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92年,南巡,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言论.
一时间,很多人的内心起了波澜.一批体制内人士、政府官员纷纷下海经商,如冯仑、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黄怒波等等,他们后来被称为“九二派”.
凤凰网在一篇专题文章里说：“重提‘九二派’,不是例行的纪念,更不是将一群人物标签化,脸谱化,尘封到历史里.是时候总结一下‘九二派’留给我们的经验,这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尤其是社会精英急切地向体制靠拢,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的第一选择.”
陈海的新书《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回溯了九二派这一时段的人生情境,“士大夫”下海是作者对这一创业行为的概括.作者的立意不是这些未来的商业领袖们如何扩展其商业版图,或是失意者们如何丢失其商业城池,而是大范围的“士大夫下海”——这一中国历史未有之事—一之于这个国家的启示.
九二派的定义,来自于陈东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根据这一定义,本书给出了这一群像的大致标准,九二派是精英,先是体制内的精英,即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阶层——在约定俗成的观念里,士大夫即指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官僚的联合体——而后跳离体制,在市场中成长为“新士大夫.”除了企业家这一“经济学”的角色外,还扮演着公共生活的其他角色,如商业领袖、商业偶像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1992年前后离开体制,通常是某一行业的试水者,继而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1990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先在一家民营教育机构教课,后创办“新东方”.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创办“慧聪”；原深圳蛇口区常务副区长武克钢“被下海”,创办“通恒”；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胡葆森离开河南外贸正处级岗位,创办“建业”；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创办“白领”.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1996年,43岁的王梓木去职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创办“华泰”.
张维迎曾经这么解释过“士大夫下海”和“中国奇迹”的逻辑关联,他说,“非正式的观察显示,在发达国家一比如美国、英国和德国,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经营企业；而在不发达国家——比如拉美和非洲、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政府和军队.”
“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张维迎说,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创造财富而非分配收入,这是“中国秘密”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描述“九二派”的历史坐标还需更多的参照,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史.从1865年到1914年,约半个世纪,美国工业总产值从不足40亿美元增加到242亿美元,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这是美国历史的黄金年代,也是美国企业史的黄金年代,出现了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一批企业家,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非“商业领袖”一项能概括.
“九二派”是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本,他们逃离体制又反哺体制,值得我们以开放的心态观察其在转型中国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