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随着1916年胡适开始尝试白话诗歌创作,以现代汉语为标志的新诗逐渐取代了以古代汉语为标志的旧诗的正统地位,开辟了中同诗歌的新纪元.百年新诗虽然在每个时期都留下了一批经典诗篇,但整体成就仍不能令人满意.近年古体诗歌创作分外活跃,于是一些人对现代诗歌的出路提出质疑,有的甚至认为中国诗歌还是应该回到古体这一成熟的已为国人认同的形式上来.
那么,以现代汉语为标志的新诗还有没有出路古体诗或仿古体诗的道路是否就是今后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我们还是回到原点,从新诗的发生说起.
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20世纪之初中国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运动.其影响之广是全方位的,深入思想、文化、文学、政治各个领域,同时又是一场深刻的语言变革运动,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国语的汉语实现了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现代汉语的现代性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深刻的基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是在外在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冲击下逐渐生成的,这种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其实也是语言的生成过程.”正是现代白话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成功并使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而确立下来”.正是由于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南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型,而语言的转型则保证了新文学的“新的基质”.文学革命的口号早在晚清就已经提出,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等”作为最先觉悟的探路者,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特别是黄遵宪取得了令人激赏的创作实绩.但是,新质的文学并没有在他们那个时代出现.他们的诗歌尽管写了“新事”,使用了新的词语,不避俗语入诗,但读来却感觉不到新的冲击,甚至觉得有些不伦不类.有的诗歌气派很大,却有个壳子在包裹着它,显得缩手缩脚.其原因何在在于内容变化了而形式依然是旧的,即所谓“旧瓶装新酒”.也就是梁启超所谓“三长”中之第三长：“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人之,然后成其为诗.”这当然不能怪梁启超等人.只有到了五四时期,随着现代汉语体系的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格局才得以出现,才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五四迄今的文学正是建立在现代汉语体系上的“言文一致”、“口手一致”的文学.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的跨越与进步！中国诗歌在新诗这条大河流淌了近百年,却要它再回到古体,只能是历史的倒退.况且,古体诗歌的语言体系在今天只是存在于古代典籍和课堂之上,只在个别语言环境中使用,而不是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现代汉语的时代却要选择古体诗歌为出路显然不现实,要求众口齐唱“前朝曲”,到头来只会是一厢情愿的复古闹剧.蔡元培当年在《国文之将来》中苦口婆心地劝诫说：“白话是用今天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思想,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功夫,这是何苦来”这在当下依然是有效的.
我在这里无意否定古体诗歌在今天依然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我自己也非常喜爱古代诗歌.古体或仿古体诗歌应该成为当代诗坛的一个种类,可以成为一片魅力不减的风景,但它毕竟是和农耕社会相谐而生的一种“过去的形式”,其固定的格式对于表现当下社会生活之中复杂的感情与心境就有很大局限,它只能是支流.我认为当代诗坛的主体还应该是现代汉语新诗,因为它更适宜于传达当代人的思想情感,易于和今天人们的知识结构相融通,灵活多样的形式也更能表现当下社会的节奏和变化.植根于现代汉语的特性,创造出为现代社会认同的现代汉诗范型是历史的必然,而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则是创造现代汉诗范型最重要的营养.现代汉语诗歌的最大优势在于体式和句式的自由,形式随着表现内容的不同而自由创造.古代诗歌的优势一是声律美,二是境界的蕴藉,三是语言的凝练和富含文化意蕴.现代汉语诗歌如何在保持优势的同时,吸纳古代诗歌的长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古代诗歌从上古开始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终于在唐宋时期攀上艺术的峰顶,特别是在诗的声律方面臻于完美.而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相比则仿佛是一种“失律”的文学,这是令人遗憾的.“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现代诗歌“失律”的最初原因是为了打碎古典诗歌格律的桎梏而创造“新诗”,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破壳”之后就应该在“诗性”方面完美其体,有些诗歌流派和有文体自觉的诗人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前期新月诗派,再如陆志韦、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沙白、严阵等,在新诗的形式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些都是基于现代汉语诗歌本体建设的明智之举.可惜的是,这种探索未能持续下去,现代汉语诗歌的文体建设在实质上被搁置起来了.
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的显著不同,是它的“歌性”特征,现代汉语诗歌并非不讲究声律之美.艾青是诗歌散文美的倡导者,但我们读艾青的诗歌总会被诗人情绪的音乐旋律所打动,心灵受到震撼.问题是相当多的新诗人缺乏声律的自觉意识,致使当代诗坛缺美少律的诗歌太多.给读者造成了现代汉语诗歌“失律”的印象.尤其是随着后新诗潮中世俗口语诗流的出现,许多诗歌变“歌性”为“述性”,这类诗歌尽管也有一些优秀诗篇,但整体而言现代汉语诗歌的诗性确实是被过多的“口水”给稀释了.
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认真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诗歌,只要不带偏见,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汉诗好诗很多,而且在艺术水准上已超越了既往.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的责难呢好诗固然多,而庸诗、劣诗、非诗更多.于是乎,水浑不见鱼,云多星不明,就是极其自然的事了.当下是一个多种思想文化碰撞交织的时代,乱花迷人眼,这种思想文化的交织碰撞也反映在新诗坛上,众声喧哗,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是一个诗歌主张尖锐对立、形式试验最为频繁的时期.这或许正是文化建设到来的前奏,对诗歌的文体建设来说是好事.回望中国新诗百年风雨之路,我感到诗歌文体建设的时机已经到来,切实回到诗自身,建设为读者喜闻乐见的现代汉语诗歌已成为历史的使命.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历史的趋势,还是从社会环境以及诗歌的创作准备来看,中国诗歌的出路都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其诗体建设的成功未来是可以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