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实际上是一门综合性程度高、学科联系面广的学科,其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哲学史、历史、思想文化史等学科密切相关,同时又受现代文艺学、美学和哲学等的直接影响,因此上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影响因子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了20世纪以来传统文论研究的学术进展,塑造了传统文论研究的学术品格.也正是由于传统文论研究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从上个世纪初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草创以来,传统文论研究在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论的探讨和建构方面,便始终具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这种探讨和建构意识的逐步深入,其又进一步合乎逻辑地衍变为一种学术史的自觉意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以来文艺学、文学史研究方面学术史梳理、反思的过程,就可以发现,古代文论研究界对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的清理与反思,实际上是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启动了的.而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学术史清理与反思的意识更加得到强化,学界同仁们寄希望于这一学术史清理与反思,以期从学术理念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在总结与反思历史经验之同时,在承传老一辈学人的学脉之同时,重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以使古代文论研究出现超越和创新的新格局.在这方面,陆海明的《古代文论的现代思考》(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一书,应该属于开先河之作,其后陆续有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7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代迅《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等等著作相继出版.这些古代文论研究史著作的出版,形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界对于本学科学术史清理和反思的持续过程和基本风格,而总体趋向是逐步走向全面、深入,学术史意识和理论意识,问题意识越来越明晰、越来越突出.应该说.二十多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界的这种努力,不但对开创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局面,产生了明显而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且积极地回应了文艺学、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关涉到观念和价值层面的许多前沿性,焦点性的问题,从而对于开创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产生了良好的学术效应.
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界对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的清理和反思,不但继续进行着,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学术视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对于重要学案及其背后的学术思想的评析更加细致到位,以及将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放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视之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两个层面来分析评价其得失,因而问题意识更加突出.新近出版的由李春青先生领衔撰写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一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就充分体现出了上面所说的这些特点.该著共分为4卷,分别为清末民初卷、20至40年代卷、建国后卷、海外汉学卷,每卷又分为若干章,全书总章数达18章之多,总字数83万之多,全面系统地梳理、描述、评析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进程及其得失.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应该说该著是目前所见关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方面的最为全面系统,理论色彩最为浓重、反思程度最为深入的一部特色鲜明的著作,正所谓后出转精者也.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学科对于本学科的研究史的整理和研究一直受到关注.出现了大量形式不同的著作,但是其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往往仅只停留于综述的层面,问题意识不强、理论深度不够,而对于专题学术史研究本身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则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因而不能很好地深入至学科历史的深处、深入到学术思潮的内部,对所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以及一系列重要学术现象,作出有力、准确的剖析.李春青等人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则在这方面没有给我们留下遗憾.该著之《导论》部分,以讨论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为目的,对于诸如何为“古代文论”、现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三大路径、当前古代文论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反思、在中西对话中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可能途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等7个方面的涉及到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哲学层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并且力求从学术史的角度,结合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进程,以及问题域的形成、衍变和具体展开的情形,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正如该著《导论》所认为,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科.实际上是“伴随着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而产生的,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为主要目的的学术研究”,其“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以概念、逻辑为基本运思工具”,通过这一工具的选择而赋予传统文论一定的现代性,并且由此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或影响现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以及文学批评实践.但是,这其中所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却在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反思中被忽略或者揭示程度不够,就是当我们将这一工具用于整合、分析、评判传统文论这一“直接指涉着道德、政教、人格理想、玄妙之思以及活泼泼的感受、体验的特殊话语系统”之时,所造成的“对象与方法的错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于对象的“某种程度的扭曲、改造与遮蔽”.这种由于“对象与方法的错位”而造成的后果,大约不外以下三种情况：一、遮蔽了中国古代许多具有独特性的诗文观念,使其不能纳入今日之文学理论范畴,二、用现代文学观念为基准衡量古代文论话语,常常导致研究者忽视这些话语产生的具体语境,把它们理解为一种如西方学术话语那样的普遍概念.三、忽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复杂性和文化内涵上的丰富性.该著《导论》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在后面的各编中分析各个时期的古代文论研究现象时,亦特别注意结合具体的学术现象进行评析,进一步深化了《导论》中围绕这一问题的一系列见解,由此而使该著在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的反思等学术思想方面得以广泛展开和深入进去,而这正是一个具体的学科门类的研究史反思的题内应有之义.该著《导论》对传统文论在长期的衍生过程中形成的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系统、老庄和玄释审美主义文论系统、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的三大话语类型及其现代命运的分析,现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之三大路径的反思.当前古代文论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清理和反思,以及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和中西对话途径的建构等等几个方面所做的言说,亦值得读者细细品味.总之,该著在学术思想的层面所做的学术史清理和反思,使得其在这方面站到了学科的前沿.并成为其突出的特点之一,故而应视为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成果之一.
2 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书写,其中又可以细分为各种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断代文学批评史、分体批评史等等,二是各种专题、核心文论概念和范畴、主要文论家和文论著作、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流派以及重要理论批评现象等的研究,其中又可以分为文艺理论家的研究和文学史家的研究两种,三是批评史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又可细分为文论著作的整理、校勘、注释,重要文论家集子的整理校注,通代或断代文论选编,理论批评专题资料选编,等等.其中,第一类理论批评史的书写,在20世纪的早期和中期最受重视,也最能反映当时的研究格局和学术追求,以及受时代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理论、文学史观念影响的情形,因而在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的研究中最受重视,尤其是在上世纪末的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梳理和反思中更是如此.而第二类专题、概念和范畴等方面的研究,最能反映一个时期古代文论研究的观念、方法的活跃程度和实际学术创获,也是推动和深化理论批评史书写的最为直接的因素,但是对于这方面研究的学术现象进行整理和反思,比之于前者,在范围和复杂性方面,以及工作量等方面,难度要大许多,因此一直开展的不够,甚至被回避.另外,对于文学史家的古代文论研究进行学术史总结和反思,以往的研究做的较为多些,而对于文艺学家的古代文论研究,则关注的非常不够,这或许与难易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第三类研究现象,可能人们认为其只不过是一种属于文献资料性质的工作,其中所体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内涵极其有限,因此往往不予理睬,可实际上是一个误会.因为对于理论批评史文献资料的选择和梳理排列等文本确认工作,实际上就是对于理论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确认,其中所反映的文学观念、理论批评史观念等非常明显、非常重要.而选编性质的文论选本,也同样体现了选编者对于古代文论发展演变过程,以及重要文论思想和观念等的一种“建构”态度.因此,作为一种研究现象,其中所包涵的学术思想等内容,亦值得言说.我们欣喜地看到,该著对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所做的梳理、总结和反思中,对于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均作了较为充分的关注,虽然较之于前两种,对于后一种的关注仍略嫌不足.该著在进行这兰个方面的研究现象的梳理和反思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平面的罗列和描述上,而是将它们分别置于特定的问题域之中进行分析,从该著对于各种研究现象的状况描述来看,我们甚至可队说,著者们的旨趣并不在仅仅是记帐式地分门别类归纳、综述各种研究成果方面,虽然这样的工作要做好也殊为不易,也是一件基础性的可以造福于他人的功德无量之事.该著的旨趣在于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研究现象背后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等属于研究范式方面的思想进行评价式说明,关于这一点,我们尤其可以从该著每卷首章的可称作是问题清单的内容中看出.近十多年以来,各种研究史、接受史、影响史研究的著作纷沓而至,但相当数量的仅仅是一种记帐式的罗列,因而屡受世人诟病,该著庶几可以免之.这也同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启示,就是欲进行研究史的编撰,首先必须要有治学术史、尤其是学术思潮史的功夫,要有问题意识,要有理论的眼光,要有评论的功夫,要有论衡百家的气度.可以说,学术史的治理,非此四者不办.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过程中的任何学术现象,都是在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文学思潮、文学理论的语境中发生的,因此要对这些研究现象进行总结和反思,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在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下,分析之,诠释之,借以上说明该种研究现象的学术史之内的意涵和学术史之外的因缘.而要达致此一目标,问题意识的确认和理论的穿越,往往是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该著第一卷,实际上是围绕清末民初文学、文学史观念的裂变、现代学术新范式之诞生而进行言说的,第二卷是围绕20世纪初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产生和研究范式的形成及其评价所展开的,第三卷是围绕建国之后研究范式再次发生转型而反思、评论的,第四卷是针对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比较式研究、对话式研究,尤其是“援西人中”,“西体中用”、“中西打通”等研究范式而致思的.而由于该著之作者群,实际上都有从事文学基本理论和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的学术背景,文学理论和美学层面上的提问和分析等方面的学术兴趣和偏好非常明显,因此形成了该著问题意识突出,理论穿透力强的特色.又由于该著之问题清单的开列,以及对于这些问题之阐析,始终紧密地结合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之话语体系之建构过程来进行,并且实际上将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生产之一部分来看待,所以我们亦可以将该著看作是从古代文论研究这―特定角度来观察、说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及其影响的一个尝试.当然,由于作者群中没有专门治文学史的,因此对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与文论史研究的内在关联度观照的有所不足,比如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但是这又近乎是一种苛求了.
港台地区和国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也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重要学术现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蒋述卓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附录一,对香港地区的研究状况有所介绍,而在附录二中,对港台地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著录,但是对国外的研究情况没有涉及,而该著则对海外有代表性的5家古代文论研究家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理念和方法论范式进行了分析评说,并且在理论方面做的非常充分、非常到位.这也可以说是该著的一个学术贡献.当然,如果同时在书中专门列一卷,全面系统地梳理、介绍、评说港台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情况,在蒋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多少给我们造成一些遗憾.
学术史的研究,研究成果和研究者主体互相连接,内外表里,因此考察、反思、诠释研究者主体,无疑可以大大地深化对于学术史的反思.以往的学术史研究,在这方面多多少少存在一些缺憾,往往是只见研究成果的综述,少见研究主体的分析.该著除了在具体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中,结合研究主体的情况来说明、评价这一研究成果作为一种知识与思想,或日观念与方法的生产情形而外,在分析建国以后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况时,专门列一节,来分析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学者的主体条件构成和现实境遇等问题,从而对于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中的知识与价值观念生产情况做出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因此亦值得嘉许.
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总结与反思,对于20世纪初、中期开创和奠定了现代学术语境中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基本范式的诸如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等前辈大家学者的批评史书写,均予以充分的关注,这自然是十分必要的.对于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开山之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亦较早地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对于研究促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产生的思想文化、学科体制、文学语境等而言,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于体认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早期的学科规制、方法范式等,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民国时期其他的亦属大家之作的研究成果,比如朱自清先生的古代诗文评研究、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朱维之先生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程千帆先生 的《文论要诠》、李华卿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叶楚伧的《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选》、许文雨的《文论讲疏》等文论选本,关注较少,研究不深,甚至完全忽略.而实际上,这些研究著作,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名作,已经进入了学术史.所以,予以关注,并且进行深入的体认,正体现了学术史的眼光和研究的深入.该著对上面所举的这些古代文论研究著作,亦作了要言不繁的评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往研究中这方面的不足或空白,确实值得我们注意.当然,如果能将诸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朱光潜的《诗论》以及民国时期大量的名家所作中国古代诗论研究的著作,尤其是关于传统诗论的形式论的研究纳入视野,予以介绍和评说,就更加理想了.
以上择要议论了该著之特点和学术贡献,当然远远不止这些.不过在拜读之余,我们对于该著也有几点批评性、建议性的意见.比如,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项重要遗产,应该设专章予以讨论,而这方面该著做的远远不够.又,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和一些重要论文,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经典之作,也应该专门论析,尤其是在谈到中西打通、中西参照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对,是不应该忽略的.此外,我一直认为,学术史类型的著作,尤其是如该著这样的追求系统、全面的学术史著作,应该在书后附录有重大学案编年、主要研究著作书目、重要学者简介等,建议今后修订再版时予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