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国情、民情、文情相结合,在长期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独创性的,关于中国文艺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其中,人民文学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的时候,深入研究人民文学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

人民文学论的研究概况

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成果,也是人民文学论的系统论述著作.在这一著作中指出,根据中国所面临的抗日战争现实、“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传统,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的事实,对于由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首要的理论问题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①这就是著名的人民文艺论,或者是人民文学论.

2002年《人民日报》在纪念延安《讲话》发表60周年时发表题为《深情抒写人民的历史》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中,都始终贯穿着‘文艺为人民’的主导思想,共同揭示了文艺事业与人民大众间深刻的内在关系.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不同时期文艺发展的实际出发,高瞻远瞩地解决了‘文艺为人民’的核心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重大贡献”.

1942年以后,中国文艺理论界就开始了对延安《讲话》所总结的人民文学论的研究.从1942年到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人民文艺”的概念.这一概念形成以后,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开始广泛使用.“人民文学”的说法出现在1949年10月25日以沈雁冰为主编创办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刊名上,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的题词,“希望更多更好作品问世”.从此,人民文学和人民文艺这个概念一起,成为延安《讲话》精神所倡导的文艺方向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从1949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中国在新中国文艺领域确立以延安《讲话》为指导的文艺方针.文艺理论界把人民文学论作为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新中国文艺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学习、研究和宣传.

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是林默涵1960年发表的《更高地举起文艺思想的旗帜》.他指出,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文学艺术“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明确地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②.林默涵研究人民文学论,有一个基本视点,就是把文艺与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纳入文艺与政治、与革命的关系中思考,认为只有使文艺从属于政治和革命,文艺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在《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题的社论,社论指出,“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党派和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领导下,结成了人民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对象.”这一论述,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的国内社会成员的基本构成着眼,扩大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对象范围.而且,提出今天与革命斗争时代不同,文艺为人民服务应当满足人民群众艺术欣赏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群众需要的多样性,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多样性”③.这里从人民作为文艺接受主体必然具有审美需要的角度提出问题,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这篇社论丰富和深化了人民文学论,表现出17年中思考人民文学论的另一种不同向度.

17年的人民文学论的研究,实际上反映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考文学与人民关系的两种维度.从抽象的角度看,两种维度并不矛盾.但是由于对于政治和人民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就可能发生理论的对立,出现真理和谬误的对立.

在“”中,人民文学论遭到了歪曲和践踏.

“”结束后,文艺界拨乱反正,恢复了人民文学论的马克思主义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全面研究和把握人民文学论.

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发表,明确提出对包括人民文学论在内的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等重要原则.根据的思想,党在1980年7月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方针,这进一步推动了人民文学论的研究.其中突出的成果有王燎荧等著《文艺思想基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李衍柱等著《文艺思想概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等,特别是后者明确地把“为人民”作为“文艺思想体系的逻辑中心”④,指出“以人民为本位、为起点,这是文艺思想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文艺思想的根本特点”⑤,该书明确提出以人民为本位这一观点,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文学论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成果.这一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并不把人民文学论的提出和建设,完全归功于一个人,而是把它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成果,作为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一阶段的人民文学论的研究,不少学者还结合对《祝词》的研究,深入阐释了对人民文学论的理论贡献.唐正序指出,“早在1941年同志就提倡文艺工作者‘深入底层’、‘深入大众’,‘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文艺是属于人民的’”,“科学地说明了文艺与人民的必然联系,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⑥.

随着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研究,人民文学论的研究开拓了新局面.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的《讲话》和的《祝词》作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独特贡献”,重申了人民文学论的基本精神,而且提出“突出主旋律,发展多样化”等在新形势下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途径.这进一步推动了人民文学论的研究.

这一阶段研究人民文学论的重要著作有李准、丁振海主编《文艺思想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居华《文艺思想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善忠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其中,李准、丁振海主编的《文艺思想全书》这一著作把“文艺与人民”作为文艺思想的首要理论原理来论述,从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到周恩来的“工人阶级成为我们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到的“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对人民负责,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等论述,从基本原理上阐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文学论的主要内容,以及人民文学论的发展历程.

这一阶段许多学者着重论述了对人民文学论丰富和发展的贡献.肖云儒、王巨才等的《文艺思想研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马龙潜、董学文等的《论文艺思想》（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对文艺思想发展人民文学论的贡献,做了系统论述.陆贵山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和学术价值》指出,文艺理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论述,“揭示和体现了艺术精神同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完美融合”⑦.李下《论人民在文艺思想中的根本性地位》指出,“统摄同志关于文艺问题全部论述的灵魂,就是人民”⑧.

这一阶段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重新定位与创造性发展等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具有巨大的阐释力度和理论针对性.对于中国来说等如何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重新定位并进行创造性发展,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要问题”⑨.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宪光、祝东力等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角度,结合当前文艺学领域的热点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美学与现代性关系的问题.2002年10月,由《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川社科院文学所、四川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人民美学与现代性”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在讨论中冯宪光认为,重提人民美学就是要告别西方的自由主义美学,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人民美学的道路上来,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的重要问题10.欧阳友权根据当前文学中存在着某些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提出“人民文学需要重新出发”的问题,指出目前文学陷入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学对人民的疏离和文学底色上‘人民性’观念的淡化”⑾.《文艺报》2004年在《文艺论坛》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围绕“人民文学重新出发”的问题,对人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从以上简要概述可以看到,人民文学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人民文学论在半个多世纪的行程中历经曲折,始终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形成与文学实际联系最为密切的有鲜明特色的理论.

二、

人民文学论的主要理论问题

半个多世纪的人民文学论的研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讲,这些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些主要问题.

1.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文学论的理论基础.

《宣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灵魂是人民性思想,是谋求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自由和幸福.是《宣言》中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者.思想在整体上是人民本位的思想.思想的历史观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它的认识论是人的认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它的学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的美学就是人民美学.他的文艺思想就是人民文艺论.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对人民文学进行了集中的阐述,人民文学论同时也贯穿在所有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之中13.

2、人民文学是一个新的文艺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特别是左翼文学运动实践所进行的理论创新.

人民文学论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首先在于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在其后的研究中把的文艺思想概括为“人民文艺”和“人民文学”的概念范畴.旷新年认为,“工农兵文艺的思想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同时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革命,它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14“人民文艺”或“人民文学”,这是一个“新的文艺范畴”,“工农兵文艺的口号开创了新的文艺范畴,是一个新的历史规范和新的历史实践.”15

从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传统来看,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人的文学的范畴,其后从1928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起,经历了14年的探索,提出了人民文学的新的范畴.如果说人的文学的范畴基缘于人本主义的主体性理论,那么人民文学范畴则基缘于人民本位的主体性理论.他们所提出的都是人的主体性问题,不过一则是从普遍人类的抽象角度提出,一则是从在社会中具体存在的人民的生存现实、文化现实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是反抗剥削社会实际存在着人的不平等现象,所发出的人类正义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文学论与人的文学论并不对立.从1942年开始,人的文学论与人民文学论的关系始终成为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在一个较长时期,在坚持人民文学论的时候,对人的文学论的合理内容,缺乏认真研究和正确吸纳,对不仅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而且在文学审美方面具有长久价值的高扬人性的人文精神,诸如人性论、人道主义等,进行了简单化的彻底否定.对由人的文学观念生成的审美自律、文学自律、文学本位的思想,也缺乏应有的尊重.这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上产生了消极影响,也不利于人民文学论自身的健康发展.当然值得注意和反对的另外一种倾向是,把人的文学论作为一种绝对正确的永恒真理,以人的文学论的审美正确性作为颠覆人民文学论正确意识形态立场的大棒,否定人民文学论的必要性和科学性.“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论的传统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人民文学论也应当得到维护和发展,而目前人民文学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认真研究人的文学论的人的生命本位和文学本位的思想,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在理论上加强人民文学论的建设.

3、文学论具有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但是它不是也不能成为政治学的理论话语,而是文学理论、美学理论的话语.

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命题的人民文学论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政治话语,它本身是美学的理论话语.因为它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社会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是否有审美的权利,以及如何落实和实施这种审美权利的问题.

的延安《讲话》在提出人民文学论之时,是作为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的指导思想提出来的.但是,正如童庆炳所言,“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对许多美学、文学问题的论述,的确是针对某个时期、某种情况而发的,但他的杰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能从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规定,提升为对美、对艺术规律的普遍而深刻的揭示.”16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于文艺的研究提出的人民文学论,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同时也是文学实践的美学的理论概括.

由于的人民文学论具有意识形态理论和审美理论的两个维度,在历来对人民文学论研究中,就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般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意识形态角度,而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文学及其理论走向审美自律,研究者更多地发掘和阐释人民文学论中的审美理论.从1982年出版的由文艺思想研究学会主编的《文艺思想研究》第一集中,就可以看出对于人民文学论的研究从意识形态论向审美论的转向.

进入90年代以后,文艺理论的研究从创作论中心转移到关注文学活动的整体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西方文论格局中接受理论发生着重要影响,并且为中国文论界所认同,研究者对人民文学论中特别突出服务对象这一艺术接受主体的地位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童庆炳的《美学思想新论》.他指出,“许多人都不知道‘接受’、‘接受者’这两个概念以及现代接受美学思想的雏形产生于六十余年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提出接受美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读者意识是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在《讲话》中重视读者意识、重视接受观念并非偶然,是他的以人民为本位的大众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或者说读者意识、接受观念正是他的以人民为本位的大众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7这些研究表明的人民文学论本身就是关注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理论.

人民文学论在美学与文学理论上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应当从人民的审美需要和审美实践出发,研究一个时期文艺与人民群众的真实关系,从美学与艺术规律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谋求人民文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从这一点来看,周扬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秧歌以后》是人民文学论在审美探索上的典范之作.他对1944年延安春节的新秧歌做了深入研究,指出“任何艺术形式,只要它是能够反映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与历史的革命内容的,都应当让其存在,促其发展.艺术上各种形式的同时并存,或互相交替,决定于社会的条件,群众的需要；最后的判断者是群众,是历史.”18他从艺术形式上多方面地分析了延安新秧歌“融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综合艺术形式,它是一种新型的广场歌舞剧”的艺术特点,从而讨论了这一人民文艺的新形式能够在什么意义和范围内、以什么独特方式满足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的若干问题.周扬这篇文章已经写了60年了,我们现在的人民文学论的研究还少有这样的面对人民文学的实践从审美理论上加以系统总结、论述的力作.人民文学论如果不加强对人民文学实践的审美研究,就可能成为简单的政治教条.

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提出问题的人民文学论,回答了审美的重要问题.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文学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综合本质.简单地说,在研究文学本质、文学问题时,只讲审美,是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征,而只讲意识形态,则是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征,辨证的、具有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讲审美意识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文学论,始终是在研究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本质中前进的.当然,人民文学论有自己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并不是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相同.

4、人民文学论的理论建设始终关注作家与人民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作家与人民的关系,是人民文学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繁荣的重要问题.

从的《讲话》开始,人民文学论就把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任务摆在作家面前,甚至较为严峻地提出这是作家的社会责任.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否密切,作家是否站在人民立场上,为人民而创作,成为人民文学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从文艺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读者的接受活动以作家的创作结果为前提,这样来提出问题也是符合文学实际的.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在于,能够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必须首先要进行对文学的较为系统的学习,作为创作的必要准备.根据当时劳动人民普遍被剥夺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和条件,基本上不可能直接进行文学创作的实际,以及到延安解放区的作家大都是从国统区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过去的受教育和文学创作的经历中,基本上没有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和情感体验的实际,特别是解放区和国统区是两个政权、两个天地,根据地的工农兵又与国统区的一般劳动人民有区别,为此提出作家要深入工农兵生活,改变自己的与根据地工农兵不相一致的思想感情的论断.在这种思路下,作家作为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甚至要经历改造世界观的复杂而痛苦的过程.这样才能造就中国革命所需要的为工农大众利益奋斗的知识分子,造就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队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的创新性发展.

当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旧有的剥削阶级消灭以后,中国国内阶级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在不断培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的基本事实.对人民文学论的理论贡献,还在于根据新的变化了的历史现实,根据文艺工作者作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成员的基本认识,做出了在建国30年的文艺工作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敬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的基本判断19.这种判断与延安《讲话》不同之处在于,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改造,社会主义中国的作家已经不再是刚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旧知识分子,需要经历与工农结合的改造世界观的艰苦过程,而现在,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形成,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成为中国的基本阶级基础,作家就是这个队伍中的成员.文艺工作者、作家艺术家本身是人民群众的成员,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里,所有不同分工的行业,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作家与其他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由社会分工形成的在社会中的不同站位.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作家与人民在社会结构上的平等关系.

在解决了作家与其他人民群众在社会结构上的平等关系之后,根据作家社会分

工的特殊性,进一步论述作家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必要性.他说,“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萎.”20

要清醒地看到,在新的时代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对于作家而言,也并非易事.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文学艺术行业中存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效益和艺术生产的商业经济效益的两个效益并存问题.理想的情况是两个效益的双赢.但是二者不能两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也是时常存在的.肯定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社会效益,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要求作家为了社会效益而放弃经济效益.后者往往在实际中成为一句空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应当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艺术创作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效益良好的作品可以获得丰厚经济效益的机制.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作家同普通百姓之间在生活方式、经济收入上存在程度不同的差距.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作家应当关注寻常百姓,特别是下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这就需要作家不断地增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自觉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恩格斯说,“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21.恩格斯的论断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和为人民中的劳动群众服务之间,有一种既相一致,又不完全等同的情况.作家一方面要始终从社会发展全局来理解人民范畴的现实含义,坚持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另一方面也要始终关注基本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的文化审美权益,保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本阶级基础.人民群众的主体是什么呢?是劳动群众,这是基本的群众.由于中国是执政党,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不能以牺牲其他阶层的文化利益为代价来只满足劳动人民群众的文化要求,而应该在文学艺术领域统筹实现各个阶层的审美利益,但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的基础永远是劳动人民群众,这才无愧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的伟大称号、光荣传统和它的神圣信念.

人民文学论需要在现实中不断发展,特别是需要在学理上深化和丰富.它期待着理论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注释：

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艺》（修订版）第45页、第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林默涵：《更高地举起文艺思想的旗帜》第1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

③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人民日报》1962年5月23日.

④⑤李衍柱、李戎：《文艺思想基础》第129页、第13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⑥唐正序：《艺术需要人民》,《当代文坛》1990年第1期.

⑦陆贵山：《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和学术价值》,《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⑧李下：《论人民在文艺思想中的根本性地位》,《求是》1998年第9期.

⑨⑩张兴成：《总结•,兼容•,创新――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描述》,《人民日报》2003年11月4日.

11欧阳友权：《人民文学重新出发》,《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参见冯宪光：《与人民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

1415杜书瀛、钱竞主编,旷新年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卷,第305页、第30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617童庆炳：《的美学思想新论》,《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

18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1920《论文艺》第4页、第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本文系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学教材编写”(批准号04MID009)子项目“人民文学论”的成果,原文20000字,本刊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