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同志2010年7月2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说,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现已形成“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的所有制结构；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仍然要坚持这种结构.
这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认识和观点.不过,却有论者用僵化的思维,在媒体刊文,给我国的民营经济扣上“私营经济”的帽子,进而认为黄孟复同志的观点违反宪法,违背党的基本理论,是鼓吹搞私有化.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十分重要,需要辨析清楚.
到了为民营经济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所谓民营经济,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改革原先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结构,探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关系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体,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已充分证明民营经济的积极作用.据最新统计,民营经济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5%,存量就业的90%、增量就业的92%由民营经济提供；在国民薪酬中,除公务员外,88%是非国有企业发放的,76%的税收是非国有企业创造的.像广东这个外资大省,民营经济的发展规模是相当可观的,2009年80%以上的就业岗位也是由民营经济提供的.浙江省民营经济承担了浙江60%的税收,70%的出口,80%的善款捐助,90%的就业安排.可见“民营经济本质上是富民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在我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创新开发,市场的活跃,就业的扩大,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改善和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
思想认识与体制机制必须与时俱进.十六大报告阐明：“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
积极鼓励和大力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已为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并不断实践.比如最近,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说,浙江省主要领导同志一再表示,在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尊重和爱护浙江的民营企业和浙商,才能促使他们进一步做大做强.（《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2月2日）2010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了“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省委书记汪洋指出,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民营经济的发展,成就了广东改革发展的辉煌,有力促进了珠三角经济的腾飞；民营经济的兴盛,关系到广东经济的繁荣,尤其关系到广东人民的福祉.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民营经济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成为一些地区逆势而上的中坚依托,更加凸显了民营经济对于广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深圳特区报》2010年7月8日）
面对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有些理论工作者却站在群众生动创造的对立面,固守前人的本本指手画脚.我们到了按照同志“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要求,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
确实,“民营经济”这个概念在马列本本里找不到,我们的宪法也没有写进去.但是以此给我国的民营经济贴上标签,把它的发展理解为违反宪法、搞私有化,是有违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完全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说过,“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党的理论、章程,国家宪法,总是与时俱进地总结概括新的创造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比如,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特区政策,农民工政策,小康社会,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都是马列本本里没有的.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鼓励在实践中探索创新,敢闯敢试.正如总结的：“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文选》第3卷）
认识和对待民营经济发展,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早在1953年在论述我国公私合营经济时就创造性地阐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等因此这种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文集》第6卷第282页）1992年在南巡谈话中回答“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议论时也明晰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文选》第3卷第373页）民营经济、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简单归入资本主义性质；这些阶层也不能简单归入资产阶级范畴.这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正确认识和科学观点.
那种把发展民营经济和发展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忽视了时代的变迁,弄错了历史发展阶段,是完全错误的.恩格斯晚年在批评那种“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时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一些人把“唯物主义”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那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对于民营经济这个新的社会现象,是不可以从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中寻找现成答案的.
这里我们需要总结一下20世纪最后几年里有关股份制争论的成果.1997年,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回答一些论者笼统地把实行股份制说成搞私有化的观点时明确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在谁的手中.当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2000年朱基同志在意大利会见企业家,纠正他们对我国股份制改革的误读时也阐明,“我只需要纠正你一点,就是你叫‘私有化’,我们不叫‘私有化’,我们叫‘股份化’,所谓‘股份化’,就是把国有企业的资产通过股票市场卖给人民群众”.“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而不是私有化”.（《 朱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笔者以为,应当用他们阐明的这种观点与方法,来研究、理解和对待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指明,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人们共同富裕幸福的新时代,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社会阶层,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文选》第三卷第286~287页）因此,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非公有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就不要怕,而要拍手称快,鼓励支持引导.它的发展,不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是发展壮大了中国的社会主义.
民营经济也是执政的经济基础
一些论者之所以对民营经济作出误读,还在于不能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研究、理解和对待民营发展中的新情况、新变化.
理论研究和历史实践,特别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都告诉我们,几千年来,直到今天,人类社会大都是在私有制度下生活、发展、进步的；它是基本的社会制度,决定和推动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制度和观念的发展变化,而且形成了相应的政治法律道德观念传统习俗的完整社会体系.因此,消灭私有制,是一项需要说服全社会每个成员,改变整个制度体制的系统工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的历史变革过程,任何“唯意志论”、“共产主义急性病”都是不可取的.急于求成只能欲速不达,甚至造成许多令人恐怖的灾祸.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就提出,实现这个重要目标的必备条件,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和普遍交往的世界发展.唯物史观认为,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社会历史变革,才能逐步创造消灭私有制的基本条件.问题是当代中国远不具备这些条件.而中国基本经济制度,需要经历哪些阶段、采取哪些结构和什么形式、以怎样的路径,才能逐步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所有制的经济社会形态,马克思、列宁、、都不可能留下现成答案.正如同志指出的：“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有论者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说什么当代中国社会制度和执政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国有经济,而不包括民营经济.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研究院常修泽教授,2010年1月在山东省邹平县实地考察西王村集团这个大型民营企业时,铿锵有力地给出回答：“此前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只认为国有经济是执政的基础,否认民营经济也是执政的基础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思想借着危机在强化.”“西王村的发展有力地说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是执政的基础.”（常修泽：《产权人本共进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笔者认为,这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界定,为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方针,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认为,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全部上层建筑,都是以其现存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为经济基础的.显然,拘泥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观点,无视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误读,背离了唯物史观.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在严厉批评德国工人党纲领的错误观点时就说过,“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作现存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从现代政治学观点看,把执政的经济基础仅仅理解为国有经济也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阐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同上）就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坚定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推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让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才能日益发展壮大人民政权和执政的经济基础,这也是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作者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学位管理和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社会科学司司长）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