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哀希腊歌》翻译生态环境

内容摘 要 :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文化,社会及作者,译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作为译者和译文生存的总体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本文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角度分析胡适《哀希腊歌》中译本,认为译者和译文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客观认识翻译生态环境,积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规律基础之上.

关 键 词 :翻译生态环境 胡适 哀希腊歌

胡适(1891-1962)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以其多方面的,创造性的文化成就为整个运动提供了典范”(廖七一,2006).胡适倡导文学革命,认为时代不同,所需的文学也不尽相同.胡适的翻译作品的成功,与其植根于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继而进行积极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是分不开的.《哀希腊歌》这一篇译作的成功可充分体现证明这一点.

《哀希腊歌》(The Isles of Greece)的原文作者为英国著名诗人拜伦,节选自长诗《唐璜》(Don Juan)第三节,作为一支歌曲独立出现,在整篇长诗中具有独特地位.拜伦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回顾希腊辉煌历史对比19世纪收到外来欺侮的现状,歌颂希腊历史中对自由的向往,号召希腊人民奋起反抗土耳其外来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

在晚清的内外交困政治形势,亟待振兴的民族经济,和思想启蒙大潮中,翻译文学被赋予了文学性和审美功能之外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仁人志士都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与技术,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开启民智,探索救国道路,表达政治诉求.在这一过程中,翻译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翻译的器物功用被强调,这使得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具有了政治功利性的主要特征.知识分子思想主流,翻译实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形势构成了胡适翻译《哀希腊歌》的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作为译文和译者生存的总体环境,可划分为两部分: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本文对胡适《哀希腊歌》的翻译生态环境分析分为两方面:

一、翻译生态分析

翻译生态即翻译主体间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方梦之,2011).这个概念中的翻译主体涵盖了翻译中的诸者,为了完成翻译过程,这些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协同合作,彼此结合,形成翻译生态场.因此,翻译生态可以看作是翻译主体在翻译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也就是翻译群落之间的互联互动状态.

翻译生态场必须保持和谐才能够发展.翻译主体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遵循翻译适应选择的规则.因为翻译过程在翻译主体的相互配成中进行,而其中如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过程便无法完成,既是勉强产出翻译作品,也必然遵循“汰弱留强”的原则被淘汰掉.胡适的《哀希腊歌》译本生存长存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实现了翻译生态场的和谐共生.

译者方面,胡适作为译者具有适应翻译生态场的能力.他本人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幼年就读于私塾,1906至1909年就读于上海公学,胡适本人在其作品《尝试集》中称到1910年已创作二百多首诗歌.旅美留学经历更给了他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熏陶.客观经历养成的文学修养,双语能力,以及意识形态使其既能完整理解原文而且保证译文的质量.

原文方面符合了翻译文学的中国当时的本土文的内在需要.作为激励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哀希腊歌》原文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足以引起共鸣,哀希腊实为哀中国,原文所倡导的奋起反抗的精神也是当时情势所亟需的.原文符合翻译生态环境的深层次要求,为译文的产生和被接受打下了基础.

同时期的其他译者也作出了各自译本.在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节选该诗的两节和五个断句,冠以题目《端志安》,从游吟诗人之口引入译文,翻译策略上主要采用了挪用和改写为主的翻译方式.他所关注的不仅是其文学功用,更多着眼在借外国诗人之口唤醒民众,着眼于这一文学作品在当时中国的文化潜能,即发挥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效果,为特定的革命目标服务.梁启超之后,马君武将《哀希腊》这一译称正式引入并为后来数十位译者所沿袭.马君武的《哀希腊》是该诗的第一个全文译本,其中政治功用被赋予了更大的比重.在马君武的七言古诗体译本出现之后,苏曼殊用五言古诗体的形式进行翻译,胡适对之前诸多译本也作出了自己的评论:“颇嫌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讹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廖七一,2010)可以看出,胡适沿袭梁启超之革命精神,同时借鉴各家经验教训,这一译者之间的和谐共生促成了这一成功译本的出现.

对于评论家而言,他们对于翻译作品关注的重点在译者的文化修养和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上.从严复和林纾这样被广泛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翻译典范的清末民初代表译者身上就可以看出,翻译和创作的界限在当时是很模糊的,翻译的功利性和器物属性而非语言对比是评论的重点.

对于读者而言,胡适的《哀希腊歌》符合读者的阅读审美习惯和传统心理,无论是从体裁还是内容都是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一方面,经过晚清时期翻译文学的蓬勃发展,翻译作品得到普遍接受,另一方面,在作为主要读者群的文人阶层,思想解放没有到达普遍较高的层次,虽然承认外国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但仍然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及文学形式具有优越性,胡适主要采用归化策略的骚体译诗在这种译入语本位倾向中实现了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

二、翻译环境分析

翻译环境主要指翻译活动所涉及外部环境(客观环境)包括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环境的总和.(方梦之,2011)翻译生态是翻译主体在翻译生态场中形成的关系,是翻译产生的内部环境.翻译环境则是翻译产生的客观环境.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置于“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胡庚申,2011)的关联序列之中,承认客观环境对翻译的影响,对于胡适《哀希腊歌》而言,主要有以下方面产生了主要作用: (1)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胡适翻译《哀希腊歌》译于1914年2月3日,当时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国内袁世凯窃取了国家政权企图复辟帝制,军阀混战,对外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政治形势内忧外患,经济文化落后,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和亡国灭种的边缘.面对甲午战争和战争的失败,仁人志士开始寻找社会变革的方式.变革激荡不稳定及备受侵略奴役的社会政治现状为译本的政治,文学主张展现及作用发挥提供了基础.

胡适的《哀希腊歌》表达了他的政治抱负,爱国思想,这一主题与根植于原文,但更加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层次需求.胡适笔下对于希腊自主的梦,为希腊人的羞赧,为希腊人的战斗号召使得客观条件下宏观叙述与译文所主张的奋起反抗侵略的精神相契合,这为译文的生存长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2)语言文化环境

韦努蒂在《翻译与文化身份塑造》一文中称:“被选定的待译文本往往会脱离赋予它们意义的外国文学传统而被非历史化.外国的文本通常被改写为符合本土的主流风格和主题.其影响有可能具有民族意义.翻译能够塑造外国类类型化的形象.而这些形象能反映出本土的政治与文化价值.”

就当时的语言文化环境而言,一方面,先进知识分子强调翻译文学作为引进外国新文明的工具作用.这种功利化趋势使得“仁人志士均‘以艺术为强国第一义’极少有人为翻译而翻译”(廖七一,2010).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变革加剧,传统价值观念日渐式微的时期,翻译作品客观上必须承担促进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化转型的责任,起到救亡,启蒙和文化建设的作用.另一方面,翻译作品在当时采用的主流的规划策略,从语言到体裁均符合当时诗歌翻译的主流,采用古诗体,符合传统诗歌定义中的便于流传易于产生社会影响的要求.

胡适翻译的《哀希腊歌》在客观上遵循了语言文化环境的规律,同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创新.语言上,译诗采用骚体尽管节数上与原诗的十六节保持一致,但第一节中句式灵活多变,与原文六行ababcc韵的形式不同,句子长短不一.文化维度上,Phoebus被翻译为“羲和”而不是原本所指的太阳神,中国传说与希腊神话人物的对应便于中国读者超越文化藩篱理解诗歌.交际维度上,骚体这一创新形式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五言七言诗题的束缚,有助于作者自由的情感表达.因此,《哀希腊》在主体思想上适应的客观环境中的爱国主义政治功用要求,在客观上沿袭了诗歌翻译的主流.创新的探索更代表了诗歌发展的趋势,更深层次上迎合了翻译生态环境发展进步的本质需要.

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的总体环境,译者的成功和译作的长存需建立在于翻译生态环境各组成部分有机联系和和谐共存,符合翻译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与规律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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