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20世纪的中国文艺思潮中,冠以“大众”名义或与“大众”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曾多次登场.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作为左联成立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任务将对“大众”的尊崇推向了极致,因此而导致的几次大的论争曾经对中国文坛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如今在商业传媒运作下的“大众文化”早已对“大众”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然而,站在今天的角度对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进行反思依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一、
李初梨在《怎么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曾经引用过美国作家辛克莱（Upton Sinclair）《拜金艺术》中的话：“一切的艺术,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这一命题在30年代曾经引起过大的论争,在广大革命文学家中被广泛地接受.郭沫若就曾公开地表示：“无论你是赞成或反对,文艺总不外是宣传.这道理连我们古代的哲人也是早被道破了.古人说过：‘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我们如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便是,‘宣传如不用文艺的方式,便不能够深入而普及’.”①这样看来,在以救国存亡为背景的30年代,文艺被作为组织、鼓舞大众的工具而披上了一层明显的功利色彩.左翼作家在面对文艺独立的审美性与社会功利性的二元对立中选择了后者.为了充分实现文学发动民众的宣传效果,形式上的通俗化是必然的选择.在稍早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成仿吾就强调：“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在他看来,“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品必须得民众理解和欢迎.为这个原故,用语的通俗化是绝对必要的.”②的确,要使文学成为鼓舞大众投入革命的一种武器,必须要先得到大众的理解,这是普罗文学的实践性所决定了的.
在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激烈的背景下,左翼作家对文艺社会功利以及文艺和时代关系的看重是可以理解的.左联作为一个党派性的文学文化组织,政治上的一致性是左翼作家加入这一组织的前提条件.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主张：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革命文学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由于受到国内外某种程度的“一体化”的实际政治斗争和文化观念的触动,从而决定了左翼文学理论首先是一种比较单一的文化理论,其核心则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文化观念.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具有多元内涵和复杂性的文学存在认识上的偏颇.在今天看来,为了“迎合大众” 、“迁就大众” ,通俗化创作无形中伤害了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审美性和独立性.文艺创作所采用的工农兵话语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语言的贫乏苍白,大量未经过作者真实生活体验的模式化作品被批量生产.文学审美性的严重缺失是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能回避的问题.
联系盛行在我国新时期的大众文化,虽包容着某些文学性,但其实质却是在商业传媒运作下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大量生产的供大众娱乐、消遣的文化产品.它们没有丰富、深刻的个性表现,或者说只是提供模式化的“个性”选择,可称之为“伪个性化”.它们与左翼时期的一些大众化作品一样,也是缺乏文学性的.当代社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现实生活的残酷竞争,现代人表现出越来越浮躁的审美心理.它代表性地体现为快速浏览（从读书、调换电视频道到网络冲浪）的急切心态、能量发泄式的狂歌劲舞等,庸散的享乐与世俗幸福感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基调.作为文化市场上的大量消费者,当前意义上的“大众”已不再是过去左翼作家心目中的“劳苦大众”,小资、白领、BOBO族是他们新的代名词,他们更多地带上了特殊的经济学含义.赢得大众就意味着赢得市场.深度模式的文化需求被取代,为引起或迎合世俗的、浅层次的审美需求而批量复制生产的文化商品被大规模地投放市场,往往这些产品包装重于内在,形式大于内容,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媒体必须使尽浑身解数吸引最大多数的受众,而能够吸引最大多数受众的东西无非是超越了种族、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的那些迎合普遍人性的东西,比如钱、性、、犯罪、简单的感官享乐等.在一些涉及生命尊严等更高人性价值的事件中,媒体也有意地回避人道主义立场,转而以的“卖点”吸引受众.生活的压力、对急剧变化着的世界的无能为力,这一切使大众对严肃的政治经济新闻兴趣降低,有时“宁求其怪,不求其真”,为大量耸人听闻的假新闻的传播提供了土壤.一些庸俗连续剧的热播进一步降低着大众的思考水平和欣赏水平.大众文化出现模式化生产,这跟左翼文艺当年要求降低艺术的创作水平去迁就、迎合大众有类似的地方.
尽管如此,左翼文艺仍有我们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地方.中国的30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政局飘摇的时代,左翼文学是关注现实、肩负“救世”理想的中国文人们的必然选择.他们饱含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于人的生存价值的独特关怀都需要今天的大众文化借鉴和思考.当年的左翼作家们将眼光深入到被压迫的人民灵魂深处,揭示其“精神奴役的创伤”,引发人们对其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的沉痛思考.强调文艺的思想内容,重视其教育功能,要求革命文学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这种时代的批判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虽然当时一味强调文学思想性而忽视了大众文学应有的审美性特征,但他们及时指出驱除大众心中旧有的封建残余思想,争取群众思想领域的领导权,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武装”工农大众,这样的观点是深刻的,其精神内核值得我们在看待今天的大众文化时思考.
二、
“大众自己的创作”是文艺大众化的最高理想.为了繁荣大众文艺,培养大众作家,1930年左联成立后,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了希望在创作主体上“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和指导者”的美好愿望.为提高工农大众的写作能力,大规模的工农兵通信运动（1930）、“如何利用旧形式”、大众语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关系及文学拉丁化的探讨（1934）广泛地展开,写作讲习班、文学读书班、工厂小报、壁报、短小通俗的报告文学创作活动繁荣一时.广大群众得到了以言语文字来组织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机会,同样左翼作家也希望通过工农大众自己的写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提供实际斗争的素材和其艺术的萌芽形式.应当承认,大众中必定有富于艺术天赋和创造力的人才,但这样的人才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不可能大量涌现.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知识能力的现实摆在眼前,虽然大众文艺的理想是实现大众自己能创造文学,但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仍然是知识分子作家群体.无可否认,这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精英模式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对话.
后工业时代,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彻底颠覆了传统作者与读者在纸质媒介间的单向对话；网络文学的匿名性、参与性打破了文学精英对创作权的垄断,使文学名副其实地成为大众真正可以参与创作的“大众文学”.特别是近年来,一种以网络日志形式出现的“博客”文学正在以一种更便捷、更个性化的书写形式迅速占据人们的视野,据不完全统计,仅新浪一家网站注册的博客用户就已超过千万,日更新量超过40万篇,这样庞大的文学生产力在“培养大众作家这一任务看上去还有点觉得渺茫”③的3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当时的左翼作家们早已意识到“大众文学不仅是大众能享受的文学,还应该是大众能创造的文学”,他们殷切地希望“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条件所限,让广大的劳苦大众参与到新文学创作中来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左翼作家们只能借助一种让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冠以无产阶级意识在其思想中产生共鸣,从而达到对革命的宣传、动员作用.如今的大众文学兴盛与民众物质文化水平提高有很大关系.审美与艺术越来越步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大众的言说被激发,他们渴望主动参与到文化建构中来,在对权威经典的消解与重构中努力寻找曾经失落的“自我” .一种大众狂欢式的集体化创作回应了时代曾经提出的历史需求,文学在多元化的创作群体中焕发了新的生机和巨大的感召力.
然而,多声部的大众写作也给文学带来了参差不齐的多重回响.首先,“大众文学”为文学生产提供了必要的“量”的基础,但并不代表能够产生大量经典作品.过去左翼文论忽视甚至排斥个性化写作,视个性写作为异端.现在随着多元化创作群体的积极介入,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色彩得以复苏.然而建立在通俗化、速食化基础上的大众文学作者不再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纵深的民族性的历史命运,也不再执意讲究文句的修辞表达方法.大众文学创作的兴趣主要在于抒发极具个人色彩的情绪和感受,而不在于这些情绪和感受具有的深刻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意义.由于过分专注于体验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出现了将文学的社会性与写作的个性化相对立的文学现象.人们专注于描写个人世界中的琐屑感受、感官,将个人从公共的社会领域、文化因素中抽空出来,所表现出的个性必定浅表而苍白.如果对这些情绪和感受进一步深入分析,还会发现,沉淀在其底层的除了个人主义的内涵,还有消沉、颓唐的后现代情调.比如,寂寞、对现实生活不满而导致的埋怨和发泄、物质生理难以满足的苦闷等等.这些在传统文学中难以被认可的狭窄感受在网络的原创文学中存在着广阔的话语空间,但却难以产生长远的社会意义.
其次,大众文学局限于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从事文学创作的趋势值得深思.消费时代的大众写作追逐的是一种颠覆传统的表层快感,侧重于当世情绪、即兴意识的化表达.当崇高的历史意义目标逐渐模糊后,文学的现代性只剩下不由自主地对效率和利益的追逐.由于作家过于趋附时代潮流,少有超越现实的精神,特别是在作品的精神内涵中缺乏深层的哲理意境和形而上追寻,很多作品成了应景之作,事过境迁难以吸引新的读者.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虽然也曾由于过于追逐政治功利目的而使文学背离了其最可贵的审美特征,但是在中国人民寻求民族解放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左翼作家身上所背负的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和“为人生”的传统,以及甘愿为理想而不惜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都是我们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应该努力提倡的.无论时代如何突变、如何特殊,文学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以及对读者进行精神重铸的目标都是不能背弃的,重视读者美感心理的熏陶与改造仍然是我们今天不能停懈的追求.
注释：
①郭沫若：《文艺与宣传》,广州生活书店1938年8月.转引自《中国抗日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卷》,重庆出版社,第7页.
②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第1卷第9期.
③冯雪峰：《关于“艺术大众化”》,《抗战文艺》第3卷第9、10期合刊,1939年2月18日.
④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抗战文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