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界有两个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市场化,往钱看,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这两个趋势都跟外部环境有关.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掘出在黑暗年代还坚持自身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就越能被认同.所以,1990年代有几个发现,一个是顾准的发现,一个是陈寅恪的发现,还有西南联大的发现、储安平的发现等等.这跟整个时代精神上的失落,需要重新寻找精神坐标有关.陈寅恪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以他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对抗当时大一统的、几乎不可抗的时代洪流,所以他成为了中国人心目当中具有人格风范的榜样.古往今来,在中国读书人最耿耿于心的就是风骨,他身上体现的更多就是传统的风骨.
微博等自媒体兴起,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对社会议题的看法,这只是降低了发言的门槛,但对发言的品质、深度、准确性、周全性方面,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变.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族的大脑,大众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民族的大脑.所以并不是发言门槛的降低就说明依赖性被削弱了.表面上来看,似乎一只猫都能在网上说话,好象是零门槛,但是从长远来看,归根到底一个民族还是要靠他的大脑提供向哪里走的思考.只不过今天的中国被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双重裹胁,雾霾蔽日,满地鸡毛,趋利化和碎片化、本能化导致的浮躁遮住了网络,所以很多东西变得模糊不清.
陈寅恪将是中国长久的话题,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学者,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他并不是对中国政治有很多思考的知识分子,人们关注他的主要也不是他对公共领域的发言,而是人格、道德层面的.大家关注的是一个国家大变革、王朝更迭的时期,一个有深厚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化人格的选择,如何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并始终如一地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是他最根本的地方.中国今天最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做人的标准,而不是做学问的标准.做学问的话谁能做得过他呢?人们关心更多的是作为人的陈寅恪,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的陈寅恪.
人总是向往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仰望稀缺的人,如果大家都变成一样的,你会去仰望、羡慕吗?陈寅恪坚持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多数人都做不到,他做到了,所以他被后人肯定、赞美、反复言说,这是很正常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跟陈寅恪那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概念,你提到的“知识分子”确切地说是职业知识分子（当然从谋生的角度,对他们的选择同样要有同情之理解）,他们多受过大学教育,而且从事与知识相关的职业,比如科技工作者、教师、工程师、记者、编辑、律师等,还有现在很多官员也都是博士,也可以叫做知识分子.但事实上,知识分子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职业的知识分子之分,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内涵,起码要具备三性：一是专业性,在专业领域要有出色的表现,没有专业性,一切都免谈.二是公共性,就是要关心这个社会.如果你只关心自己家里的房子、车子,也算不上.现在社会上将“公知”这个词污名化,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共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具有公共性的,如罗素、爱因斯坦、鲁迅、胡适、傅斯年等人,也有很多像陈寅恪、钱穆、竺可桢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公共领域发言不多,也都是坚守良知底线.在关心社会这一点上是没有问题的.“公知”恐怕是中国当下独有的表述,是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词,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是职业知识分子,为了特别地区分,出现了这个词,但这个词在中国语境下已经变成是一个贬义词,骂人的说法了.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本就应该具有公共性.
除了专业性和公共性之外,知识分子最重要、最核心的是独立性,不只不能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或任何的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是不迎合大众舆论,任何时候都能对举世滔滔的民粹意见保持清醒,不屈从多数的意见,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这是最难做到的独立.“三性”之中,专业性是第一位的,独立性则是最根本的,这两个是构成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核心要件.陈寅洛具备专业性,他是出色的历史学家,又具有独立的批判精神及人格,所以他具有独立性.虽然他的公共性不强,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已经具备了最重要的.今天这个时代,大部分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人已够不到这三条标准,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只是职业知识分子.有些人专业性不够,但是公共性很强,在网上发几条帖子、微博就自以为成了“公知”或被看做是“公知”了,“公知”被污名化虽然是网络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合谋的结果,与这些只有公共性的一代“公知”的出现也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互联网初级阶段时代才会出现的一个怪现象.
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学问上,在传统学问上,不可能再有人可以跟他比拟,那样的时代过去了.他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在那个转型的时代,他有很深的旧学根基,又到西方长期留学,开眼看世界,掌握了西方学术的工具,运用到中国学问当中.所以在中西合璧上,他的建树今人不大可能达到.但并不是说今天或将来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学术成就上超越他的知识分子,将来或许会出现学术上用新方法做出新贡献,同时又有公共性、独立性,并能扭转时代走向精神的人.这没什么不可能,每个时代都能产生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看到的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我们眼下这个时代在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出这种人物的可能性会低一些,这主要是外部环境的客观因素,当然也有主观的因素,“钱学森之问”追问的就是这个.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