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10年2月3日,云南腾冲县一个先祖为蒙古族、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诞生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就是后来驰名中外、学贯中西、受人崇敬的大哲学家艾思奇先生.
虽然并不是艾思奇的入门弟子,也从来没有在党校就读过,但艾思奇一直是我心灵深处毕生尊敬和效仿的好老师.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毕业后,我先是当了四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1961年才被调到党校工作.当时只有27岁,实践经验少,理论准备不足,来到这个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颇为惶恐.于是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还挤出一切空闲时间去听课.
杨献珍和艾思奇是中国理论界的顶尖人物、哲学大师,他们的课我们基本上每课必听.连续听了艾思奇几年的哲学课,让我们受益匪浅,感觉就像完整地听完了党校博士生的哲学原理必修课.遗憾的是,当时学位制度已取消了,否则他一定会成为著名的博导,而我们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很可能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
我担任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和会长20年,同行称我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实际上,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没有身前身后、上下左右的支持者,我会举步维艰.其中最早、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正是艾思奇.
“深入学习历史和古汉语,才能读懂诸子百家”,“学习古汉语去找李熙波”.平时好沉思、不爱讲话的艾思奇,一次在党校散步的路上,他特意停下来对我说的这几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分开后我边走边想:名医疗病,勿须面面俱到,重要穴位一点,周身气血畅通,名师指导就像画龙点睛.回到家,我越想越觉得艾思奇的话有道理.
1964年下半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错误地开展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运动.期间,艾思奇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当时在艾思奇办公的地方,即党校南院,成立了一个写作组,由艾思奇领导.有五位成员,除了我之外,还包括《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沙英、王若水,党校哲学教师马清健、卢国英.可能因为运动开始不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批判“合二而一”的文章,我也被调到这个小组.现在回忆起来,那篇文章是错误的,应该检讨和向被批评者赔礼道歉.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很高兴地来到组里,天天看资料,准备写更多的文章.五个人的组合,力量是比较强的,按理应当可以写出很多批判文章.可是,在一起的几个月,没开过一次文章讨论会,也没出炉一篇批判文章.为什么呢这不能不说与艾思奇的思考有很大关系.我们的理解:一方面,因为最高领导有指示,不能不组织批判,另一方面,他对理论批判的正确性本身有怀疑,但又不能公开表态.
他有时会到我们办公室走走,来回踱着步,边走边说,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好好研究研究,为什么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对立的为什么不能说“对立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团结、批评究竟能不能‘合二而一’”等等.谁都明白,他不是在向我们布置写批判文章,而是他自己在思考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有时候来,他叮嘱我们,不要急于写文章,多看一些资料吧！有时他又提醒,发表文章要特别谨慎.这种矛盾心理,使他自己和我们这个写作组,几个月没有写成一篇批判文章.作为一个大理论家,艾思奇在那个年代表现出罕见的求实精神,这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写作组解散,艾思奇任副校长兼校刊主编,我又被调到校刊室做审稿工作.校刊室刚恢复起来,缺少办公桌,他也和我们一样伏在乒乓球桌上审稿.艾思奇审稿非常认真、细心,每期每篇文章都亲自细看,像他那样的主编着实不多.
后来,“四清”运动开始了,我们离开了校刊室.1964年底和1965年,我们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同志都到顺义县参加“四清”运动.正巧,校委分工,两期“四清”艾思奇都到我们的工作队蹲点.期间,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教诲,也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一个大理论家实事求是的风范.
一期“四清”,队长白力行带政策研究室的几十位同志,来到了通县城关公社南关大队.工作队下面分几个小队,十来个正副小队长经常到大队部开会、汇报工作,研究下一段工作.印象最深的是,散会后白力行常常头疼地说:“那个生产队长到底可怎么办呢”
白力行说的是南关大队某生产小队的队长.工作队进村不久,这位小队长就多次找工作队员坦白自己是“‘四不清’干部”.问他具体情况,他就说“多吃多占150元钱”.汇报会上,了解到这一情况,大家都很惊奇,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积极”.因为按计划,那只是安排进村吃住、了解情况的阶段,还没有让干部交待问题.几次的汇报会上,工作组也多次谈到他的情况,但一直不能定论.后来他不找工作队员谈话了,直接找工作队的小队长,还是说那150元的事.小队长没有办法只好反复交待政策,说不能下跪,而且坦诚地告诉他,不要急于给自己定性.
这位生产队长的种种表现,让白力行感到很不好办.因为多吃多占人民币上百元,在当时确实是个问题.当然150元就给自己划一个“四不清”干部,比起今日动辄上千万的巨贪,实在是“九牛一毛”.可那时的150元相当于司局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而且当时腐败并未成风,因此按政策处理处理他也是可以的,但村里的百姓却都说这个人好,“向来老实巴交”、“工作像一头老黄牛”、“谁家的困难都关心到”.
为人宽厚的白力行大队长为难了:既担心放走“四不清”干部,又怕冤枉好人.但是多次仔细核对账目,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让那位生产队长再谈具体情况,他又说:“记不太请了,反正上面有人来,我请吃过饭,花钱不少,给小队出去办事很难,有时要送条烟等”多半是些似是而非的问题.
实在太苦恼了,白力行说:“陪我去找艾教员聊聊.”“艾教员”是党校同志们对艾思奇的习惯称呼.艾思奇问:“生产队长说的,上面来人请吃饭,出去送包烟,也叫‘四不清干部’吗”“文件上讲的是要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够吗能是吗”“够就够,是就是,不够就不够,不是就不是,不能靠他自己怎么说,我们的看法要有事实根据.”
艾思奇指的文件是1964年底至1965年1月,政治局讨论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把“四清”规定为“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艾思奇的一席话,我们听后轻松不少.后来,白力行多次说:“艾教员讲的‘不够就不够,不是就不是’,这句话有分量.”在以后的汇报会上,她也多次强调“要注意证据”.此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最后的结论是那位小队长算不上“四不清”干部.这样,白力行领导的工作队,没抓出一个“四不清”干部.
1965年“四清”,工作队升格为京郊的东北旺公社“四清”分团,白力行被任命为分团书记,工作队员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这次清查的重点是东北旺公社社长兼书记曹某.经过几个月的了解、查账、访贫问苦、与干部谈话,也一直定不了案.不论群众和干部,都反映他“是老干部”、“有病、常住院”、“工作做得不多”、“没发现什么‘四不清’问题”. 因曹某正在住院,工作队的同志也一直没跟他见上面.工作快结束时,白力行说“看来又是一场空”.
艾思奇刚好到分团团部闲聊,分团的同志失望地说,看来曹某“打不成‘走资派’了,这次‘四清’又没有成果”.艾思奇说:“怎么没有成果呢成果很大嘛！工作队员分到各个基层生产队,熟悉了情况,了解了干部,知道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果.”几句话掷地有声,给我们很大安慰和启发.说实话,当时我们认为只有找出几个“四不清干部”,运动才算有成果.找不出来,也怕领导批评.现在看来,“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本身就有错误,我们的想法当然也都错了.
后来,白力行回党校,直接向主管“四清”工作的正校长林枫和政策教研室主任郭明秋汇报,他们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更没有因为“没有成果”而批评工作组.可能领导同志跟艾思奇的看法是一致的吧！现在想想,在当时大搞阶级斗争的狂热气氛中,还能坚持联系实际、注重证据的作风,实属难能可贵.
1966年3月,艾思奇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我们从此永远失去了向这位哲人近距离学习的机会,可艾思奇的影响是永存的.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这样写道:“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同志身上有许许多多特点,它激励人前进,令人回顾、怀念.当然,和历史没有直路一样,艾思奇同志的一生,也走过了曲折坎坷的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对他多少还存在一些误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的误解,而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记得“拨乱反正”期间,在某省召开的全国现代哲学研讨会上,一位大学教授问我:“你们党校的艾思奇同志比较‘左’吧,是不是尽在理论上为的‘左’的错误作论证了”我说:“你要是听过他的课,仔细研究过他的文章,同他一起工作过,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今天,纪念艾思奇百年华诞,又一次有机会谈我对艾思奇的看法,很是欣慰.以我的经历看,他讲过的话、发表的文章、做过的事,都与一定的环境和背景有关.但是无论如何,他那老实忠厚的为人、他勇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他深邃的哲学思考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气节,是始终不变的,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的.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受益一生.
艾思奇先生永远是我的恩师.
(作者系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