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教学科研带学生,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经历.平时也就喜欢安静的环境,读书教书适合我的性格.”
记者（以下简称“记”）：张教授,您能谈谈您的求学经历么?
张乃根（以下简称“张”）：说来话长.那我就简单地谈下我曾经在华政的生活吧.我的求学经历也就是从华政到复旦,中间也没有换来换去,像别人可能还去过其他单位部门.我的经历也很简单,就是从华政毕业,然后在复旦教书,一直到现在为止.
记：您从事国际法这方面研究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张：事实上刚来复旦的时候,我考的是国际经济法,董世忠老师的.我们有六个人考,北大一个,本校有两位是国际政治系的,他们英语很好,西北政法一个,然后就是我,还有一个大概是上海大学的.六个人考最后录取了四个人,四个人只招了三个,他当时实际上是想招本校两位,王铁崖介绍一个,他就扩招了一个.所以后来我就没有直接读国际经济法,他们就征求我意见,如果转到法制史是否同意,因为法制史当时是正式授予学位的,国际经济法当时还挂靠在华东政法学院,挂靠到1994年为止.法制史是唯一的,叶孝信教授和李昌道教授,他们这个学科点是最早的.我当时就说,只要你让我到复旦念书,把我转到哪里都可以等所以就转到法制史专业里来了.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留校,就教西方法律思想史.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人教西方法律思想史.叶老师教中国法律思想史,李昌道老师教西方法律制度史,但是没有人教西方法律思想史.所以叶老师就说你喜欢英文,看英文的资料,那你就教西方法律思想史吧.其实这一阶段的学习对我是至关重要的,西方法律这一块从本身上来说,讲的都是西方法学理论；而原先我自己学的这一块,包括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念国际政治,讲西方政治学,就是教柏拉图法律、政治篇；所以实际上,我教的西方法律思想史就是在听国际政治系课的当中,由他们的西方政治理论,然后再变成我的知识.
政治和法律是分不开的,所以你看我的《西方法哲学史纲》,最初也就是他们给我的书,然后通过自己读,读完以后教给学生,教过之后就写成书,因为当时这些书国内是买不到的.从1983年到1992年,我花了10年写这本书.后来院里面,我们这里有一个副主任叫史文清,他是教知识产权的,后来他调到西藏去支边当副校长.他走了之后这里就没人教知识产权,所以我第一次出国是去哥伦比亚大学,1989年,是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史,回来就写了这本书.
后来第二次,还是福特基金会的这个项目,作为再访学者,专业方向就改成了知识产权.到美国去研究知识产权法,回来就成立了一个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但是一回来,马上又有工作需要,因为董老师年纪大了,本来出国之前是转到知识产权法的,结果出国一回来,学校就叫我负责国际法,1994年我们学校正好获得了复旦的第二个硕士学位点,我就被安排负责这个点了.所以实际上1994年回来以后我就转到国际法这个专业方向了,从1994年至2005年,我们也都以国际经济法为主.
在国外一个最为深切的感受就是图书资料很多.像我不需要修学分,听课就可以选择性地听一些有名的老师的课.比如像约翰·杰克逊教授等等,这也是很重要的.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是老师,一个是资料,学生就是靠这两样培养出来的.
记：张老师,您出国这么多次,您觉得和我们国内的学术氛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张：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我主要指的是硬件.因为每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一样,美国是普通法,中国是成文法,但在中国现在判例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为大家所认识.实践当中光靠司法解释还不行,还是需要判例的运用,要让大家知道案件是怎么样判定出来的.各国的法律制度受到本国的历史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尽管中国很多法律制度是引进的,但是还是带有很多中国本土化的特征.但是从硬件条件来说,为什么要经常出去学习呢?因为国外的图书资料多,而且管理得当,基本上你需要的课题信息搜索很快就查到了,因为它定了好多的reference,在图书馆里面,都是提供给学生,免费的.他们经常会更新一些,我们当时国内的条件还是打印的,一册一册的.比方说国际组织法、WTO,都有一些reference,有很多为学生准备的参考的目录.
现在国内也有很多电子类书籍了,以前都是打印的.但是在美国,信息更新得都比较快,书也很多,大多数都是新的书.你看我们现在的图书馆很大,但里面的书籍还不及别人的十分之一.藏书量太少.华政算是比较多的了,我印象当中以前的华政书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就不太清楚了.比如我去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一个图书馆有七层楼高,中间还有个像复式一样的,算是很高了,七层楼四周是办公室,办公室没有我们这么大,我们这个办公室太大了,他们的办公室只有我们的一半.中间呢就全是图书馆,从地下一层到最上面,整个中间都是藏书.你到地下那个图书室书都看不完,实在是太多了.当然,人家学校历史也比较久,像哥伦比亚大学就有两百多年,和美国的年龄差不多.像美国的密歇根大学,老的图书馆还不算,新的图书馆也有地下室,从地下室到最上面,也全都是图书.所以像我出去,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书.我的大多数著作也都是在外面写的.在外面利用资料,边看边写,也不需要复印,书就放在旁边,很方便,不像我们国内资料都很有限.我都是回来之前复印一些带给我的学生,上课可以用,弥补国内资料的相对空缺.现在可能相对好一点.因为主要是经费,你需要用经费去买这些书,很贵的.像我这边和国外合作,国外一方大概就送了上千本书,算是我们这里最宝贵的了.所以在国外一个最为深切的感受就是图书资料很多.像我不需要修学分,听课就可以选择性地听一些有名的老师的课.比如像约翰·杰克逊教授等等,这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听很多名家的课.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是老师,一个是资料,学生就是靠这两样培养出来的.
记：您除了对资料的丰富、名家授课印象比较深刻之外,还有别的感受比方说法学研究的状态和我们存在的区别么?
张：我觉得法学研究还是各有千秋的,各有各的特点.总体上来说我们在国外做研究,包括我在哥伦比亚参加得比较多的是LawandEconomic,所以我后来写得比较多的是法经济学,因为这个比较具体,我一方面学的是理论,但实际上,我对具体的法学理论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人家做理论也是全美比较一流的了,除了芝加哥大学之外就是它了.后来到美国去研究知识产权,我去的那个时候知识产权也是全美第一的.我刚才说的知识产权的教授,前两天也刚刚来,我和他已经是十五六年的老朋友了.欧洲的也请我去进行学术交流,了解人家学术研究的情况,我们多半还是先学习别人的,回来之后自己也研究,然后人家也和你交流.知识产权是这样,国际法也是这样,但国际法总体上来说现在还是向国外学习,出理论成果专题性质的也不是很多,虽然教材很多.我是在李浩培先生的基础上研究条约解释法,他研究的是条约法.因为条约最重要的还是解释,是在适用当中,在案件当中.在华政召开的国际法年会上我也提交了关于条约解释法的研究成果.国外虽然有很多知名的教材,但更多的是学术专著.我们国内在学术专著上就比较缺乏,至少在我研究的领域里面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希望我的博士生做的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比较具体一些的,不要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