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东汉和帝时期,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以树皮、麻绳头、破布及鱼网为纸,并于元兴元年（105）上奏皇帝,从此“蔡侯纸”通行天下.纸轻于竹简、廉于绢帛,它的应用降低了成本,极大地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东汉中期以后大量出现的信札,就是纸张流行的一个直接结果.这些书札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士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状况,具有很高的价值.本文试从一封书札的解读入手,结合其他史料,勾勒东汉中期文人交往的一个侧面,希望由此一窥当时社会思潮的风貌.
《全后汉文》卷十六录有窦章《移书劝葛龚》一则：
过矫仲彦论升仙之道,从苏博文谈超世之高,适马季常讲坟典之妙.所谓乔、松可与驰骛,何细疾之足患邪?
窦章,字伯向,扶风平陵（今陕西西安北）人,“少好学,有文章”（《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附窦章传》）,安帝时为东观校书郎,顺帝初年以女为贵人擢为羽林郎将,迁屯骑校尉.永和五年（140）,迁少府.汉安二年（143）,转大鸿胪.这封书信盖为窦章晚年所作,其背景已不可详考,大意是葛龚偶感小恙,窦章劝其不要挂怀.葛龚,字元甫,梁国宁陵人,以书记著称于世,《笑林》就载有“奏记虽工,宜去葛龚”的轶事（《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葛龚传》章怀太子注引）.葛龚性慷慨壮烈,勇力过人.安帝时为太官丞,后拜荡阴令,又为临汾令,皆有称誉.巧合的是,葛龚有《答窦章书》一则,云：“见斯众贤,足以忘疾释愁.”很可能是对窦章来信的回答.
窦章《移书劝葛龚》提到的矫仲彦（矫慎）、苏博文（苏章）、马季常（马融）三人,其生平事迹在范晔的《后汉书》里都有记载.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东汉名臣马援之孙,“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早年从隐于南山的名儒京兆挚恂游学,博通经籍,三入东观.《北堂书钞》卷三十二引有窦章《荐马融文》,马融则有《与窦伯向书》（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八辑）,证明二人确有过从之事.
至于另外两人,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等与马融、苏章乡里并时,融以才博显名,章以廉直称,然皆推先于慎”（《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矫慎传》）.可见,矫慎在当时的名士圈中声望很高,连马融、苏章这样的名儒显宦都对矫慎非常推重.《后汉书》本传中讲到的矫慎“少好黄老等仰慕松、乔”之事,并非空穴来风,汝南人吴苍致矫慎书简一通云：
仲彦足下：勤处隐约,虽乘云行泥,栖宿不同,每有西风,何尝不叹!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开辟,巢、许无为箕山,夷、齐悔入首阳.足下审能骑龙弄凤、翔嬉云间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矫慎传》章怀太子注引）
这是吴苍劝矫慎出仕的一封信,当作于顺帝即位之初.时顺帝初登大位,张皓、王龚、庞参、张衡、李、李固、黄琼等贤俊在朝,政局似有革旧布新之意,吴苍给矫慎的书信中讲到“方今明明,四海开辟”之景象,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吴苍规劝矫慎出仕,并怀疑神仙之事多属玄虚,让他放弃求仙的思想,这个情况与窦章所说的“从矫仲彦论升仙之道”相一致.
信中提到的另一个人苏博文即苏章,博文是其字.苏章,扶风平陵人,一字孺文.后汉人往往有多名、多字的情形,苏章即其中一例.苏章少博学,能属文.安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为议郎.顺帝时,迁冀州刺史,后为并州刺史.苏章为官清廉有行,摧折豪强,后隐居不仕,证以前引《矫慎传》所说的“（苏）章以廉直称”,可见窦章信中讲到的“从苏博文谈超世之高”,正与苏章的品行相符合.
窦章的交友,除上述三人外,还有涿郡安平崔瑗与安定临泾王符.崔瑗与葛龚也彼此往来,传世有崔瑗《与葛元甫书》两则,其一云：“今遣奉书钱千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四十五）二人交往中赠书之事,颇似今日文人、学者间的往来.《许子》一书疑即许慎之《五经异义》（《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著录许慎《五经异义》十卷,恰与《许子》卷数相当）,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与崔瑗、马融等同时的著名学者,博学经籍,为马融所推敬,当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美誉.可见,《五经异义》在这个文人圈子中的流行并非偶然.此外,与马融、崔瑗二人往来密切的还有张衡,《后汉书》卷五十二《崔瑗传》称瑗“少游学京师,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
以上所引交游材料,辗转相涉者计有窦章、矫慎、苏章、马融、葛龚、崔瑗、张衡、王符等八人.从这些历史的碎片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个文人交游圈的存在.或许这个圈子并不是其中的每个人都彼此非常熟悉,并如窦章与张衡之间,王符与葛龚之间,今天就看不到彼此往来的材料,但至少他们在生活中彼此有所耳闻,这是毫无疑问的.从家族背景与仕宦经历来看,窦章、马融是外戚,崔瑗、张衡、苏章是仕宦之家,以上五人与葛龚均曾仕宦于朝,而矫慎、王符为在野的处士,未曾出仕.从文化习成和思想特点来看,马融博通《五经》,崔氏世传易学,张衡精术数、善天文,矫慎好黄老,有神仙方士思想,王符著子书,对社会有严厉的批判.还需要指出的是,除矫慎外,这个圈子中其余七人均有善为文章的记载.
除了彼此间的差异,这个文人群体又有一些共同点,这是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首先,这个群体有一定的政治性,其灵魂人物是窦章.窦章是东汉开国元勋安丰侯窦融的曾孙,窦章的祖父窦嘉于明帝永平十四年（71）袭封安丰侯,食邑二千户,奉融后.和帝初,为少府.和帝永元四年（92）,窦宪被诛,窦嘉免就国.嘉卒,窦章父万全嗣爵.和熹邓后临朝后,永初三年（109）,诏诸窦前归本郡者与安丰侯万全俱还京师.窦章与父亲一同从安丰国回到洛阳后不久,就西归故郡扶风.永初中,三辅遭羌寇,章避难东国,自三辅徙家陈留外黄县.外黄的生活很艰难,窦章“蓬户蔬食,躬勤孝养,然讲读不辍”.后来因为太仆邓康的推荐,窦章得以入东观为校书郎.顺帝初年,窦章以女为贵人擢为羽林郎将,迁屯骑校尉.永和五年（140）迁少府,汉安二年（143）转大鸿胪.可见,窦章的经历十分丰富,从庐江到洛阳,从洛阳到扶风,又从扶风到陈留,可以说是依徙南北、往来东西.窦章曾入东观,仕宦显达,与当时士人联系密切,史称其“谦虚下士,收进时辈,甚得名誉”.顺帝汉安元年（142）,时任少府的窦章曾与司农胡广荐崔瑗为河间相；窦章还曾经荐举马融,存至今天的还有窦章《荐马融文》.不仅如此,窦章还深谙进退之道.顺帝时期,“梁、窦并贵,各有宾客,多交构其间”,窦即是窦章,梁是指外戚梁商,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窦章“推心待之,故得免于患”（《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附窦章传》）.
平陵窦氏与安定梁氏虽然在东汉初年是一个阵营的同盟,但因章帝时期窦后谮杀梁贵人（和帝之母）之事结下了仇隙.《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竦传》详载其事：“肃宗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建初八年,遂谮杀二贵人,而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窦氏的私心和阴谋令梁氏成员或死或徙,政治斗争的残酷可见一斑.和帝初年诸窦破灭,窦宪、窦笃、窦景皆,窦瑰徙为长沙侯.和帝永元十年（98）,梁棠兄弟徙九真还,路由长沙,逼瑰,令.梁棠为梁竦子,这是梁氏对窦氏的复仇.顺帝时期尤其是阳嘉元年（132）立梁贵人（梁冀之妹）为皇后以后,外戚梁氏势力大盛.后父梁商阳嘉元年为执金吾,阳嘉四年（135）为大将军,“诸梁姻族满朝”（《后汉书》卷五十六《张皓附张纲传》）.窦章虽然谨慎小心,但他一定还是感受到了外戚梁氏的巨大威胁,于是在建康元年（144）梁后称制后自免,卒于家.
以窦章、马融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其成员大多成长于章、和时期而活跃于安、顺时期（马融寿至桓帝时期）.这个群体的形成,与和、安以后政治、社会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他们之间的交往反映了“和、安以后,世务游宦”（《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的社会风气.所谓游宦,就是交游以求宦达,这种风气自东汉初年已然,如冯衍与外戚阴氏,杜笃与外戚马氏等关系极为密切,冯衍晚年因为仕途不顺,还曾发出“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的感慨.东汉中期的游宦也未必尽遂人意,如扶风曹众亦有才学,“与乡里苏孺文、窦伯向、马季长并游宦,唯众不遇,以寿终于家”（《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曹众传》章怀太子注引《三辅决录注》）.此时,荐举就成为出仕的一个重要途径,如东汉前期宗室刘毅荐举贾逵,贾逵荐举李尤等等,前面提到的窦章荐举马融、崔瑗也属此类.此外,苏章也曾提携过崔瑗,赵岐《三辅决录》就有“苏章为冀州刺史,召安平崔瑗为别驾”的记载.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这个文人群体中的成员如苏章、崔瑗,其先辈常与窦氏家族相关,如苏章的祖父苏纯“永平中,为奉车都尉窦固军出击北匈奴、车师有功,封中陵乡侯,官至南阳太守”（《后汉书》卷三十一《苏章传》）,崔瑗之父崔则写过《安丰侯诗》.这些都显示了家族交往的长久渊源,也部分解释了这个文人集团以窦章为核心的原因.
其次,这个文人群体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成员主要来自三辅地区.窦章、苏章为扶风平陵人,马融、矫慎为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这与当时“三辅多士”（《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曹众传》）的记载是一致的.此时关中地区虽然受到安帝和顺帝时期两次羌乱的剧烈冲击,但还是文化的发达区,李固、张奂等学者、文人均曾游学三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群体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其成员以出自右扶风的窦章、马融、苏章等为核心,另有梁国宁陵人葛龚、涿郡安平人崔瑗、南阳西鄂人张衡、安定临泾人王符与之声气相通.综观东汉前、中期文坛,光武、明、章时期,关中文人占有主导地位,和、安时期,南阳文人开始崛起,文坛上的地域分别是比较鲜明的.但安、顺以后,随着文人分布区域的迅速扩大,以及关中羌乱的发生,关中文人的主导地位开始削弱,同时文人自身所具有的地域特征与文学活动的关联性也为之削弱.以窦章为首的文人圈交游的广泛以及交往的开放性,就证明了这一点.从深层来说,这正是关东士人增多,关东与关中文人彼此联系日益广泛、深入的必然结果.
最后,这个文人群体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窦章少好学,有文章,其女为顺帝贵人,早卒,“帝追思之无已,诏史官树碑颂德,章自为之辞”.（《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附窦章传》）《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别集类》载梁有大鸿胪《窦章集》二卷.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除矫慎、苏章二人《隋书•,经籍志》没有文集著录外,王符有《潜夫论》传世,马融、崔瑗、张衡、葛龚四人则各有文集,马融、崔瑗、张衡三人更以文学才能著称于世.
这个群体中的文人彼此间有不少文学交往,如崔瑗《南阳文学官志》和传世的《南阳文学颂》,大概就是应张衡的邀请才创作的,时间在安帝永初七年（113）左右.其中,《南阳文学官志》在当时就享有盛名,“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后汉书》卷五十二《崔瑗传》）.他们彼此间也相互劝勉,如葛龚性慷慨壮烈,武力过人,崔瑗告诫葛龚要制怒,作《遗葛龚佩铭》以劝诫朋友：“君子妄怒,厥亦生灾.等慷慨愤激,动肠伤气.久生百疾,历年不遂.俯览斯佩,柔韦是贵.”（《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葛龚传》）铭文从天道刚柔推及人事,指出妄怒会带来祸患、伤身害体,并要他时刻警醒自己,对朋友的拳拳之心见于言表.崔瑗与窦章也有文字往来,窦章之女卒后,崔瑗作有《窦贵人诔》（《艺文类聚》卷十五）,既称赞窦贵人“华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云”的美貌和才华,也褒奖了她“忧国念主,不敢怠遑”的品德,最后结以“贵人虽没遗德尊,著于金石垂后昆”,表达了深深的悼伤哀婉之情.
在将近两百年的东汉文学史上,宫廷文学一直占有很大的势力,不管是前期的兰台文人、窦宪幕府文人,还是中后期的东观和鸿都门学等机构,都属于宫廷学术和文学的范畴.东汉中期以后,西部的羌乱、内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加之皇权不振,外戚、宦官专权,士大夫集团内部也有残酷的斗争,仕途凶险,动辄致祸,使知识分子不得不远离政治、明哲保身.作为文学活动中心的艺文机构渐趋衰微,文学活动日趋分散,形成了松散的带有政治性的文人群体,窦章、马融这个文人圈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基本上属于文人自发形成的一个网络,虽然受到宫廷文学趣味的影响,但本质上并不属于宫廷文学,而属于士族文人群体.
总的来看,以窦章、马融为首的文人圈,是一个有主导人物,具有一定政治性、地域性,充满人文情怀的松散的文人群体,其独特价值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东汉中期文学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文人交往的概况,还可以了解东汉社会及思想文化界的一些新动向,如东汉中期的游宦之风,士人中间流行的神仙和黄老思想,以及撰著子书和经学研究的风尚,在这个文学群体都有一定的反映.对于资料不太丰富的东汉中期文学而言,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