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随着中国影响力日益扩大,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日益成为一门越来越重要的学科,外国已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如从媒体透露的领导人称谓、排名、座次变化寻找蛛丝马迹等
海外对中国的研究由来已久,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海外学术界则实际上形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国研究”—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论海外中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介绍,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学者们甚至形成了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
在照片中寻找政局变动的蛛丝马迹
这是一种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的研究方法.冷战时期,由于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息高度封闭,西方观察家和媒体不得不仔细从的出版物、广播电视、口号宣传等各个途径透露出来的领导人称谓、排名、座次等线索中,寻找出政局变动的蛛丝马迹.比如说,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中国季刊》发表《论照片》一文,就通过领导人以及国家领导人照片中位次的变化,分析政局的变化.他认为这种方法是“一把有用的手术刀”.
设专门机构收集二手材料
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很难看到一手材料,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国务院、情报局等部门、学界和基金会即在香港设立专门机构,专门收集来自大陆的各种信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包华德（HowardL.Boorman）负责在香港收集有关中国大陆的媒体信息；当时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任副主任的林德贝克（JohnM.H.Lindbeck）等人在香港设立大学研究服务中心.因此,海外从事研究的学者在著述中有时会出现对资料信息来源的隐晦说明,如麦克法夸尔在谈到“姚文元称病藏在上海工人疗养院杜撰抨击吴晗的文章”这一信息的来源时,称来自“秘密渠道”.
建立“三角模型”分析范式
麦克法夸尔曾在一篇研究与中国改革的论文中,提出了中国政治的“三角模型”理论,用以分析中国自古以来,尤其是中国执政以来的政治体制,在国际学界影响颇大.他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有四个基本要素：最高领导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意识形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人为其“三角模型”的顶点,领导干部为三角形的左边,意识形态为其右边,人民军队为底边,人民群众居于三角形内部.而在西方国家,人民群众位于三角形外的外接圆中.这种模式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的学术模式和价值理念.
注重对历史人物的个性研究
麦克法夸尔曾对和周恩来做过对比分析,认为毛、周之间恰似阴阳对应.是“阳”,个性强硬；周恩来是“阴”,个性阴柔.史华慈还把称为“哲学王”,当然,此处并无贬义,强调了哲学思想的开创性.
编辑整理文献
费正清、布兰特、史华慈曾合著《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分析了成立以来的主要文献.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还发起了《著作集》大型文献整理和分析工程,计划出版10卷,已经出版了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