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已渐日落,还不时有年轻的面孔在北大燕南园61号的院门口驻留,用白色颜料手写上去的简易门牌钉在院门口的树干上,这成为主人故去后缅怀者最重要的拍照留念处.1951年,侯仁之就偕夫人张玮瑛搬进了61号院,这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当时由于院系调整,陆续迁入的学者较多,这栋原为燕京大学教师宿舍的二层小洋楼也被分给两家使用.侯仁之住在院落深处,为一片绿色所包围.侯仁之的长子侯方兴告诉本刊,像丁香、珍珠梅等很多树木都是几十年里父亲种下的.“他爱扫院子,下雪或者落叶后,他就扛着扫帚一个人出来扫,一直干到90岁.别人一把竹丝大扫帚用好几年,我们一年连修带补还得至少用两把扫帚.”
一楼较大的房间既是张玮瑛的书房也兼客厅.一张小书桌、被挤在墙角的电视机,除了几件硬木桌椅用以待客便再无更多陈设.10月28日上午,侯仁之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如今骨灰还供奉在客厅的方桌上.没有香烛、供品,两侧大捧白色、的菊花让房间显得肃穆、简朴又不乏温馨.“父亲的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他晚年腿不好还是坚持自己上下楼,下楼时就背对着楼梯退着下来.”侯方兴说.
二楼除了书房,侯仁之还把封了顶棚的凉台和另一个房间都开辟成了自己的科研“战场”.“他特别得意自己的安排,三张桌子上摆满了三个不同科研项目的材料.”侯仁之晚年的起床时间很早,通常清晨4点左右就已经开始工作.“他的工作效率很高,当天安排的事都提前写在一张小纸片上,三个不同的工作轮换着做,他说这样能一直保持好的精神状态.”因为身体原因,侯仁之两三年前就不得不长期在医院居住.书房和凉台都堆满了他的书籍、文件和地图.根据侯仁之生前的意愿,他的藏书从几年前就陆续捐赠给北大图书馆和城市与环境学院图书馆.“父亲的科研工作很得益于图书馆藏书的帮助,他对图书馆的感情很深.母亲没住院时,都是她亲自整理、抄写书目.”侯方兴告诉本刊,如今二楼的书房已经基本捐空.
生于1911年12月6日的侯仁之再有一个多月就该迎来自己的102岁寿诞,但是自5月肺部感染后,他的身体状况就出现几次险况.“大概是之前两个月,医生曾打来报过一次病危.”在被转入ICU病房护理后,他的身体各项指标又逐步恢复了平稳,这让家人们才略感欣慰,谁也没想到病况变化得如此突然.“21日白血球突然就涨到了4万多个,22日早上回落到1.6万.我正准备去医院时就接到了医生的,‘你们快来,侯先生不行了’.”
赶到医院的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尹钧科跪在病床前郑重地磕了三个头,他于1965年和1978年曾两度考上侯仁之的研究生.“我是山东人,磕头是我们对长辈表达敬意的最高礼节.”现年72岁的尹钧科也是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主要工作的承担者之一.1958年建设“十大建筑”的时候,施工人员发现了城市地下埋藏有古河道.“当时建筑地基没有现在这么深,河道走向等都会影响建筑的沉降速度,这对建筑规划的影响很大.”当时,侯仁之受命研究北京地区的地下河道情况,他也提出了编辑北京历史地图的想法,并得到梁思成的支持.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9年《北京历史地图集》才开始编,第一册到出版就用了8年.“写文章时,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想办法一笔带过,地图是要求相当精确的,一个地址的精确位置不仅需要文献去考证,还得去实地考察.”尹钧科说.第一册涵盖了北京市政区沿革和北京城自金朝建都至民国时期的城区演变,这一册在出版后被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盛赞：“深感研订之精确,编制之得体,印刷之精美,皆属上上乘,诚足为历史地图之表率.”
八十六七岁的时候,侯仁之曾因为腰椎血管狭窄做手术.这次手术发现病情比想象中要严重,这也使得他的腿脚自此不那么灵便,偶尔需要轮椅代步.侯方兴记得,术后他希望父亲配合在医院做三天复健训练.“他很生气,冲我嚷：‘我那么多工作要做可怎么办?’”当时,侯仁之的主要精力就在《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的编辑上.而第二册的主要内容是史前时期北京地区的地理环境演变过程,及北京地区早期农业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这一册的内容已经超脱出传统沿革地理范围,反映的正是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上限的主要观点：应该“扩展到从‘中全新世’以后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扩展到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开始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
“就差两天.”尹钧科不无惋惜地说.第二册于1997年出版后,第三册于2001年立项.根据当时的立项报告,第三册会以图幅展示北京地区历史时期的城市、人口、经济、文化、交通、水利、灾害、军事等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以及由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北京地区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如河流改道、水土流失、湖泊消亡、森林砍伐等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内容.“样册已经做出来了,我们和家人说好过两天就拿过去给他看,他一定很开心.”这套侯仁之历时30多年编纂的心血之作终将合集出版,他还是没能等到这一天.
侯仁之生前便留下了“不搞遗体告别,丧事从简”的嘱托,而他唯一的心愿是希望能把吊唁活动的场地安排在北阁.“因为那是在燕大念书时,侯先生与张先生两人常相约见面的地方.”尹钧科说.
1932年,侯仁之拿到奖学金入读燕京大学历史系,这是他一生为学的起点.但是要理解侯仁之一生为学的和坚韧,他如何做出这“冲动”的考学决定才是起点.1931年是侯仁之在通州潞河中学度过的最后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失利使刚满20岁的侯仁之陷入愤懑和报国无门的迷茫中.当时他意外地在《中学生》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那作者的署名是顾颉刚.”侯仁之不知道顾颉刚是谁,但这篇文章似乎给他指明了方向：原本打算依照父亲的意愿去学医的侯仁之决定毕业回家乡教书,以实践顾颉刚所说的“到民间去”.侯仁之后来回忆,毕业前夕,当他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告诉校长时,校长说：“顾颉刚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你不如考燕京大学历史系,这样更好.”谈话后,侯仁之立即写信给在天津学习的弟弟硕之,征求他的意见.弟弟回信说：“学医可以为人治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例如鲁迅和郭沫若就是很好的榜样.”弟弟的话才让侯仁之坚定了选择.
大学二年级时,侯仁之开始聆听顾颉刚开设的“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门课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中国历代疆域及地方政区的演变.1934年初,由顾颉刚和学生谭其骧发起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出版刊物《禹贡》.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张宝秀是侯仁之的博士生,她告诉本刊：“《禹贡》的英文翻译虽然是‘theChineseHistoricalGeography’,但内容是中国传统的R 16;沿革地理’,主要考察政区疆界的变迁,只有少量涉及河道等自然环境的变化.”但是“禹贡学会”帮助侯仁之建立起了“历史”与“地理”两门不同学科间的桥梁,而沿革地理中涉及的疆界变迁研究在国土沦丧的社会大背景中也极具现实意义.
侯仁之在年届90出版的《晚晴集》自序中写道：“顾亭林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面对占领东北、窥伺华北的日本侵略者,侯仁之在经历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的学者顾炎武身上找到了情感和治学上的契合点.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当他看到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的句子,竟至泪下.当他把感受说给洪业老师听,洪业指出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指导思想是值得学习和推崇的.“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1937年“七七”事变后,迫于日本人的追捕,顾颉刚离开北京,侯仁之转到洪业门下.已经发觉侯仁之兴趣转向地理学的洪业,将他的硕士论文确定为对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部分的重修,这本书记载的本就是顾炎武游历各地,对经济民生诸多领域的考察.“在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煨莲（洪业字）师的这一命题,实际上已经把我引向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多年后,侯仁之在《怀念我师洪业教授》中写道.
洪业也为侯仁之的学术生涯做出了关键性的指引.1938年,当侯仁之被叫去老师家中时,洪业突然对他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侯仁之后来回忆：“我当时听了有些茫然,正待发问,他就接着对我说：‘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到地理学的领域里去.’这也就终于决定了我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
因为“二战”爆发,直到1946年侯仁之才得以赴利物浦大学深造,而他的导师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达比（Darby）教授.“学的材料是历史的,而研究的方法是地理的,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正像现代地理学研究的是现代时段的地理一样,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侯仁之运用达比教授的理论和方法,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
“侯先生从来不让用‘开创’、‘奠基’这样的词评价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影响,最多只是用‘发展’.”《侯仁之》作者陈光中回忆他与侯仁之交流时的感受.1950年,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邓辉认为,“这篇短文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同时也标志着他和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侯仁之提出了在了解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发展中,以政治区划演变为主的“沿革地理”没法解决的问题：“北京最初的聚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为什么在这块地方出现?这个聚落最初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时候才开始获得了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如何逐步得到发展以至于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在它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之后,它的政治首都的机能又如何得到发展?”1962年发表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做了系统的阐述,他明确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特别强调“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侯仁之又相继发表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等多篇有关学科理论的论文.“谭其骧先生、史念海先生和侯先生同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大家,但仅就学科理论的研究,应是侯先生成就最高.史先生后期研究黄土高原时也应该是受到了侯先生历史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尹钧科对本刊说.水与北京
在北京普通市民的记忆里,侯仁之的名字首先是与莲花池的保护相联系的.20世纪80年代,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给侯仁之打来,告诉他有方案建议占用莲花池建设北京西客站.从施工上考虑,已经干涸的莲花池作为大片空地施工难度和成本都最低.但这遭到了侯仁之的坚决反对.因为历史上,莲花池位于蓟城西侧,是最初的北京城的水源和起点.后来金在北京建中都,成为北京建都之始,莲花池就是北京城市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遗址和见证.最终1993年西客站破土动工时向东迁移了100米.主体建筑完工后,张玮瑛陪着侯仁之亲自去现场看.“那时候还没装电梯,张先生扶着80多岁的侯先生爬楼梯一直爬到顶的.”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希说.
侯仁之对后门桥的关注亦是如此,他称这里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根据侯仁之的研究,后门桥是历史上北京城址转移的一个标尺.忽必烈占领金中都时,战争毁坏了城市.在另建新城时,城市设计者刘秉忠要把忽必烈的居住地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和附近水域（今天的北海、中海,后来又开挖南海）包容在城市之中,于是他在北海、中海上游的积水潭（今天的什刹海）东侧确定了新城的中轴线的起点,就是今天后门桥的所在.
张宝秀认为侯仁之做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水为纲”.这种选择在最初或许只是兴趣,却成为他研究北京城的起点.侯仁之刚入学不久,洪业出版了《勺园图录考》一书.此书是洪业根据明代《勺园修禊图》对勺园故址进行考证后写成的.从学校跑到北京西山,侯仁之多次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在那里他还发现了废弃的清代引水工程.侯仁之曾回忆：“由于我老师写了关于校园来历的书引发了我的兴趣.我就跑出去考察,一处一处都跑了,越跑范围越大,我发现水源是个太重要的问题.”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靳辅治河始末》也是水利史的内容.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学读书时,美国地理学会会长泰勒做过一个演讲.“泰勒认为城市总是在大河旁边出现,比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而北京是个特例,所以大概是巫师占卜的结果.”尹钧科告诉本刊,侯仁之通过对比文献和实际考察的结果,证实北京城的起源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都是在大河的边上.“根据我国的古代地理文献记载,古华北平原遍布湖泊、沼泽.但是3000年来,这些湖泊很多已经消失了.”侯仁之认为几千年前先民们为了绕开古华北平原上的沼泽、湖泊,只能够通过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进行南北来往,古永定河是必经之路.渡河之后,他们可以通过三个方向分别进入蒙古草原、东北平原和松辽平原.
“不同之处是永定河季节性洪水很大,所以城市不能在紧挨着渡口的地方存在,必须离它有一定距离.”为了避免永定河季节性的洪水,北京城选择在一个距离永定河不远的高地上建城,而这个高地就是《水经注》中记载的蓟丘.“泰勒所看到的永定河,已经不像历史上的永定河水量这么多、这么重要,所以他想不到永定河跟北京城的关系.”
水是侯仁 之研究北京城市起源的突破口.上世纪50年代初,大规模经济建设除了要求对城市河流故道梳理清楚,对水的需求也急剧增长,他意识到水源开发是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张玮瑛曾撰文回忆：“昆明湖的拓展,十三陵水库及官厅水库的建设使仁之兴奋不已,不但屡到现场,还写了多篇短文欢呼水源的开辟,讴歌战斗在水库工地上的英雄们.”从蓟丘,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再到明清京城,直到现在的新北京,侯仁之都做了系统的研究.邓辉认为侯仁之也确立了一种研究城市历史地理的方法：“除了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以外,又吸收了考古学、建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河湖水系、交通区位等地理特点入手,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布局和城址转移的全过程.”
研究得越多,侯仁之对北京城投入的感情就越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朱祖希1955年进入北大地质地理系学习.“新生第一课就是侯先生讲的北京城,他的和口才让人印象深刻.后来我追着侯先生听了十几次他讲的北京城,居然每次的内容都会有不同,他总能把新的研究体会融合到演讲中去.”1990～1994年,张宝秀担任侯仁之的助手.“只要是邀请侯先生去讲北京的,不论领导干部还是高校的学生会,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他总是有求必应.每次讲座之前,他还会根据具体讲座的时间长短、内容侧重和听众对象,亲自将幻灯片重新选取和排列组合.”
“”初期,被“打倒”的侯仁之被要求在校园里拔草劳动改造.有一天,当时在校“”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尹钧科被侯仁之托人叫到家里.“他写了一封信,想托我通过校‘’转交到‘’小组手上.”时值北京地铁1号线建设时期,当时的施工手段是明挖.“东西一条大沟一直通到苹果园,北京地下的土壤剖面全都暴露出来了.侯先生知道这是难得的研究城市古河道变迁的机会,所以才写信要求自己带学生去实地考察.”信件石沉大海,1968年,因为“”没能跟随侯仁之上一堂课的尹钧科以本科学历被分配回乡.走出书屋
相比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长期从事的另一项“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名气并不够大.其实,这项根据国家生产建设要求而逐步创立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极有特色的一个发展方向,侯仁之在沙漠中不仅找到了学术突破,这里也是他实现“经世致用”更有效果的现实环境.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大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当时由于西北沙漠地带的扩大和蔓延日益严重,如何治理改造沙漠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侯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但他的眼光一直是看向窗外的,告诉我们要到自然当中去念活书.念书就是要为了国家的富强,在经济建设时期就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个人写几本书扬名.”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于希贤回忆导师时说.
从1960到1964年,连续5个夏天,侯仁之都是在宁夏、内蒙古和陕西的沙漠中度过的.1960年,在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考察后,在去银川赶火车的途中,侯仁之险些遭遇车祸.吉普车出事故翻进了沟里,侯仁之坐在前排,醒来发现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全折断了.当上世纪70年代末侯仁之回忆起这次考察时,他曾深有感触地认为这是他学术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进入了辽阔无际的大沙漠.”侯仁之发现了大量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他触目惊心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我认识到沙漠的历史地理考察不仅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充满了无限的科学发现的喜悦,足以抵偿任何困苦艰险的遭遇.”
1964年,侯仁之到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沙漠东南隅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废墟——统万城和城川城.413年,赫连勃勃看中了这块水草丰美的宝地,决意筑城,创建大夏国.而1600年后,统万城已经沉寂在流沙侵蚀的浩瀚荒漠中.侯仁之在史籍和旧迹中寻找答案.他还借助碳14测定和孢粉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对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动,古湖泊的消失等进行跨越时空的追索.就此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有关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对榆林地区的考察中,侯仁之通过实地考察证实“榆林三迁”的文献记载是错误的.邓辉认为,“沙漠历史地理”的开创是侯仁之试图把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浓厚沿革地理传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引向科学的历史地理方向的一次努力.侯仁之的研究也为营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科学依据.
1978年恢复高考后,尹钧科第二次考取了侯仁之的研究生.“当时我还在中学当老师,接到侯先生的信,让我直接去芜湖找他,边干边学.”于是,于希贤从昆明、唐晓峰从内蒙古、尹钧科从山东分别赶往芜湖,这场奇特的新生报到让他们至今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三个从芜湖坐着小船沿着青弋江上行,走了大概二三十里地,在河北岸的一个遗址捡了不少瓦片.回来给侯先生汇报,他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要我们带着他再去遗址.后来研究的结果是这个遗址是芜湖市最早的聚落鸠滋古城遗址.”回来时下小雨,他们找小船顺流而下,细雨蒙蒙,下了船,侯仁之特意买了一壶白酒给学生们驱寒.芜湖是沿江城市,芜湖市旁边有三座小丘陵,小丘陵有不少历史文化的遗存.当时铁路的规划是要将小山丘铲平,把一个大的江南编组站放在这里.侯仁之则建议把这个编组站沿长江往下游挪位置,这样,既保护了历史,又有利芜湖的发展,也给城市留下了园林绿地、城郊风景区.但是铁路部门规划得早,如果要挪,除了科学的论证,还有繁琐的手续.侯先生坚持主张向下游移,经过几次讨论,一直上报到国家建委.经建委和铁道部协商,加上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方案最后通过了.后来芜湖的发展证明侯仁之是对的.
侯仁之在《晚晴集》自序里写道：“陈寅恪先生曾说,他研究的学问是‘不古不今’之学,而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乃是‘又古又今’之学,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1993年,82岁的侯仁之计划带学生前往赤峰调研,最终因为大雨冲垮路基,列车返回北京,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野外考察.深知父亲对“行路”的热爱,侯方兴2002年买了一辆越野车,周末一有空就带着侯仁之到京郊游历.“有些路线是我之前实地考察过多次的.”侯仁之无法出门考察后,侯方兴就成了他的腿和眼.作为北大历史地理中心的“编外成员”,侯方兴曾经连续几年冬天,每到周末就和研究人员们一起上山去考察古长城.“回到家一边吃饭就一边向他汇报,父亲听着特别高兴.”
侯仁之评价自己的一生是“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来信舒.”他感慨自己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进入“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而此时他已经70多岁了.从1980到1990年的10年里,他发了不下100篇论文.但是除了博士毕业论文,侯仁之一生都没有大部头的学术专著,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都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侯先生不看重这些,他每篇文章都坚持是自己原创.”张宝秀说.侯仁之与张玮瑛待人平易谦和,陈光中回忆每次拜访结束,他几乎都是“落荒而 逃”.“否则张先生一定会送到院门口；也不能回头,不然就会看到张先生频频弯腰致意.”侯仁之唯独在治学上态度严肃.“他最反感的就是引文注释不严谨的人,说这件事也是他和我们谈话最严肃的一次.”张宝秀说.
1984年在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作期间,侯仁之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其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1985年4月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他与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等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加入该公约,并获批准.如今,中国也已成为遗产数目最多的国家之一.
85岁的时候,侯仁之以“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激励自己.待到90岁时,他表示“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的‘走’路,庶几多干点活”.北京城中多处都能看到侯仁之撰写的碑文,如《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白浮泉遗址整修记》.2003年是北京城建都850周年,侯仁之又应邀写了《北京建都记》.莲花池、后门桥和卢沟桥的保护都少不了他不懈的呼吁.“说实话,名利之心过去是有的,现在‘名利于我如浮云’.”侯仁之晚年密切关注着北京历史文化遗址的现实保护.
侯仁之一生最突出的体育项目是长跑.中学时,身体瘦弱的侯仁之打算加入篮球队却被排斥,于是他开始练习长跑以强身健体.没想到燕京大学时期,他的体能已经强健到曾两次在学校的越野赛上夺得5000米长跑的冠军.在鲤鱼洲劳动改造期间,晚上系里学习、开小会,侯仁之是不能参加的.不下雨的时候,他就一个人绕着草垛跑步,跑到有人走动、直到散会的时候,再回去睡觉.“侯先生很坚韧,他说他一定要等着看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尹钧科回忆道.
侯方兴觉得,不论长跑还是扫院子其实都算不得父亲的爱好.“那都是他为了有足够的精力搞科研而给自己制订的锻炼计划.”历史地理研究才是侯仁之终其一生的爱好.“他会在饭桌上和我们讨论他的想法,比如他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侯方兴回忆,侯仁之晚年脾气有点“容易急”,“我理解他,他是觉得还有很多事没有做,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944年,侯仁之曾在给大学毕业班的留言里写道：“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生命,这就是所谓的‘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