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通过对娱乐派和载道派文学观的批判,郑振铎系统阐明了他的文学为人生和如何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在新旧文学转型时期,客观解决了文学的个人性与社会性、审美性与功利性、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体现了文学追求自主的明确的现代意识.
[关 键 词]郑振铎；为人生；娱乐派；载道派；情感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12—0088—03
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发生的历史上,郑振铎无疑是一位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新旧文学观念激烈碰撞的转型时期,他通过组织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编辑文学刊物、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参加对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的论争等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形成并积极捍卫了文学为人生的新型文学观念,体现了破旧立新的锐气和鲜明的现代意识.
一
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文坛盛行的是游戏娱乐的文学观念.这主要以鸳鸯蝴蝶派文人及其创作为代表,认为文学是茶余饭后偶然想到的游戏文章,是一种消闲消遣的东西.他们的创作内容,不是才子佳人式的卿卿我我、相悦相恋的等内容,就是武侠、黑幕、猎奇、揭密、宫闱等,以闲适、趣味为格调,宣扬及时行乐、游戏人生的思想.郑振铎认为,这样的文学是不切于人生关系的不能表现个性的非人的文学.很多文学作品要么颂圣酬和,描写‘有闲’人物的游山玩水,流连风景,浅薄无聊；要么抒发个人思绪,不是无病就是谈穷诉苦.无论哪种内容都与平民没有多少关系,人们不仅不能从文学中得到什么益处,反而让这些作品的“瞒和骗”麻木了无数青年的灵魂.结果,往往“使强者盲动以自戕,弱者不动以待变.他们使本来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无知了,更宴安于意外的收获了.他们滋养着我们自五四时代以来便努力在打倒的一种鄙劣的民族性!”〔1〕
在郑振铎看来,“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2〕它既不是茶余饭后的调侃游戏之作,也不是躲在塔中的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艺术,而是社会生活的如实反映,是社会丑恶的真实再现.文学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为改造社会、制造光明承担应有的责任,从而实现它的社会价值.正是在为人生的意义上,郑振铎非常赞赏俄罗斯文学,认为“俄罗斯的文学是人的文学,是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是人类的个性表现的文学”.〔3〕它们反映了俄罗斯当时的真实的社会状况,描写了社会的悲痛和凄苦的声音,从而体现出文学真实的品格.因此,他一方面积极翻译介绍俄罗斯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为被封建旧意识笼罩的中国文坛打开了学习借鉴的窗口,另一方面坚持真实性的创作原则,大力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如果说对娱乐派文学观的批判还仅仅表明郑振铎具有与鸳鸯蝴蝶派不同的审美趣味、文学观念,还不能显示他的深刻之处的话,那么他对娱乐派文学观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危害的揭示与批判则是入木三分,令人心服,从而使他从表面的文学批判走向了社会批判.从社会制度层面看,客观存在的压迫与剥削是娱乐派文学观产生、存在的土壤.在受到极端暴政的压迫之时,一般民众由于力量不足而不能反抗,满腔的不平与愤怒只能使他们在心理上幻想大侠出现为他们报仇雪恨.这样就促使产生了大量的武侠黑幕小说.这种以不可能的幻想来宽慰自己没有希望的反抗心理完全是一种根性鄙劣的表现,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类似之处.另一方面,从社会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上也能挖掘出娱乐文学滋生泛滥的根源.具体而言,当时的社会以文艺为闲时的消遣,这种气候供养了娱乐派的文学和“卖文为活”的文人.这些文人迎合了社会大众的嗜好和趣味,来勉强地用单调干枯的笔来编造故事,以此养家糊口.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高扬文学的使命,就只有进行社会变革,根除娱乐派文学存在的社会土壤.“如果这个社会里一般读者的眼光不变换过,他们这班‘卖文为生’的人,是绝对扫除不掉的.即使他们知道忏悔,竟而改过了,仍旧会有一班后来者来填补他们的缺的.他们是‘应运而生’,并不是什么‘反动’.”〔4〕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在于与这班‘卖文为生’的人争斗,消极的把他们扫除,乃在于与这腐败的社会争斗,积极的把他们的那种旧眼光变换过.”〔5〕这样的话,郑振铎就把文学创作与社会改造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了.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由于普通百姓的认识水平、教育程度等的限制,他们的审美趣味不可能迅速很高,所以就需要文学来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为了民族的命运,为了挽救堕落中的民族性,为了救救孩子,文学应当大声疾呼,肩负起启蒙和社会改造的伟大使命.而这样的文学为真文学.他把真文学的使命总结为：“表现个人对于环境的情绪感觉.欲以作者的欢愉与忧闷,引起读者同样的感觉.或以高尚飘逸的情绪与理想,来慰藉或提高读者的干枯无泽的精神与卑鄙实利的心境.”〔6〕
对照当时的社会状况,他感到娱乐派的文学观尤其不合时宜.如果以娱乐为追求的终极目的,那么文学的天真与崇高使命就丧失殆尽.虽然很多文学作品使读者产生了愉悦之感,但文学创作的最初目的却决不应该是这样.娱乐派的文学观只能使文学丧失天真,堕落并陷于金钱的陷阱.特别是民族危难之时,文学更应该发挥独特的作用.“现在的世界是如何残酷卑鄙的世界呀!同情心压伏在残忍冷酷的国旗与阶级制度底下,竟至不能转侧.而人们的高洁的精神,廓大的心境也被卑鄙的实利主义,生活问题泯灭消减而至于无有.救现代人们的堕落,惟有文学能之.”〔7〕“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然而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的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恐总非它们所能安慰得了的吧.而且我们又何忍受安慰?萨但以毒箭射我们的兄弟,战神又不断的高唱它的战歌.武昌的声,孝感车站的客车上的孔,新华门外的血迹等忘了么?虽无心肝的人也难忘了吧!虽血已结冰的人也难忘了吧!”〔8〕时代环境迫使青年展开与封建势力的殊死搏斗,社会变革需要青年充满与活力.文学就要把青年的革命之火燃着,使他们心灵受到震撼,进而产生憎恶黑暗与涕泣不禁的感情.中国文学家应该自觉与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创作血与泪的文学,揭露弱肉强食、虎狼当道的残酷现实,表现社会普遍的压迫和弥漫其中的悲哀.这样就表现出了文学的良知与正义,表现了国家的苦痛与灾难,从而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最重要最伟大的责任.至此,郑振铎通过对娱乐文学观及其存在根源的批判与分析,阐述了文学应该具有的使命与责任.文学 不能关闭在塔里做白日梦,不能沉酣于个人的悲愉之际遇与回忆,而应该具有启蒙的品格.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民族危难之机,文学更要发挥对社会进步、民族性改造的巨大作用.“纯艺术的戏剧,决不是现在——尤其在中国——所应该演的.因为现在的丑恶,黑暗的环境中,艺术是应该负有一部分制造光明的责任的”〔9〕“血与泪的文学”的观念,就是文学的使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具体体现.
二
既然弘扬文学的使命,提倡“血与泪”的文学,那么是否要文学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是否就是提倡“工具文学”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郑振铎曾经说明他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主义,全部转向写作血与泪的文学；也不认为只有血与泪的文学才是好文学,别的文学一无是处.而是在他看来,在当时的环境中,应该并且必要产生这样的文学,而不是强迫作家去创作.
当然,这还只能说是郑振铎的一种带有个人色彩的宣言式的立场表述,而情感论的充分展开就具有了更多的学理色彩,从而使他对文学社会责任的强调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说郑振铎要求文学发挥自己的价值,在对价值性的追求这一点上与古代的文以载道的文艺观有其形似的话,那么恰恰是对情感的重视使他的文学观与载道文学观区分了开来.情感论的阐述使郑振铎的文学观在“如何为人生”这一点上具有了现代品格,而与古代的对文学功用的追求有了实质性差异.
郑振铎是把情感提高到了文学的本体性的地位上来认识的.他把文学与科学进行了深入的对比,认为文学是诉诸情感,而科学是诉诸智慧；文学的价值与兴趣,在于其思想的高超与情感的深刻,在于其表现思想与情绪的文字的美丽与精切.文学,无论是哪一种文学必然是带情绪的,不然,它就不是文学了.这样,他就把情感看作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必备的本质性的因素.他不仅从总体上对文学的情感因素进行了论说,而且把这种观点贯彻到了他对具体的文学样式的分析与说明中,而且以此作为划分文学样式的根据.在《何谓诗》中,他说：“诗歌是最美丽的情绪文学的一种,它常常以暗示的文句,表白人类的情思.使读者能立即引起共鸣的情绪.”〔10〕“大部分的文学,纯正的文学,却是诗神的歌声,是孩童的,匹夫匹妇的哭声,是潺潺的人生之河的水声.”〔11〕
当然,文学不仅诉诸情感,而且要求情感具有真实性、真挚性、高尚性.“文学是情绪的作品.我们不能强欢乐的人哭泣,正如不能叫那些哭泣的人强为欢笑.如果自己感不到真挚深切的哀感,而欲强欲作‘血与泪’的作品,则其‘做作’其‘空虚’必与那些‘无病’的假作家一样无二.”〔12〕郑振铎对娱乐文学的批判则能鲜明地体现这一点.“严格说来,则这种以娱乐为目的的读物,可以说他不是文学.因为他不是由作者的情绪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而是故意做作的.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为他的灵魂,那些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东西,自然不配称为文学了.”〔13〕娱乐文学中虽然也描写、哀情等,但由于情感的虚伪而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创作是一种自由的富有个性的创造,是一种内在心灵的外现,是真诚真挚的自然感情外在流露.
在认识到文学的情感性这一重要特点的基础上,他认为文学要发挥自己的价值只能通过情感这一,文学发挥价值的独特性也在于此.他这样来阐述小说的任务：“把永在的忧郁与喜悦,把永在的恋爱与同情,写在小说中,使人喜,使人悲,使人如躬历其境,又且句句话是他们自己所欲说而未说,而不能说的.人的同情心因而扩大；人的劳苦,郁闷,牺牲,自己所未能告诉的,作者已为他告诉出,叙写出了.他给读者以理想的世界,以希望的火星,他把他自己的热情,自己的心腑,都捧献出,他有时表满腔的同情于他所创造的人物,有时完全以旁观的态度对待他.”〔14〕这一段话可以说把文学发挥价值、实现社会功能的过程给描述出来了.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它自始至终贯穿着对“情感”这一价值实现的高度重视.在提倡创作血与泪的作品时,同样充分注意到了文学的情感性特点.“血与泪的文学不仅是单纯的‘血’与‘泪’,而且是必要顾到‘文学’二字.尤其必要的是要有真切而深挚的‘血’与‘泪’的经验与感觉.虚幻的浮浅的哀怜的作品,不作可以.”〔15〕这样,就把文学发挥社会价值的独特性体现出来了.文学通过传达这种真挚的感情,使人不假思索而能引起本心的同情与愤怒来,而不是以理服人,进而发挥社会作用.“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为娱乐为目的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16〕
与此同时,郑振铎仔细审视了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和文人大多中了儒学的毒,以“文”为载道的工具.“无论书中内容如何,而其著书之旨,则必为劝忠劝孝.甚至著淫书者,开头亦必说他著此书,是为了‘劝善惩淫’.”〔17〕这种载道派的文学观,只能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学陷于教训的桎梏中,从而使文学之树不能充分生长.“如果作者以教导哲理,宣传主义,为他的目的,读者以取得教训,取得思想为他的目的,则文学也要有加上桎梏的危险了.自然,文学中也含有哲理,有时也带有教训主义,或宣传一种理想或主义的色彩,但却决不是文学的原始的目的.如以文学为传道之用,则一切文学作品都要消失了.”〔18〕郑振铎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学.其中,“不学诗,无以言”,“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些都是浅而狭的实用主义的呼声.谈穷诉苦、牢骚满腹的个人主义文学,骨子里渗透的那种看重功名利禄的特性与实用主义并无二致.在这种强烈的实用观念的支配下,文学就演变成了一种登庸的阶梯而不是一种专门的技艺了,文学仅仅是他们谋生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为了文学本身 0340;价值来进行创作,文学也就不具有自主的地位和独立的价值.他们认为文非关于世道不作,认为小说是不足道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抒写性灵的小诗词,也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样,载道的文学作品就会大量出现.郑振铎通过对载道文学观的批判,把情感送进了文学的神圣殿堂,扭转了传统的以文为体、以道为用的工具论倾向,使文学具有了区别于别的意识形态的独立品格.他对载道文学观的实用主义倾向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作家的独立人格和文学的自主性问题.文学应该关注人的灵魂,表现出对知识、科学、真理、自由、平等等的重视,对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进行终极关怀；另一方面不断对人类的缺陷进行反省,对社会的痼疾进行批判,追求理想的社会与人生.伟大的作家不能屈从于外在的权势与金钱等,而应该在文学中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性.文学不应该满足与载道,而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社会进行言说.
三
总之,郑振铎通过批判载道派和娱乐派的文学观念,系统阐述了他的人生论文学思想.他从为人生的文学本质观念出发,构架了文学为人生和如何为人生的文学价值体系.如果说强调文学的使命与责任主要针对的是娱乐派的文学观念,解决了为人生的方向问题的话,那么他的情感论则主要针对载道派的文学观念,解决了如何为人生的方法问题.具体说来,要求文学在充分重视自身独特性即情感性的基础上,借助于情感来发挥文学的社会价值,这是符合文学的本质与特性的.文学创作就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情感把握,创作主体根据人的需要、态度、观念、信念、习惯等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心理体验,与客体事物形成意义评价关系.文学正是通过它的情感性,向人们揭示真理的同时来显示意义,发挥特殊的价值和功能.
郑振铎充分尊重文学艺术的特点和创作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倡文学以自己特有方式发挥其价值和功能,则是非常可取的.这避免了割断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企图创造独立的审美园地,不考虑文学的社会价值与使命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的偏颇,也纠正了传统载道观把文学作为一个工具,来为“道”服务,来图解或者宣传一个与文学隔离的理念,而文学自身没有独立价值的缺陷.通过对娱乐派和载道派文学观的批判,正确解决了文学的个人性与社会性、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文学的情感与理性的关系,从而获得了一个辨证的符合文学客观实际的全新的认识,体现出文学追求自主的一种明确的现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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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C〕//郑振铎文集（第四卷）,第347页.
〔责任编辑：谭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