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企业治理理论是近年来经济学界研究的主流,其核心就是探讨所有权安排.关于什么怎样进行所有权的配置才是最佳的,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资本雇佣劳动是最佳安排；有的认为劳动占有资本,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更多的是倾向于一个动态的治理结构,即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如何分配完全取决于进入企业的各生产要素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和力量对比,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是最好的选择.马克思更是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跳出固有的思维巢臼,把所有权安排这个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产生的根源直接导向生产力的范畴,通过企业的发展史,以唯物史观的角度客观地,发展的,矛盾地论述了生产力的活跃因素――生产技术的发展对其载体生产要素的要求导致了企业内各生产要素力量的对比,进而成为各要素所有者经济地位,利益关系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样看来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能达到这样的认识,不得不再一次的证明其理论伟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洞悉力.下面我就对这些理论进行一个简要梳理.
张维迎通过分析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性,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容易“偷懒”,而非人力资本具有抵押功能,容易受到“”.如果负责经营决策的企业家是没有投入企业的非人力资本,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剩余索取者(风险承担者),在此资本可以起着传递有关经营能力信息的作用,所以他认为古典企业式企业家,财务资本家,经营者三位一体模式是最有效率的.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作企业家的机制.
方竹兰则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非人力资本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股票市场,包括产权交易市场都日趋完善,使得非人力资本一有风险就可以迅速在各种形式中进行转换,进行风险规避.而伴随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关系的逐步弱化和间接化,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关系却逐步强化和直接化.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了更好的适应工作提高争取权益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会持续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且这种投入具有一定的专用性,只有在原有团队和企业内才能充分体现价值.离开企业,人力资本的这种投入可能急剧贬值.
周其仁通过分析人力资本的特性,认为企业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现代股份公司引起企业产权结构的真正重大的变化,是人力资本在现代企业里的相对地位急剧上升,以及纯粹的财务资本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人力资本从非人力资本的影子分离出来,且相对位置越来越重要,要求参与公司剩余索取权的分享.企业的不同资本的相对市价的变化,是由一切进入企业合约的要素的市场竞争来决定的.因此,要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治理效率,必须同时进行劳务市场、经理市场、企业家市场和财务资本市场的配套改革.
杨瑞龙认为公司治理机构是企业各产权主动态博议论的结果,利益相关者的客观存在及分享企业所有权.离开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及其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遗产,孤立地去评判某种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劣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股份公司的企业发展史,在理论逻辑和历史事实上论述了生产技术发展要求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作为其载体的“选择效应”使得企业内部各要素所有者的地位发生不以人意志主转移的变化.这就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决定作用在微观经济领域中的最好体现.
在企业的发展史过程中,劳动者开始尚有一定独立性到从属于总体工人及生产资料作为其中一部分发挥作用,最后只能绝对附庸于机器才能适应社会生产的要求,实现其价值,其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开始对作为企业发达形态的股份公司展开深入剖析.在现代企业中,经济绩效的提高主要依赖高级经理人和科研人员等劳动者,他们在实际上控制着企业生产经营的完整过程,而此时资本却由于股权分散而走向片面化,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旁观者,逐渐丧失了对生产经营过程的控制能力.马克思预示未来应当是由各种形式的高级劳动者在自由联合中全面占有生产资料,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方式获得根本性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不存在哪个理论正确哪个错误.每一学者只是从某一角度,或某一个阶段来论述具体的所有权安排问题.包括张,他认为资本雇佣劳动是在资本主义早中期古典企业存在的情况下得出的,虽然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撇开所有制因素,改革发展初期的企业是有古典企业的影子的,资本相对于劳动显得稀缺.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资本雇佣劳动确实是有效率的.但同时他分析现代股份公司条件下最优的所有权安排一定是一个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剩余分享制.可见他并没有绝对否认多个产权主体共同参与公司治理的可能性,只是时机还不成熟.而方表面看起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他是指一个治理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一定是劳动占有资本,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注意这个人力资本的概念比较宽泛：可以是经营者,核心技术人员,员工.而周,杨则是以一个比较中和,动态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认识到资本与劳动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能力及利益相关者权责利的分配并不是通过某种“制度设计”就可以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合理”的状态.企业中权利与利益的分配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这些利益相关者实际力量的对比情况,取决于股东经理人和雇员所代表的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地位与作用,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对比随着他们所代表要素在企业技术变迁中作用的变化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