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汉代是汉族与贵州各民族融合互进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汉王朝在贵州境内修筑南夷道、沿交通干线设置邮亭,加强了朝廷与贵州高原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高原交通闭塞的面貌.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贵州开发屯田,不仅巩固了汉王朝在贵州统治的社会基础,而且给生产力落后贵州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技术,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在沿南夷道干线出土的铜车马、“比五尺周一”铜澡盘、铁制工具、中原式印章等文物,说明迁徙的汉族已在贵州高原扎根繁衍.
关 键 词 ：汉代；出土文物；南夷道；邮亭；汉族屯田；融合互进
汉帝国出于“制越”、“通身毒”[1]（P2032）的政治军事目的,大力经营西南边疆,修筑道路和设置邮亭驿站,以此作为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实行集权制的基本保证.为了改变西南夷道路阻绝、割据闭塞的状态,汉王朝需要通往西南民族地区的交通干线；为了能较快传递王朝政令和便捷联系西南郡县,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情况,汉王朝在开辟交通干线的同时,沿途设置了不少邮亭；为了巩固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政权基础,汉朝廷迁徙大批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了贵州屯田,形成了后来的大姓集团和群体.道路的开辟、邮亭的设置和移民屯田,促进了西南边疆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
汉武帝时期在西南夷修筑的道路有南夷道、西夷道、博南山道三条,其中贵州境内的是南夷道.南夷道,又称夜郎道.建元元年（公元前135年）,唐蒙上书汉武帝,请通夜郎道以制越之奇路.《史记》、《汉书》皆记载,汉武帝派唐蒙入使,与夜郎侯多同“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1]（P2031）,并接受夜郎旁诸小邑的归附.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唐蒙禀报汉武帝后,汉朝廷“乃以为犍为郡,以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2]（P1265）.此道是唐蒙通使夜郎之后所修筑的官道,史书称之为“南夷道”,自今四川宜宾通达贵州的北盘江.在唐蒙入使夜郎之前,已有蜀商将蜀地土特产品蒟酱之类,“恃窃出市夜郎”[2]（P1264）,然后沿牂柯江转贩到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销售.又《史记货殖列传》称,蜀地临邛（今四川邛莱）的铁商将所产铁器运到夜郎等地,“贾椎髻之民”[1]（P2279）.这些铁商又把夜郎等地所产的笮马、髦牛、僰僮贩往内地销售.这说明,在唐蒙出使夜郎之前,已有民间商道与内地南越交通往来,唐蒙受令所开之南夷道,旨在加强内地与夜郎区域的联系,从事理上说,也基本沿袭过去民间商道的路线.唐蒙向汉武帝建议通夜郎是为了从牂柯江水路到番禺而进击南越,但自今贵州贞丰白层以上的牂柯江上游不能行船,所以要先从僰道修路南广（今四川高县、珙县、筠连）,最后到平夷（今六枝、普安北境）,再沿此线南行与牂柯江水道相连接,即可乘船入番禺.今兴仁、兴义之间的万屯、顶效、马岭一带发现的汉墓群还出土了铜车马之类文物,说明这一带应是汉代夜郎的南部地区.
修筑南夷道的第二年,即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王朝开始在南夷道沿线设邮亭,据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1]（P2032）,关于南夷道沿线邮亭,《华阳国志南中志》（卷十）朱提郡南秦县条下载：“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3]（P95）,说明南广以下沿线设有八处邮亭.又《华阳国志》卷7说诸葛亮南征时自汉阳回师,说明唐蒙的时候南夷道大部分已经开通.僰道,即今宜宾.南广,即今高县、珙县、筠连一带.平夷,据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考定,在今普安、郎岱一带,地处牂柯江中游.据考古发掘,在赫章出土大批文物,尤其是赫章可乐出土了铸有“武阳传舍比二”[4]（P139）铭文的铁炉一个,说明赫章可乐是南夷道中的八亭之一.关于南夷道的具体路线,一般以为自僰道（今宜宾）南下,经南广（高县、筠连）,入南秦（今威信、镇雄、赫章北境）,过汉阳（今赫章南境、威宁、水城）,而达于平夷（今六枝、普安北境）.自南广以下的八亭,是设置于今威信、镇雄至今六枝、普安之间的邮亭驿站.赫章可乐出土的铁炉上铸称的“武阳传舍”,也是八亭之一.
武阳,县名,原属蜀郡,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划归新设的犍为郡.1958年,出土铁炉的赫章县,原为夜郎旁小邑头兰故地,因为“常隔滇道”[1]（P2032）,于元鼎六年被灭,置为当阳县,仍归犍为郡,南部都尉驻此,东汉时划归犍为属国,蜀时属朱提郡.据贵州省博物馆所编《藏品志一》介绍,该铁炉为晋代所铸,分为炉身和托盘两个部分,高28.1厘米,壁内铸有“武阳传舍比”六字隶书铭文,轻巧美观.“传舍”是古代驿站,战国秦汉已出现,《战国策魏策四》说“今鼻之入秦之传舍,舍不足以舍之”[5]（P778）,又《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有“沛公至高阳传舍,传人召郦生”[1]（P957）的记载.《汉书地理志》犍为郡武阳县：“有铁官”[2](P413),说明此铁炉铸武阳的铁工场,由晋朝廷配给汉阳驿站使用.“比二”指一式两个.汉阳处于夜郎、滇、邛都三大族群的交接区域,是汉晋时期黔蜀交通要道.是汉王朝“南夷始置邮亭”中一处邮亭.西汉时期,已经掌握了锻木为炭的技术,煤作为燃料,汉代也有记载,处于贵州煤海区域的汉阳,“传舍”铁炉使用煤炭作燃料,在当时也有可能性.《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年至公元前25年）,汉牂柯太守陈立曾“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2](P1269),召见夜郎王兴.此处所述的“且同亭”,是汉代所设的邮亭,是南夷道中八亭的延伸.有人把“且同亭”释为秦汉时的地方基层组织乡亭,与汉代夜郎区域的社会环境不符,在当时土著王侯控制广大夜郎区域的情况下,汉王朝所设的郡县只是一些政治军事据点,根本不可能建立基层行政机构的乡亭.作为传递信息,供官员中途歇息的邮亭,在中国出现极早,《墨子杂守》有“筑邮亭者圜之”[6].唐蒙开南夷道后,在干线沿途设置邮亭,以适应当时经营西南夷和及时传达信息的需要.由此可见西汉时期,交通驿传机构已在贵州高原推行.
南夷道开通和沿干线设置邮亭后,有些路段已有车马通行.1975年,在兴义顶效万屯枧槽沟M8号东汉墓出土了铜车马冥器一套.据《贵州省博物馆藏品志》所述,此套铜车马整体造型为单马、双曲辕,双轮中十二幅,车厢呈长方“复瓦顶”形,车、马高度均近1米,共长近2米,各部比例协调[4](P139).据李衍垣《夜郎故地上的探索》研究,该车马与甘肃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上的车马图形比较,再对照《后汉书》上有关舆服的记载,其主人应是当时郡县官吏的家眷.又1987年,在兴仁交乐6号东汉墓中出土铜车马一套,形制大小与万屯出土的铜车马的形体大小相似,马通高116厘米,长85厘米,铜车分为轮轴、车衡、车厢三大部分,是我省出土的车马中最大的一套.此外,在其他墓葬中发现过两套,只余下残缺的马蹄,车轮和驾车铜俑等部件.这些发现,表明随着邮亭制度的推行,当时的贵州高原车马已作为交通工具出现,只是由于条件所限还仅供郡县守令及其家眷使用罢了. 邮亭制度推行后,中原的度量衡制度也推广到了贵州高原.1977年,在赫章可乐汉墓出土了同劳“比五尺周一”[7](P104)铜澡盘一件,器物上的铭文系阳刻篆书,其铭文为：“同劳澡槃,比五尺周一,元始四年十月造”.“槃”,即盘的异体,澡盘是古代的一种盛水器,“同劳”,汉县名,属益州郡,地处今曲靖以南至陆良一带,“比五尺周一”是铜盘的尺寸规格,“元始四年”指公元前四年,“元始”是汉平帝刘衍的年号.澡盘上标明铸造的尺寸,说明汉王朝在西南夷设置郡县的同时,也把度量衡制度带到贵州高原.
修筑南夷道的同时,汉王朝还采取徙民屯田经营社会基础的举措.贵州西部汉墓成群,分布广泛,至今出土文物种类众多,许多文物带有浓郁汉式风格.这与汉王朝徙豪族和移民屯田贵州高原密切相关.在贵州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大多为生活用具、装饰品和少数生产工具,主要有陶、铜、铁器,还有少量漆、木、玉、石等器具.具有重大文物价值的有铜车马、连枝灯,抚琴俑,巴郡守丞印、水池田园模型、绳纹瓦、筒瓦、车轮纹瓦当、云纹瓦当等.贵州汉墓分布在清镇、平坝、安顺、兴义、兴仁、黔西、赫章、毕节、威宁、金沙、务川等广阔地域,与汉朝设置郡县的情况基本一致,西汉中叶后,大批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了贵州,是形成今日汉墓群众多的原因.
贵州属于多民族地区,大部分为汉代所设的初郡辖治.汉武帝为笼络当地各族,实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优惠政策,驻防的官吏戍卒所需粮食及其费用,主要从巴蜀转运而来,唐蒙开南夷道,加重巴蜀租赋以致“巴蜀之民罢焉”,加上“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更之”[1](P680
697),“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1]（P2081）,因此,司马相如借蜀郡耆老之口说：“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竞,士卒劳倦,万民不赡”[1](P2084),人力物力耗费巨大.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减轻巴蜀人民的负担,《史记平准书》说：“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3](P96).汉武帝采取了募豪族大姓及其依附农民迁徙到西南夷地区,进行屯垦,当地郡县就地取粮,朝廷依粮拨钱偿付.这是汉王朝在西南夷的第一批移民,在贵州移民屯田始于汉代.
当时迁入牂柯的豪族,《后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有“三蜀大姓龙、傅、尹、董”等家族,古人将蜀郡、夜郎、犍为郡合称“三蜀”,地处今川西、川南一带.《华阳国志南中志》称,东汉末年“毋敛人尹珍等以经术选用”,又“平夷傅宝,夜郎尹贡,亦有明德等号南州人士”,尹珍、傅宝、尹贡,都是牂柯大姓中的人物[3](P96).牂柯大姓傅氏居于今贵州的六枝、晴隆一带,尹氏居于今黔南的独山、荔波和黔西的普安、盘县、兴仁一带,董氏则居于黔西南的兴仁、兴义一带.根据出土的汉墓和龙氏受赏的御用漆耳杯看,龙氏当在今清镇、平坝、安顺一带.另外在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清镇琊珑坝、兴义交乐等地汉墓出土了“郭顺之印”、“毕赣印”、“毕宗私印”、“张光私印”、“樊千万”、“赵千万”、“巨王千万”等铜质印章[7](P107,157,209,260),这些也应是跟随龙、傅、尹、董一起迁入的其他大姓的遗物.汉族移民一般分布在郡县治附近,与郡县互为表里.一方面移民依靠郡县作为保护,一方面郡县官吏依靠移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获得了可靠的社会力量.并且借助这些大姓的力量,牂柯郡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除了为修筑道路缓解巴蜀经济负担而“募豪民田南夷”[2](P221)外,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元封二年,汉王朝平定南越后,还迁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及“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3](P96),从而增加西南夷的汉族移民.虽然这是把犯死罪之人和奸豪移入滇境,但也不排除迁徙罪犯到贵州高原的可能.移民不仅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汉文化知识带入贵州,同时也把内地人的生活理念和思想意识带到了民族地区,这样有利于当地的文化进步和经济发展.在出土贵州汉墓的随葬品中,有的器物具有典型汉文化特征,有些器物又体现出汉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反映出多元文化关系与新的文化格局.赫章可乐第一次发掘的168座乙类墓中,有104座出土了随葬品,这些随葬品,初步分析,存在多种文化因素,如出土的卷云纹铜柄铁剑、铜手镯、铜扣饰、铜铃、漆器以及玉、石、骨器和陶器,主要体现土著文化因素,当中的漆器则受到了滇文化、巴蜀文化及汉式文化的影响.出土的柳叶形无格柄铁剑、圆鼓腰圜底两环耳铁釜,圆鼓腰圜底两环耳铜釜、铜鍪等具有巴蜀文化因素,器物的形态和材质,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出土的许多铁制工具,如刀、削、钎、剑、镢、铧、带钩等,还有少量的铜器,如铜洗、铜釜、铜镜、焦平、铜泡丁、半两、五铢、莽钱等[7](P111),都是具有典型汉文化因素的器物.
汉代,军队屯田戍守,史书记载主要是在北境和西北边郡.西汉屯田劳动者的主要是服士卒役一年的农民,这时的屯田主要是军屯.东汉屯田的劳动者不再是服士卒役的农民,而是弛刑、免刑的罪人和募士.军队屯田是为了以军养军,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粮食供给问题,缓解军队的部分给养.汉代的屯田管理,郡县屯田归地方官负责,士卒屯田归都尉负责,其次可以巩固地方政权.在西南夷,武帝徙豪族及附民屯田,后又募死罪之人和奸豪实边,未见令士卒屯田的记载.以军养军作为汉王朝解决边郡给养的策略,在民族复杂的西南夷地区,汉王朝实行“毋赋税”的政策,与当地各族相处较为安稳,所设边郡与都尉辖区战事没有北方频繁,闲暇时在西南夷地区屯田的可能性亦不应排除.安顺宁谷汉墓群的发掘情况可以说明,已经形成较大汉族聚居区.1996年冬,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龙泉遗址和瓦窑堡遗址进行发掘.龙泉寺附近的建筑遗址总面积有9万平方米,在所发掘的21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有八个文化层,四至八层可以肯定为汉文化层,在第三层和第五层发现了5条水沟,又在三、五、八层发现了6个用火的灰坑,还有若干陶器残片,说明这里曾是一片村落.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牍、木楔、木方等建筑构体,木质器物上还有明显的刀凿痕迹.发掘中,又发现数量甚多的绳纹瓦和筒瓦,发现车轮纹瓦当和云纹瓦当,有一种瓦当上印刻着“长乐未央”的字样,说明当时的人已经修建木结构房屋,采用了瓦和瓦当盖屋顶.在龙泉寺建筑遗址南边约1公里处,发现了上苑瓦窑遗址,面积约5 000平方米,分布在东、西两个台地上.共有陶窑5座,窑址平面呈长方形,由窑门、火膛、窑室、烟囱、窑顶部分组成.在窑址中又发现了许多砖瓦,有绳纹板瓦和筒瓦残片,还有少量几何纹花砖[7](P221).安顺宁谷龙泉寺建筑遗址和陶窑遗址说明,这里曾经有大量的汉族移民居住,是汉代大型的建筑群,汉王朝在此驻军屯田的可能性极大.宁谷汉墓群的东部有清镇、平坝汉墓群,西部有兴仁、兴义汉墓群.汉代的牂柯郡地跨滇、黔,据推测郡太守驻地可能就在安顺一带,郡治且兰可能就在宁谷,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把牂柯郡的治所标注在且兰县,即安顺境内.
出土文物显示,西汉中叶以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郡县,大批汉族官吏、军伍、豪民、罪犯进入贵州高原,汉族文化对当地各族产生了全面、直接、深刻的影响.南夷道的开通和沿干线设置邮亭,以及交通工具和度量衡制度的出现,打破了贵州高原闭塞的状况,加强了中原与贵州的交流.汉族移民不仅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而且在与当地各族共同生活的同时,吸取当地民族的文化因素,与当地民族相融合,在贵州高原扎根繁衍.另一方面,汉文化具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社会制度、经济文化方面比当地各族先进,因此,汉王朝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也推行到贵州高原,促进了贵州高原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形成了汉族与贵州各民族融合互进的第一个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