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儒家偏重的是情与理的和谐,道家偏重的是心与物的和谐.不再是神人之合,超越了神——先秦；让位于人人之和,儒家目的是通过情感和理智的和谐,使得大家克制内心的躁动和愿望,为了个体、群体、社会的和谐,人而不仁,如礼乎?人而不仁,如乐乎?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义之心,那么礼对他又有什么用呢?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义之心,那么音乐对他又有什么用呢?礼和乐不是满足感官的需要,而是满足仁人和谐.因为音乐和礼,连仁爱之心都没有的话,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儒家强调情礼统一,目的非常明确.爱而又别的操守——爱就是因为有区别造成的.论语里面仁这个字出现了一百多次,礼也有许多不同的回答.仁行五者于天下——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关 键 词 ：儒家 道家 董仲舒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正文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正文,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正文,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以礼化乐,以礼节乐,这样才能得到仁人和谐,天下之治.道家却强调心物统一,经验和超验的区别.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之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不思沾,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甚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生若浮,其死也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置,湿无恬淡,乃合天德.侪齐治平,主静全真,以礼节乐,以乐化礼.道家强调的是心最好与天合,不是超验的神,而是经验的自然.到了董仲舒那里,儒道思想进一步中和,儒偏向的是仁,道偏向的是天.董仲舒所谓的天之和,即人之和,天人合一.两和实为一和.二者之间,同形同构.中和之美既是天之道,亦是人之德.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前者是变幻法则,后者是道德.天之道,物之所生,人之德,圣人之所保守也.保就是保全,守就是指的坚持.表现在自然美上面,春秋杂物之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则当天地之美,四时之和矣.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越.儒家的“道”指的是德治仁政的话,用于治国的.秦汉时期的集权专制,迫使统治阶级,作为臣子不敢忤逆,只好搬出“天”,以此对君主有所限制.董仲舒口中的天是支配天上的各路神仙的权威,同时又是统治人间的帝皇.他虽然有以此限制天子的想法,但是他本身是一位虔诚的有神论者,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董仲舒的儒,也早已经不是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的儒了,是他深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的儒,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和地域影响的关系.
董仲舒认为物都有合,“合”的基本原则是阳尊阴卑,这样子使得对立的辨证的事物显得单一.这种阴阳尊卑的观念,纳入道德的范围,将五行神秘化,宣扬成天的意志,主要是为了求得维持好封建的等级秩序.这是他的主观的神学的论述.也以此为侧面使得我们认清楚歪曲科学的实证.
对于儒和道的中和,董仲舒还进一步论证,天人拥有共同的精神和意志,用意志论、目的论沟通天人关系.人和天还气相通,是因为天的喜怒情绪派生出人的这些情绪.并且它还利用自然界的现象,尤其是同类事物相感应的现象论证他自己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这种愚民的,歪曲科学的做法,也是时代的局限性和环境的有限,科学的不发达的原因所直接导致.神学在此歪曲科学.
下雨天,会自然的对身体、情绪各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生理结构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董仲舒却抬高到时阴相求,阳相索,有意志的主宰——天的命令.他还宣扬人应该顺天意,可以化祸为福.并且将统治者的相貌、言语、所见、所闻、所思都直接和五行相互联系,并且认定是统治者的这五方面言行活动决定了五行.他借天权威,辅佐统治,用灾害等自然现象对君主警示.让君主成为仁君.
中国哲学所用的概念大多是用“负的方法”得来的,而不是由逻辑分析得到的.用负的方法使人进入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道家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宇宙的最高本体“道”就是不可思议言说的,可思议言说之道即不是真正的道；禅宗所谓“第一义不可说”,只能靠参禅顿悟、当下即是的方法去体悟“第一义”；儒家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都是负的方法的表征.儒、道、释的境界说的具体内涵虽不尽相同,但达至最高境界的方法却有惊人的一致.用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同样可以讲形上学,但两种方法各有短长.哲学的对象是形上世界,其中包括不可感觉只可思议的“理”和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的“道”和“大全”.理是可思议的,用正的方法对理进行思议,并将思议的过程（逻辑分析、逻辑推理）和结论表显出来,因此用正的方法建立的形上学是清晰的.而道和大全是不可思议的,如用正的方法对道和大全进行思议,其最后所得必不能与道和大全完全相当,因此正的方法不能达到哲学的最高境界；而负的方法不去思议道和大全,也不去直接讲道和大全,而是以不讲为讲的方式,启发人们去体悟道和大全,从而将人们带到哲学的最高境界.但由于负的方法对可思议的理也不去进行必要的思议,因而缺乏哲学思维所应有的清晰.因此,冯友兰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引进形上学,以此补养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使中国哲学具有“形式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