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十七年与新时期乡土文学无疑是当代文学的核心内容,他们是对时代最壮观的书写,同时他们又有着迥异的精神气质,前者自信而傲视一切,充满着与人斗、与天斗其乐无穷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后者自怜而沉静,充满了对历史、人生与现实的细腻体悟与深刻反省.风格的差异源于十七年与新时期乡土文学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自觉地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目标,认为政权的革新必然带来人的意识现代化,将民众意识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理解为政治理想与信念的问题.而后者则致力于文化语境与人的现代化的必然联系,从民族文化的“根”性特点来思考个人、民族、国家获得现代性的艰难.
确切的说,十七年文学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和扩展.而解放区文学与左翼文学在对农民进行革命政治启蒙的目标上一致.因此,在政治启蒙的价值取向上,十七年文学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一脉相承,但启蒙的基点不一样,左翼文学主要通过大量叙写农民贫穷的生活处境,即使丰年也忍饥挨饿的悲惨生存状况,将革命的矛头指向现存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暗示农民要想解放,首先是获得生存权,那么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现行政权,建立农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因此,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如果说左翼文学暗示了农民通过政治革命获得现代性的可能,那么解放区文学就以鲜活的例证来证明这种可能.如孙犁在《荷花淀》中创造的以游击队长水生,水生嫂为代表的大公无私、积极抗战的解放区农民形象,就完全没有了旧社会农民的自私与保守的习性；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中,解放区农民都在人民政权的强有力的支持下,战胜了“父母之命、嫁鸡随鸡”的封建婚姻观念和反动势力的阻挠,解放区真正实现了与自由.
十七年乡土文学基本延续了左翼和解放区文学对于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进程的理解.建国后新的体制已经建立,人的解放已经实现,随之而来的就是民众意识的现代化问题,然而,十七年乡土文学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理想与信念问题,认为只要民众获得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就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由于十七年乡土文学的思想启蒙基点在于贯注民众以政治理想,试图通过精神的超拔来抵抗物质的贫瘠,所以其创作主题转向了以崇高超越平庸,以理想替代现实,以精神遮蔽物质的革命浪漫主义“颂歌”.十七年文学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叙写中国农民在“合作化”“大跃进”等农村社会变革中的高尚情操和积极姿态,引导农民战胜私有的小农意识,归依集体,从而实现集体与个人的现代化转型.如李准的小说《一串钥匙》就生动地展现了这个理想的转化过程：一家之主白举峰在先进农民林根立以及觉悟了的儿子媳妇们的引导下,丢下了管理小家庭钱财的最后一串钥匙（私有意识）,尽心尽力为村集体劳动,媳妇儿子们也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每月领取薪金,家庭富裕而欢乐,周末一家人一起过休息日,吃吃喝喝后去逛村西的水上公园,城里的杂技团还来作了慰问演出.作品中农村的现代化就是向城市化转化,农民的现代化就是向工人转化.既然农民的私有意识是整个国家现代化转型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十七年乡土文学都致力于启蒙农民如何与自身的、周围的私有意识作斗争,成为具有集体主义意识的现代新型农民.在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等作品中就塑造了梁生宝、王满喜、李双双等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典型.这些农民典型所达到的对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和思想觉悟超出了他们在实际条件中所能达到的水准,如农村妇女李双双不识多少字,但敢在村口贴大字报为大跃进献计献策,她整天围着锅台转,却无师自通地领会到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动员丈夫发挥个人特长,参加人民公社大食堂建设.显然,李双双对集体主义政治的热情,或多或少暗含了知识分子作家的主观想象和认识嫁接.而这种对于脱离农民实际的“神圣化”创作倾向在后来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等作品中达到极致.如《金光大道》中写贫下中农向高大泉表示愿意参加互助组,“他们说：‘我们对党有千恩万谢等对眼下走的老道儿有千惊万怕等对你带回的那个组织办法呀,千欢万喜,从肺腑里拥护啊!’”《虹南作战史》中写农民洪雷生在与机会主义分子浦春华斗争时说：“当一天员就要同错误思想顶一天等永远走指引的合作化道路,哪怕钢刀搁在头颈上,也不回头”.在这些样板文本中,农民从语言到思想都发生了彻底变革,他们虽然穿着农民的外衣,但在内在精神气质上都不再是农民,而成为了某些激进知识分子政治理想的代言人.
十七年乡土文学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政治革命实现了占人口和国土面积最多的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因此中国社会也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转型.而新时期文学则以贫穷落后的农民真实生活图景以及农民愚昧保守的思想意识状态,解构了十七年文学创造的农民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神话,指出农民的贫困处境和落后意识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阻碍,从而表达了新时期作家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依然艰巨而漫长的判断.
新时期乡土文学首先是反思十七年与的政治理想主义,理性关注人的现代化的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辨证关系.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三部“反思文学”作品为例,它们都叙述了“集体主义”政治与它的忠实追随者――革命农民的生存背离：在解放战争期间,革命农民老寿竭尽全力支援前线,解放后因为反对甘木公社虚报粮食产量,考虑村民的生存困难不肯毁掉自己看管的梨园,老寿被视为“以粮为纲”运动中的绊脚石,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曾经倾其所有支持了革命战争的甘木村农民,革命胜利了却过着人均每天不足八两粮的生活（《剪辑错了的故事》）；当李家寨人遭受饥荒百多号人因连续几天断粮而挺在床上不会动弹了,他们的父母官公社书记杨文秀却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不顾民众的死活而向上级瞒报实情,当初积极入社的社员们成群结队冒风顶雪去逃荒（《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农民李顺大在解放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尽管省吃俭用,苦挣苦攒,也没有实现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屋的愿望.民以食为天,单纯的政治热情不能解决农民的饥荒问题.遭遇了饥荒的新社会农民与旧社会农民一样会重操乞丐旧业,精神超越不了物质.反思文学从政治与革命主体的生存背离中看到了政治的荒谬性,肯定了农民正常的生存,并对农民被愚弄与被损害的处境表达了人道主义的同情.
对十七年及政治的反思导向了新时期文学重新理性地认识农民,解除了十七年文学套在农民头上的神圣光环,将农民还原为本色的农民,也祛除了农民头上的政治光环.农民之所以是农民,就因为他们更关注自己一家一室的生计：妇女们想多养几只鸡贴补家用（《月兰》）；王老大上山偷集体的柴换点买油盐酱醋的钱（《笨人王老大》）；瘿袋为了挣四个工分每天给烈属、军属挑水,为养活孩子偷邻居的葫芦（《狗日的粮食》）；农民的思想状态也没发生多大的变化,在朱晓平的 298;桑树坪记事》中,“我”（知青）怀着对农民的崇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见到了与自己从文学作品和电影中了解的截然不同的农村和农民：桑树坪的村民挖空心思想少交粮给公社,测量田亩面积时做手脚,让麦客少拿钱多做事；解放后的桑树坪村,农民依然愚昧,封建道德观念和家族意识根深蒂固,他们听命于“家长”李金斗,排斥外姓,为了将两孔窑洞据为己有,陷害上门女婿王志科为杀人犯,并最终将他送进牢狱,欺凌无亲无故的小寡妇彩芳,剥夺她的婚姻自由并迫害致死.其它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为表现对象的乡土文学作品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贾平凹的《浮躁》、阎连科的《乡间故事》、路遥的《人生》等都叙写了农民保守、奴性、势利等性格特征,以及封建专制在乡土社会的积淀与现代变形.在新时期乡土文学中,农民和农村社会并没有因为政权的变革和经济条件的好转完成精神意识层面的现代转变,陈奂生是典型的现代阿Q（《陈奂生上城》）；高加林具有了一定的个人意识,但他渴望走出乡土的动机是获得权力,藉此让整个家庭在乡民面前得到尊重和仰视,其意识深处是封建的光宗耀祖思想,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意识（《人生》）.那么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转型的阻碍力量究竟来自何处?整个民族需要怎样的启蒙?
“寻根文学”将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向民族文化和集体无意识的纵深掘进,反思民族文化根性,这使它在主题与精神气质上实现了与“五四”文化启蒙的对接.较之于新时期其他乡土文学作品,寻根文学超越了纯粹的政治评判或道德评判的价值尺度,将作品中的人物置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对民族现代化的牵制作用.在寻根文学作品中,每一个叙事场景如鸡头寨（韩少功《爸爸爸》）,小鲍庄（王安忆《小鲍庄》）,商州（贾平凹《商州初录》）,葛川江（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与其说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或人物居住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个积淀甚深的乡土文化场.在作品中,这些“乡土文化场”具有强大的心理同化作用：一向对鸡头寨落后面貌不满的仁宝在回乡的路上本打算劝乡亲们言和,但回乡后见别人都在谈打冤的事便不甘落后,并显出勇猛的姿态鼓动大家报仇（《爸爸爸》）.拾来不顾小鲍庄人的殴打和鄙视,入赘寡妇二婶家,表现出对小鲍庄仁义道德观念的漠视,但最后还是皈依小鲍庄文化,甘愿让地给仁义的化身捞渣修墓,并时常为他扫墓（《小鲍庄》）.乡土文化场同化了每一个像仁宝,拾来一样试图反抗的个体,将个体纳入群体范畴,终于形成集体的非理性的从众意识.正是这种根性的非理性群体意识造成了乡土社会超稳定的蒙昧形态和对权威（权力）的盲目崇拜,因为个人主体意识的缺乏,个人将判断与决定的权力交给群体,但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具备决断的资格,因此群体将决断权交给万能的神灵,如丙崽因为挨杀的一刻出现雷鸣,只会说“爸爸”和“×妈妈”等异端,被视为神的代言人,也由任意欺凌的对象变为“丙相公”“丙相爷”“丙仙”.寻根文学找到了民族蒙昧之根,那就是个体对群体的非理性的依附与盲从,群体对于个体的包围与虐杀.而五四乡土文学的个性主义的思想启蒙正是从群体（传统）对于个体的虐杀,个体对于群体的盲从切入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寻根文学在对乡土的文化批判中实现了与五四的对接.而寻根文学对民族的非理性的群体意识的批判,也将中国文学的启蒙带入了以个性意识、理性意识的觉醒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启蒙阶段.
鲁迅说过：“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①寻根文学在对“民族根性”进行形而上的理性反思时,仍然时时反顾传统.韩少功就说：“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②乡土既是批判的对象,也是民族精神之源.作家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价值犹疑和艰难取舍也使得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启蒙目标变得抽象而模糊.以张承志的《黑骏马》为例,在《黑骏马》中,作者讲述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怀着歉疚与感恩的心情寻找年轻时的恋人索米娅的故事,作品一方面怀着纯洁的爱情被毁灭的悲伤痛斥着草原恶棍希拉,以及草原上的人们对他的恶行的容忍,具有对草原文化批判的向度；但作品的总体倾向却是向草原文化的皈依：主人公理解了奶奶与索米娅对厄运的容忍与承担,感受到真正的草原人生命的坚韧和母爱的伟大.作品浓烈的忏悔意识消解了其文化批判力量.而作家们的犹豫与反顾也正显示了实现农村与农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与复杂.
纵观十七年与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启蒙历程,它们与农民、民族的现代化转型紧密相连.而新时期文学对农民和乡土文化的“根”性思考,显示中国文学真正进入了运用现性精神去独立思索与创作的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表明农民意识的革新,民族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依旧艰难而漫长.
注释
①鲁迅：《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
②韩少功：《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广播影视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