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这场非典危机中,由于媒体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充当了一个积极的第三者作用,使政府、百姓、媒体之间,形成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健康关系
“非典”期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北京出现的抢购风波.为此我在自己所供职的媒体上撰写社评.说实在话,作为一个媒体评论员,能找到这样一个让自己的良心和外在的尺度都熨帖的题目,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个题目的可贵,在于它的可言说性.以抢购之事而论,疫情信息公开之后,百姓出于最初的恐慌而有了超出实际需求的抢购；而面对难题,政府积极组织货源、及时补货,以正面的供求信息平抑市场,而没有采取诸如限量购买等传统手段；百姓则正确解读了市场信号而与政府的承诺之间取得了默契,迅速恢复平常心态,没有倒向真正的疯狂.
这样一个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互动的典型过程,对于媒体评论员而言,如果我的立场和行动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媒体的态度,那么百姓与政府的互动之中就又有了第三者,政府、百姓、媒体之间,形成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健康关系.
这场疫情实在是灾难,而这场灾难的后果,到现在还没有充分显露,露出来的,反倒是一些好处.媒体或沙龙里的舆论,已经把非典疫情说成了重要的转折.对于这一转折的深刻含义,我没有能力与学问家们唱和,而我体会到的,是政府与媒体之间关系的变化：由疫情初起时媒体沉默,到后来的“一律发新华社通稿”,再到最终的自主报道,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完成了媒体期盼了多少年的新闻改革的全过程.
政府的实话实说,媒体的如实报道,让老百姓对媒体和政府建立了信任.
而正是这种信任,让整个社会在疫情蔓延的危局下,还能稳住阵脚.整个抗击疫情的过程可以视作一场放大了的抢购风波,由于政府、百姓、媒体之间急就而成的互信关系,终于没有滑向因互不信任而导致失控局面.
就常态而言,政府、百姓、媒体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典型的“多次博弈”的过程,没有长期的相互摸底,就没办法建立真正的互信.是非典疫情的突袭,使整个社会进入非典型状态,各种关系也以非典型的方式得到调适,政府、百姓、媒体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急就而成.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所表现出的理性的、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让身为媒体人的我,都有些感动――于危机之中得到更多自主权的媒体,并没有因为管束放松而胡言乱语；百姓也没有受媒体蛊惑而限于混乱,这一切都让人有意外惊喜.
其实没什么意外,事情本该如此.是“非典”的到来,为一种已经孕育成功的新的社会关系完成了催生的过程.就这一点而言,我同意“非典”是危机也是契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