀等等各种明星模仿秀.他们在夜场的行当里,有个名字,叫“嘉宾”,要比我们本地歌手贵几倍,越贵的越卖力,我好几次看到,汗水在他们扑着厚厚脂粉的脸上冲出浑浊的印子后掉在地上.即使这样,他们多半会从容地灌下那些客人强行递上的大扎大扎的啤酒.出来混,一定要给面子.
有一天舞台上需要一个鼓手,我就又想起东安了,请他来打鼓,性格还那样,不顾场合地大声哼唱和讨论流行音乐,没心没肺,见面银川白酒.过了几天东安提起他媳妇,来自内蒙的草原女子,名字挺长我没记住,说他们快离婚了,又过了几天,东安几乎天天喷着满嘴酒气来上班,我说以后上台前别喝酒啊,他支吾着,但是舞台上一结束就组织酒桌.
一天我问他还唱歌吗?他说以前在南方唱刀郎的歌,感动过很多小姐,我说那你能唱就唱,养家糊口嘛.我上下安排好后,还每天给他打鼓,一个月后,他终于离婚了,更是每天喝得两眼通红,我劝他的同时也暗示他,这个小城市不是每个人都能一天挣一百块钱的.现在他连刀郎的歌都唱得晃晃悠悠快上不去了,他说,我×!调太高了,我就用软件给他降调.
东安后来就不怎么唱了,再后来那个歌舞厅被一个南方老板包了,我们集体下课.有次我们在前进街夜市摊子喝最后一场的时候,其实我几次张嘴,想提十几年前的旧事,但是都咽下去了,就这样像往常一样喝了一场后,做鸟兽散,我也结束了混场子生涯.
我又见到东安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那次是我喝多了,不知道怎么回的家,第二天我老婆告诉我是东安送我回来的,我就赶紧打谢谢他,他礼貌地说没事没事,让我以后少喝点,注意身体.
这次,东安说话从头到尾没有带一个“我×”.
1992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同心路口摆了一个烟摊,旁边有一个卖眼镜的,叫老欧,浙江人,两口子都是小个子,很瘦.那时候,同心路还没有大市场,里面是个菜市场,外面一条小马路两边挤满了商贩,百货齐全,小偷逐渐也多了,在街上横冲直撞,好几次见到他们偷东西暴露了,和失主吵架,有时候干脆就打起来了.老欧一般老远见他们走过来,就会掏出烟来,递烟打招呼,有时候他们几个路过老欧摊子的时候,从他的眼镜架上随手拿个眼镜戴上,对着镜子照一照就走.
老欧就会赶紧说,哥们,哥们,给个本钱,我不容易.对方一般会半笑着耍赖拿着跑掉,有几次他们喝了酒拿他的眼镜,老欧刚上来夺,对方上来就是几炮锤,老欧老婆过来拉,他们就连他老婆一起打.他两口子经常被打得满身伤,却总是不松手,也不还手,只是一个劲说,你给我个本钱,给我个本钱等最终是抢不过的,老欧会气喘吁吁去擦自己的血迹,欧嫂在旁边叨叨,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觉得那一年同心路挨打最多的人就是老欧,即使这样,第二天早上8点钟,老欧还是会准时在同心路口摆出他的眼镜摊,笑着和每个人打招呼、递烟.有一次深夜,我经过他们家门口,看到他家一屋子眼镜片和眼镜框,两口子在安装,然后很熟练地贴上标签.
2009年,我回银川,看到几个大的商城都翻新了,同心路也盖了新市区最大的商城,叫浙江商城,据说开发商是老欧的朋友,老欧参与了集资,买了好几间大房子,他现在在同心路有两家店,很大的招牌很大的字：“老欧眼镜店”,雇了几个尕子.
有一次,我回同心路,去他店里买东西,见到了留着油光大背头的老欧,已经微微发福.我像以前一样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他对着镜子很小心地捋了下头发,很从容地转过脸来和我打招呼,问我和家人可都好.他的伙计忙前忙后,任何顾客如果提出异议或者来反映售后问题,伙计都会不屑地说：“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店,你还不相信我们吗?”这句话在我抽一根烟的时间里被重复了至少3次.他老婆依然忙碌勤恳,对每个人很客气,只是在她转身的时候,看出来,有些老了.
1995年左右,老城区的大众歌舞厅里面,首府歌舞厅应该算生意最好的,就在羊肉街口,市政府的旁边.和其他灯红酒绿的场地不同的是,里面多半是银川本地机关的职工.这一年下岗潮淹过了银川市,机关里的优越性在降低,但是他们习惯了听从单位的安排,所以改变的脚步相比南方人和东北人要慢,几十年来,他们固守这样安分的生活――早上依然是街对面的宁园公园,锻炼锻炼,挑挑拣拣的早市,老银川、贺兰和永宁口音大声地叫卖,广播里有主持人在喋喋不休地煽情,说有人下岗后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后来做企业做大做强 的故事.
有些人从机关的小办公桌离开,变成了个体户、出租车司机、小饭馆老板.晚上他们就出现在首府歌舞厅,低消费的人群和舞台上低收入的艺人,舞客们国标舞的舞步并没有凌乱,鱼尾纹初生的眼睛依然顾盼生姿,从《山楂树》的蹦擦擦到《昨夜星辰》的探戈就是趟着趟着走.
没有人知道是否应该相信广播里传播的希望,但只要你足够沉默、倔强、逆来顺受,生活就能过下去.
我们在这里面伴奏,老板叫撒哥,比我们大七八岁,个子高高的,戴个眼镜,很机关单位的样子.见面的时候,撒哥看着我的长头发,用浓重的银川话说：“不要闹什么摇滚乐,我这点都是中老年人来跳交际舞的,你们闹球的那个别人不爱听.”
谈了几次后,撒哥说,每天只能开场的时候演一首摇滚乐,剩下就老老实实弹舞曲,先干一个月,合适了接着干,不合适就另请高明.我们答应了,工作不好找啊.
撒哥一般是开场前在大舞池里转一圈,就到他办公室去了,不怎么管事.有一天我们看撒哥好像没来,就把音量开大,先来个《无地自容》,下面的中老年舞客和国标舞师生,开始搂着跳颠四.颠一颠,踏不上点,再颠一颠,还是踏不上点,我们第二首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看,有的人捂着耳朵.
我们演了三四首玩得出了汗,然后才开始弹舞曲,电子琴开始弹起《山楂树》的时候,我们偷点懒,我和鼓手就去厕所,我说刚才我们玩的时候声音太小了,啥破音响嘛,我都听不清楚贝司声音.这时候我身后有人说,还他妈的声音小?我差些被震得从坑上掉了下去!我回头一看,撒哥在坑上蹲着呢,眼睛红红地瞪着我.就这样,我们干了一个月就滚蛋了,撒哥人很仗义,说了一个月就一个月,也不提前开除.
大概是1998年,体育场办了一个银川有史以来最大的演唱会,当时风头最劲的黑豹、臧天朔和苏芮――对于小城市来说只能在电视和磁带里听到的名字,都来了.
人头攒动,街道热闹,们严阵以待,一张票100多元,我们买不起,我和乐队的安彪站在体育场的铁栅栏外,音响轰鸣,苏芮的《一样的月光》前奏响起,她的现场声音很有质感,高音征服着我们,然后,当李彤的吉他响起的时候,我和安彪说,我们要组一个银川最好的乐队!去他妈的歌舞厅吧.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晚上.
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因为银川市已经开始流行迪厅了,所有的歌曲,都配上了咚嚓咚嚓的鼓点,下面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丫头尕子,大口大口挥霍着雪碧掺着杰克丹尼,他们只需要一个艳丽的领舞,我们依然无处可去.1年之后,我们在体育馆和北京来的明星们开了演唱会后,我解散了乐队.
在2000年元旦绚烂光彩的礼花中,迎来了新的世纪.满街黄头发和绿头发的银川市,修了八车道,白天有更多的外地生意人,晚上有更多的消费.节奏已经从“咚嚓咚嚓”进步到了“咚嚓打嚓咚嚓打嚓”了,一个慢摇的银川.
后来,我再见到撒哥的时候,是在西塔文化市场古玩城里,他在和别的文物贩子一样,在门口和别人闲谝.我和他打招呼,他很意外.我看着貌似古色古香的店面,和他客套着,但我也没有问首府歌舞厅什么时候不干的.
后来,我知道,首府歌舞厅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才交易中心.每次路过,看着那些熙熙攘攘的带着简历排着队的人们,我总是想到撒哥那双眼睛.
2009年,我在北京的《新京报》上看到家乡的名字――银川的房价涨幅,有一周是全国第一.我就给朋友打了,他们说,不但如此,房子还很紧俏,周边定边的,几个矿区和石油大县来了很多炒房团,买了很多房,房子就越贵越紧俏了,我们银川靠工资的人都再也买不起房了,现在的银川,是外地人的银川了.
我看着《新京报》上家乡的名字,笑着说,没关系,银川在我们心里,但瞬间我又觉得开这样油嘴玩笑不合适,尴尬地挂了.
2012年闹哄哄的钓鱼岛事件的时候,我在银川大街上,远处看到有游行的人群,我就赶紧打了辆车想躲开他们,车上广播里正播一个银川方言广播喜剧《的哥哈嘻嘻》,讲述了一个的哥的日常生活.
每次打车,10个银川司机有9个会放这个广播,一般我们会在一起听的时候一起笑着谝两句.今天我看这个司机有点郁闷,就套近乎说怎么起步价涨了?他说5月份银川市为了解决打车难的问题,给出租车涨了价,以前5块的起步价现在涨到了7块.我说那也挺好,这两年银川的车很难打,有一次冬天,晚上贼冷,我看见一个老姨妈在街边哭着骂呢.这下好了,你们也能多挣点.他说,屁呢,刚给我们把起步价涨到7块,车上的天然气就翻了一番,这么个我们不但不挣钱,反而跑远路还要赔钱.
我看着路上游行的人问他,你这个不会也是日本车吧?百姓买个车不容易,砸车的人肯定是不手软的.他很愤怒地说,男人要有个男人样子呢,虽然生活不容易,但是也不允许欺负我们中国人,这种大是大非问题,我们还是要支持国家的,砸了车他们就不买日本车了,这样他们的经济就不会那么厉害了,也就不会抢我们的地方了.
我看他心情不好,哈嘻嘻笑了他都没有笑.我就赶紧闭嘴,悄悄在广播的笑声中下了车.打开我的iphone4,网上的银川娃娃们已经对于砸车事件一片骂声――这是个年轻的城市.
我知道,关于银川的故事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自有人去说,这块土地有枸杞、发菜、贺兰石、二毛皮和正在享受的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有成千上万个东安、老欧、哈嘻嘻,还有我每天经过的西门桥头那样的银川场景.
时间就像唐徕渠的水,我们觉得永不停止.在渠边的广场上,有穿着校服在树下长椅上说笑亲嘴的娃娃,有跳舞的中老年们,还有中年为琐事发泄的汉子,有天天在桥头按摩的婆娘们,偶尔会和老汉们,带着皱纹打情骂俏.青春已经消退了,一半是五湖四海的风,一半是贺兰山的气息,浇灌了酒精和嬉笑掩盖下的心.
我们,都栖息在城市的标语广告牌下.
（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如有雷同,纯熟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