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经过汉语翻译后进入中国的外国文学,一直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汉语转换和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下,外国文学经典在其原有语境中的意义不同程度地丧失,并被中国特定语境再经典化.主要表现为目的确立、对象选择、交流吸收、体制接受等层面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操纵.另一方面,作为再经典化了的外国文学又以崭新的面目反过来会对社会意识形态起到生产、强化或改革等构建作用.
关 键 词 ：中国意识形态 外国文学经典 操纵 建构
中国政治与外国文学的传入与翻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意识形态与政治始终是决定一部外国作品能否在中国获得经典化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特定文化的无形之手下,经过汉语转换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其原有语境中的意义被不同程度地转化、消解而被重新经典化；而这些被重新定义的外国文学经典又反过来为中国文学及政治的现代化提供它们特殊的力量.
一、意识形态与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可以看出,它是一种观念系统,具有很强的影响和支配力量,会对个人或社会群体的精神、观念和思想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基本社会构成.
关于“文学经典”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界定.一般来说,“经典”就是指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本文所探讨的所谓经典,主要是指在译入语的特定文化语境中被“经典化”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此类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文化场域经汉语转换,被赋予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性诉求和政治动机,很大程度被同质为中国民族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承担者.
二、 中国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操控
首先,这种影响与操控体现在对外国文学经典意义的改造上.经由汉语转换和中国特定文化背景的过滤,外国文学作品在原有语境中的意义和功能被不同程度地消解,其经改造的内容含义与中国文学一道,同质化为民族意识形态的承担者.中国文学经常采用这个方法,以期通过翻译国外作品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决定了它总是根据本民族的实际状况和目标要求,在重新安排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价值和功能.同时也表现出,外国文学经典除了在原语环境中的部分美学、阶级、现代性等意义功能被部分保留下来,其余功能已基本被消解得一干二净.尤其是在20世纪的前八十年,能否被中国特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所认可,是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获得经典化的首要性甚至唯一性的条件.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意识形态及其规范的指导下,虽然外国文学作品的原有意义和功能面临错位、压缩甚至消解的危险,但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在中国获得了较之原语境上意义更为丰富、地位也更高的作品.这就说明中国意识形态的操纵既具有消解这些作品原有意义和功能的力量,又能够为这些作品赋予新的内涵,从而实现再经典化.
实现再经典化需要满足以下四点条件：
(一)目标的确立
外国文学作品的引进以服务于中国政治制度、文化要求,体现中国独有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性追求为目标.清末的梁启超、林纾等人把外国文学翻译的目的明确规定在挽救民族危亡和政治变革上；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密切配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为引进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和塑造现代人格而服务；至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文学翻译的思想或政治性要求被明确为疗救造成的心灵创伤,通过作品传达人性以缓解政治带来的伤害,并弥补审美的缺失.至于当代,配合着政治现代性而引进的文学样式更是数不胜数.由此可见,能够被引入中国文化场域的外国作品,首要条件是与现时现地的中国政治目标相符合.
(二)对象的选择
选择引入国内的经典,即具有标准和典范意义的作品,必须是那种能够贴近于国情的文学类型.如清末梁启超重在选译“政治小说”；五四革命时期的文学翻译重点是西方现实主义和俄国、日本及弱小民族文学；新中国建设时期主要侧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西方反法西斯战争等文学类型,其中《玩偶之家》、《悲惨世界》、《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先后被奉为经典；具体到对作品翻译的语言等处理方面时,意识形态的选择性更是明显.翻译方式在表面上可分流分派,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落脚于中国的现实政治,如林纾翻译的外国作品的序跋、译文和译中注释皆力图鼓动爱国志气,以令人读之“涕泪澜、不可仰视”的风格而闻名,但他具体到对外国原文本的翻译处理时,则是习惯“随心所欲”进行增删,为政治目标而服务去选择翻译对象,选择对文本的处理方式.
(三)交流与吸收
在交流与吸收层面,外国文学作品能否在贴合新文学和新文化的背景下,为中国主流作家提供某种有价值的创作思考,即影响并推动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也是它是否可以在中国占据经典地位的重要条件之一.如1918年随着《新青年》“易卜生号”的出刊,易卜生及其文学不仅因他鲜明的个人主义,敢于攻击、独战多数的无畏精神正被反封建的文化背景所需要而在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更因他的代表作《玩偶之家》为一大批中国作家带来了创作相关点,如胡适受其作品启发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戏剧《终身大事》,又如鲁迅、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等作家受其影响而创作的一系列相关作品,皆在易卜生热潮中无形地推动了本土文学的创作,从而使得它在中国文学领域被纳入不可撼动的外国文学经典之列.当然有一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即中国作家受国外的影响而创作的作品,一般还是倾向于利用这种相关性来表达切合本土政治的主题,为自身文化服务.
(四)体制的接受
最后,外国文学作品能否在中国获得合法化和经典地位的重要标志,是其能否被中国的文学制度与体制所接受.被这一体制所接受不仅需要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大原则下的认可,也需要得到各个子系统如翻译界、出版界、评论界、文艺创作界、媒体、社会基层,尤其是教育系统的基本认可.在建国以前,由于时局动荡,除了像易卜生这样在五四时期就已大致确立了地位的外国作家,其余大部分的地位或因政党和意识形态体制不稳定而导致的阶级因素,或因文学团体、文学宗派的内部意见不统一而存在变数.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的高尔基和唯美派的王尔德,直到建国以后高尔基等无产阶级作家才最终被全方位地经典化,王尔德也从最开始的完全否定到越来越被后现代主义奉为经典. 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进入到中国的文化领域中,既是它在汉语转换中接受中国意识形态考验和筛选的过程,也是它逐步获得合法化和经典化的过程,一部作品是否能在中国获得经典地位,不仅取决于它们在上述阶段中能够走多远,当然还取决于它们在中国的文化政治体制下发行量有多大、使人民受的教育有多深等等相关因素,这些也都直接决定着这部作品在中国获得经典化的程度.
三、外国文学经典的文化功能
翻译引进的外国文学经典一方面受到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起着强化和革新的作用,为促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而贡献自己的特殊力量.
这一建构作用可以从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得到印证.外国文学的引进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先进的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和思想,推动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如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及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引进,让人们在它们所暴露的黑暗社会中看到了自身,从而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民众,鼓舞起人们改造和革新自己民族的斗争之心；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所散发的爱情自由、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人文主义思想,则为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血液,激励着中国青年男女积极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可见,外国文学作品的引进与经典化的过程不仅增强了中外文学观和文化思想的沟通交流,也为中国本土文学带去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使得二者能够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共同繁荣,推动着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步伐.
总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外国文学经典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外国文学作品要受到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与操纵,并通过意识形态的介入完成其再经典化的过程；而经过中国意识形态转化的外国文学经典又反过来推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革新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