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经济的飞速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新四座大山”的出现使公平问题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和政府决策的重点.2006年十六届中全会上,更是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心.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要以理性的分析找出公平的出口,明公平的底线,明确各社会主体的责任.(tiji)
在西部地区,存在大量因食物匮乏而导致营养不良的孩子与老人,如果将他们的生活境况与今日中国丰裕社会中富人的生活境况对比,结果是触目惊心的
中国改革开放已近30年.30年来,中国无论在制度变迁还是经济绩效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社会公平状况的恶化,而这正成为影响改革的最大阻力.
构建和谐,寻求社会公平的出口,正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突出课题.
出口一：基本需求保障
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为每个成员提供基本的需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基本需要仅指每个人都能享受“免于饥饿的自由”,后衍生为现在的“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与受教育权”.从这个意义上看,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保障,使每个人吃得上饭、看得起病、上得起学,构成了当下社会公平的基本需要原则.
从基本需要原则出发,世界银行2006年年度报告《公平与发展》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不应该允许绝对贫困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即使人人机会均等,而且富人财富的获得也具备正当性,但还是不允许绝对贫困的存在,而应该有对穷人的“兜底”政策,否则人们还是会认为社会不公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点对于制度转轨国家尤其重要.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G罗兰德在《转型与经济学》中说,即使有一定的贫富差距,如果政府给穷人基本的生活与医疗保障,人们仍然能够承受转型的压力；但如果穷人没有基本生活与医疗保障,即使贫富差距并不特别突出,穷人仍然会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实情是,相当部分公民的基本需要未能得到保障.在西部地区,存在大量因食物匮乏而导致营养不良的孩子与老人,如果将他们的生活境况与今日中国丰裕社会中富人的生活境况对比,结果是触目惊心的；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有很多穷人因为看不起病而坐等死亡；在教育领域,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人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因此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一些穷人的孩子会因缴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
这些现象只要存在,即使是少数,也会因其涉及基本需求以及因怀疑社会丧失了基本的救助功能而使穷人怀有绝望感,这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不公平感.
出口二：“让弱者先出发”
在2005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排序,中国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85位,与后面35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的水平相接近.报告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27年间扩大了40%,因此认为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
在这个时候,公共政策并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在发达国家,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以及遗产税等,是平抑贫富分化的基本手段.而在中国,税收手段基本失效,反而是逆向调节.在美国,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是税收最重要来源；而在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透露,全国约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80%的银行存款,而他们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10%；到目前为止,普通工薪阶层仍是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65%来自工薪阶层.
非法暴富现象的大量存在更是对公平原则的严重挑战.美林集团《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表明,截至2003年底,中国内地富豪总数达23.6万人,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这23.6万人拥有金融资产9699亿美元,直逼中国1.4万亿美元的GDP.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所积累的人均410万美元资产,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指出：中国当下富豪们的发迹史,彻底冲毁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应得之物”的信心,造成了广泛的相对剥夺感.
收入分配问题属于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可以用“应得”原则加以解释.用经济学术语讲,所谓“应得”,就是每个人的边际投入与其边际报酬成正比.通俗地讲,就是你付出越多,应该得到越多.一个公平的社会,其制度设计应该让贡献越大的人所得越多,这就是“应得”原则.相反,如果老百姓认为社会不公平,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个社会拼命干活的人所得很少；相反,那些专靠坑蒙拐骗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的人却腰包鼓鼓,这样的社会当然无公平可言.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指出,“如果一个政体要避免社会瓦解,就不能允许在公民共同体的任何部分出现绝对的贫困和富庶,因为这两者都会引发祸乱.”公共政策应该“损有余、补不足”.既然这个社会上有人生来就拥有万贯家产,有人生来就一贫如洗,而所有的人又不得不面对同一个竞争性市场,这时,公平的比赛应该是“让弱者先出发”.在公共政策上就是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以及对贫困人群的帮助,使二者在比赛之前条件基本平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公平”就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因为“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就被破坏了.”
出口三：广泛的平等权利
从政治维度的“平等”原则理解社会公平,是指“公平的权利分配优先于竞争”,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与决策参与权利.如果政治权力配置不当,少部分人利用权力谋取排他性私利,而另外的人群被排斥在权力之外,肯定会恶化社会竞争的公平性.因此,公共政策在确立之前必须经过公共辩论的程序,而公共辩论又不能为少数人所控制,尤其是被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而应该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为保证这种政治上的平等,制度设计应该包括与权力制衡.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广泛的平等权利,但落实起来却并不顺坦.我们看到,不同人群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中占有的比例较为悬殊.城市人口是24万人选举产生一位代表,而农村人口却是96万人产生一位代表；自五届人大以来,农民代表比重由20.59%下降为8.4%,工人代表比重由26%下降到1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统计,在目前的人大代表中,有70%为各级政府官员兼任.
正因为&# 19981;同群体利益表达程度不同,出现了强势集团掌控公共辩论、主导转型政策的现象.以医疗改革为例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曾愤怒指出,“仅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看,就决定了中国选择的制度一定是一个坏制度.看看决策谈判桌上都有什么人：有财政部门的代表,他们说财政负担太重,必须减轻财政负担,降低投入；有企业代表,他们说企业负担也太重,必须减轻负担,减少支出；有医院代表,他们说成本无法降低；有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代表,他们说必须维持收支平衡.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消费者却没有代表.这种谈判、博弈的结果,就一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医疗政策如此,教育、社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等等一系列政策,都是如此.换句话说,普通百姓的很多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之所以得不到保护,甚至严重受损,与强势集团掌控公共辩论,主导转型政策有关.
官员大规模的弥散性腐败则体现了权力远没有达到制衡的程度.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中国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100多亿,13亿中国人人均达315元.在我们进行的大型网络调查中,将官员腐败视为造成社会不公平感的首要原因的被调查者比例高达63%,列第一位.
种种问题,导致中国社会不公平现象益愈突出,并成为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最大原因.所幸的是,这些问题已引起广泛重视,政府已决定“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并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需要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公平的社会需要负责任的公民,而负责任的公民又端赖公民社会的建设!
（作者系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副所长、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