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胡适的《谈新诗》是对新诗理论建设较为系统的宣言,他具体地阐述了新诗的实现“诗体大解放”的历史及现实动因,新诗的体式特征,艺术技巧及作诗方法等问题.其“诗体大解放”的“从文的形式入手”的理论是符合历史进化观点的.同时,应看到新诗是为了文学革命的需要产生的,是要服从变革语言与形式的历史使命的.新诗与旧诗的孰优孰劣问题,仍被人们讨论着,而它们应该是各得其所,不可替代的.
关 键 词 :谈新诗 诗体大解放 文学革命 旧诗
在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胡适本身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而更像是一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胡适关于新诗的理论批评,较为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谈新诗》(1919) 、《〈尝试集〉自序》(1919) 、《〈尝试集〉再版自序》(1920) 、《〈尝试集〉四版自序》(1922)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1936) 等文章中.胡适将自己的《谈新诗》的副标题定为“八年来的一件大事”,确实,新诗但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谈新诗》是胡适早期集中论新诗的一篇文章,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章中,他具体地阐述了新诗的实现“诗体大解放’的历史及现实动因,新诗的体式特征,艺术技巧及作诗方法等问题,重要意义是意识到语言的形式问题与内容的密切关联.朱自清说胡适关于新诗创作的主张:“大体上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并且指出“《谈新诗》差不多成了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
一、
胡适在文章开篇就写了“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等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因此,也可以说‘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新诗革命的目标.”胡适还谈到“新诗大多数的趋势,依我们看来,是朝着一个公共方向走的.那个方向便是‘自然的音节’”.在新诗用韵的问题上,胡适认为“新诗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文章以略谈“新诗的方法”作了一个总结的收场,“做新诗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诗的方法,新诗除了‘诗体的解放’一项之外,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而这个所谓做一切诗的方法归结起来就是:“诗需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从以上可以见出,胡适早期谈新诗的一些观点的确都是一些给早期新诗定位的大问题,但所谈略显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在写于1936年的《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一文中,胡适则对自己的诗歌主张做了清理,将其归纳为三点: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实.胡适自己解释说“我自己总觉得‘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赏的.‘平实’只是说平平常常的老实话‘含蓄’只是说话留一点余味‘淡远’只是不说过火的话,不说‘浓的化不开’的话,只疏疏淡淡的画几笔.”胡适的这些关于新诗的思想主张颇能反映出他个人的审美趣味和早期白话新诗的发展轨迹.打破诗文界限的努力,一直贯穿了胡适的新诗言论及实践,无论是以平白、朴素的口语代替“风花雪月、娥眉、银汉”等所谓“诗之文字”,还是在诗中包容说理、叙事等因素,对一般“诗美”规范的反动,的确为早期新诗带来了清新的活力和历史包容力,并成为新诗人们普遍分享的倾向,以致在后人看来,“非诗化”已成为以《尝试集》为代表的早期新诗的基本特征.而胡适的“诗体大解放”论及其白话诗主张,更是顺应了时展的需要,并对后来的新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诗体大解放”论,是胡适白话诗学的重要命题.胡适说:“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都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他进而在《谈新诗》中更具体地说明:“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胡适白话诗学是形式主义的,只关注语言和诗体变革,根本不顾及诗的内容和诗的精神.对于此种观点,胡适早已作了辩证的回答,他说:“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显然,胡适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谈诗的内容形式的关系,我们不能只看到内容决定形式,却很少看到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内容所起的决定作用,当固有的形式严重桎梏新内容、新精神的表达时,形式也会转化为起决定作用的主导方面,“这时突出地强调变革旧文学形式,是符合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的辩证发展规律的,因而也同样具有革命意义”.接着,胡适又以周作人的《小河》、自己的《应该》、康白情的《窗外》、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晚景》以及俞平伯的《春水船》为例,分析了它们所包含的为“旧式的诗体词调”多难传达的“细密的观察”、“曲折的理想”.这里从胡适的《鸽子》来简单分析其“诗体大解放”的观点: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映青天,十分艳丽！
在这首诗中呈现了以下特色:首先,在形式上,全诗六句,参差错落,每句字数不等,用韵也富于变化,语言上已达到了相当的口语化,已明显突破了旧体诗词格律的束缚,可以说是胡适此时期所强调的“诗体大解放”的较为成功的范例.其次,该诗的音节大体上做到了自然和谐,全诗基本上用自然的语气,相当流畅.再次,该诗通过“具体的写法”表达了“抽象的主旨”.即将自己与几位朋友比作了自由飞翔的鸽子,表现了他们投身新文化运动的自豪感及对个性解放精神和自由的渴求.可以说《鸽子》的出现意味着早期新诗的大的新的进展,诗行在长短不齐中寻找到较为自然的韵味,是用自然的语言,以自然的方式写出的自然而然的诗.
胡适结合古今中外文学革命的经验,历史地阐明了文学进化之路根本在于文体的解放.诗体的解放,意味着诗歌形式的革新,内容的进步.诗和其他文学样式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变迁了,诗体也必然要跟着发生变化,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表现新事物.初期白话诗的“诗体大解放”的功效,不但彻底冲毁了旧诗枷锁,也为新诗的发展打开了无限的空间.
三、
无可厚非,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胡适时代的新诗,确实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有一个时代的诗样.现在看来幼稚,肤浅的诗篇,在当时一直被旧诗占据统治的诗坛,可谓是大刀阔斧的开天之作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持久魅力和顽强生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初期的白话诗却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它是为了响应外在的文学革命的,是要服从变革语言的历史使命的,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性与社会意义.“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胡适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中,阐述了自己创作新诗的动机,也反映了当时初期白话诗人的创作态度:新诗创作是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人的创作动机首先是来自于一种外在的社会目的.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新诗革命还是文学革命,都不是从文学本位提出的口号,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也都不是诗和文学所可企及的.胡适提出以白话代替文言的革命主张顺应了历史潮流,同时也满足了文学内部机制调整变更的需要.
《谈新诗》表层关注的是白话文理论的本体建设,深层关注仍是文学的外部因素即社会意义.论新诗是为了论白话,论白话还是为了社会的解放与人的精神的解放,他极力提倡“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即用白话创作文学,通过文学来推广白话,这些都与胡适改造社会的理想密切相关.显然,注重强调文体的社会意义是五四时代大部分先行者的价值取向.
四、
对于新诗,我们不应求全责备.胡适作为“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打头阵”的人物,其新诗理论意义深远.一方面体现在其后诗作的内容上,比较广泛地表现了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在题材上,摆脱了旧诗的束缚,广泛书写社会现象和人生问题.另一方面,白话新诗的尝试也体现了新诗先驱者破旧立新、勇于探索新形式、新技巧和新风格的自由开拓精神.拿《谈新诗》的理论创作实践《尝试集》来说,现在看来虽然尚显单薄,但是,其价值就在于其首开风气的大胆“尝试”.胡适积极地鼓励“大家都来尝试”的态度和做法,对新诗的创作无疑起了催生的作用.在白话新诗中最多体现的是一种文学的自由气息,他们歌颂自由自在的生命,追求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形式和技巧,敢于突破僵化了的传统诗歌规范.胡适所创造的“胡适之体”,以通俗明白为主要特征,他那种将“旧诗音节的精彩”“容纳在新诗里”的做法,不仅代表了一种早期白话诗的创作倾向,并且对以后的新诗形式建设也有相当的影响.白话新诗者的理论和实践的较好统一,使白话新诗有了坚实的基础,符合了时代的要求,为以后中国新诗的全面发展开创了道路,它是中国新诗的伟大起点,开拓了一代诗风.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五四”白话新诗确实是处于新诗的初创阶段,其不成熟是明显存在的事实.“五四”白话新诗的历史任务是否定旧诗,解放诗体,通过理论和创作证明白话写诗的必要,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只重“白话”不重“诗”的倾向.梁实秋在1931年所发表的《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中说:“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确实存在一些偏激的观点,但是,他关于白话诗的一些看法,还是中肯的.
所以,从审美对象的类型方面看,旧诗有旧诗的美,新诗有新诗的美.它们应该是各得其所,不可替代的.现在有人提出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问题,这个问题个人觉得是个永远也辩不清的问题,我相信,新诗的产生与发展是时展的需要,是一种自然趋势,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