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孔子不但将诚信视作重要的行为规范,而且视作治国之本.在中国古代数百位帝王中,唐太宗对孔子这一理念的理解是特别深刻的,也是很讲诚信的.他既不赞成像刘邦那样杀戮功臣,又厌恶好用诈术的魏武帝曹操.他对群臣推心置腹.尤为难得的是,能以真诚之心听取和采纳群臣的批评意见.他跟群臣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
以诚信为治国之本
唐太宗经常跟大臣们在一起谈论诚信,向他们说明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讲诚信；要求他们将诚信作为立身和处事的准则.而他自己在这方面很注意以身作则.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又跟身边的大臣讨论诚信问题.他先讲了孔子的一段话.这段话见于《论语颜渊》,意为：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要做到三条：“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即粮食充足,军备充足,取信于民.子贡问：在这三件事中,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件,那么应当去掉哪一件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充足.子贡又问：剩下的两件事中,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件,那么应当去掉哪一件呢?孔子说：去掉粮食充足.第三件不能去掉,因为“民无信不立”,治国不可失信于民.在孔子看来,粮食、军备、诚信对于治国都很重要,实际上认为一件不能少；而在三者之中,他首先看重诚信.
接着,唐太宗结合历史经验教训,阐发了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当年项羽攻入秦朝都城咸阳,天下形势已在他的掌控之中,如果能努力实行仁义、诚信,还有谁能跟他争夺天下呢?唐太宗认为项羽败就败在失信于天下.项羽败亡的原因诚如唐太宗所说.他带兵攻入咸阳后,没有一反的秦王朝的做法,采取紧急措施,解百姓于倒悬；而是以暴易暴,野蛮地实行屠城,并将秦朝皇宫付之一炬,掳掠财宝、妇女,满载东归,使喁喁百姓大失所望.
唐太宗的观点,为身边的大臣所接受.宰相房玄龄谈了他的体会：仁、义、礼、智、信,这是五条行为规范,违反哪一条都不行.能经常实行,大有好处.商纣王违反这五条,政权为周武王所夺得.项羽不讲诚信,终为刘邦所败.
总的来说,唐太宗在施政中讲诚信是比较自觉的,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接受大臣们的监督.只要唐太宗对诚信稍一疏忽,以忠言直谏闻名的魏征就向他提意见,说他“未尽于诚信”.唐太宗听了不但不觉得丢面子,不但不生气,还表扬魏征.
唐太宗也有糊涂的时候.他见很多候选官员在资格、出身上,便下令对假冒者从重处理：假冒者必须自首,如不自首,将处以死刑.不久,有个假冒者被查出,唐太宗要处死这个人.主管刑狱案件的大理寺的首长戴胄说,依照法律条文只能判处流放.唐太宗怒曰,你想守法而使我失信吗?戴胄说,皇上的命令和国家的大法不同,皇上的命令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皇上恨候选官员假冒的多,故想处死他们.既然知道这样做不妥,再依法判处他们,这叫“忍小忿而存大信”.唐太宗这才转怒为喜,说道,你能公正执法,我还担心什么呢?他知错就改.
唐太宗难得也有失信的时候.有个老臣叫党仁弘,立有功劳,并且有才能,有政绩,但犯了贪污罪,“赃百余万”,依法当处死.唐太宗怜悯这位即将被处以极刑的白发老臣,向大理寺官员求情,请免其一死.大理寺官员坚持依法办事,五次上奏要求处死党仁弘.唐太宗乃把五品以上官员召集到太极殿,对他们说：执行法律,“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表示要到长安南郊,坐在草席上,一天只吃一顿素,向老天谢罪三日.后来,由于宰相房玄龄松了口,党仁弘没有被处死,改为流放钦州.唐太宗偶尔失信一次,就有一种负罪感.
不以权术驾驭群臣
唐太宗对群臣有一颗诚挚之心,不以权术、诈道对付臣下.
他对大臣长孙无忌等人说过,他即位之初,不止一人上书称：“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就是说,作为皇上,要专制独断,不能信任臣下,不能放手任用他们.唐太宗没有采纳这种似乎为他着想,实际于国家不利的建议.
又有人给唐太宗出主意,用诈道除去佞臣.唐太宗就问此人：你知道奸佞之人是谁吗?回答说：臣不能确知谁是佞人,请陛下佯装发怒以试群臣.如果直言进谏,不怕冒犯圣上,则是正直之人.如果阿谀奉迎,则是佞人.唐太宗对他说：我要在普天之下实行诚信,不想以诈道教化臣民.你的话虽然好,但我不想采纳.
唐太宗为何不采纳用诈道清除佞臣的建议呢?他对封德彝说出了原因：流水是清是浊,取决于源头.国君是政治的源头,臣下好比流水.国君自己行诈术,而要臣下行直道,就好比源头混浊,而望流水清澈,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常常因为魏武帝曹操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像他这样做,政令怎能贯彻呢?
唐太宗说曹操多诡诈,是有历史记载作依据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曹瞒传》云：一次曹操带领军队出征,军粮不足,私下问主管军粮的人怎么办,回答说发放军粮时改用小斗.曹操说,很好.后来士兵们说曹操欺骗他们.曹操生怕士兵闹事,便把主管军粮的人找来,对他说：“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意思是只好借你的死平息众怒,不然此事解决不了.于是将他斩首示众,还在其脸上题了10个字：“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曹瞒传》说,“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可能是以上这类记载,引起了唐太宗对曹操为人的反感.他要以曹操为戒.
对自己任用的大臣,唐太宗从不轻易怀疑.要想在唐太宗面前诬害一个人,是难以得逞的.宰相萧曾诬告房玄龄结党营私,对皇上怀有二心,只是尚未谋反.唐太宗对萧说：你的话未免太过分了.国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我虽谈不上圣明,但还不至于糊涂到好人坏人都分不清.对房玄龄,唐太宗一如既往地信任.
对犯有过错的大臣,唐太宗总是批评教育,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不一棍子打死.有一次宫中宴会,发生了纠纷：时任同州刺史的功臣尉迟敬德生气地对坐在他上首的人说：你有何功劳,坐在我上首!坐在尉迟敬德下首的任城王李道宗劝说尉迟,哪知尉迟对李道宗报以老拳,几乎将其眼睛打瞎.唐太宗一气之下,宣布中止宴会.他对尉迟敬德说：我见汉高祖刘邦诛灭功臣,常常有责怪他的意思.我想与你们这些功臣共保富贵,想不到你屡次犯法.我才知道韩信、彭越这些功臣被杀,并非汉高祖的罪过.国家的纲纪,就靠赏与罚维持.好自为之,不要后悔莫及.遭到唐太宗训斥之后,尉迟敬德开始变得老实起来.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处理君臣关系较好的一位.他自称,他与群臣相处融洽,做到了“相亲如一体”.这方面的动人故事很多.
大将李世（唐太宗死后改名李）得了急病,医生的药方上写着“须灰可疗”四个字.唐太宗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世和药.把李世感动得“顿首出血泣谢”.唐太宗说：我这样做,是为国家,不是为你个人,何谢之有!儒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了对父母负责,必须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发肤”,不得损伤之.唐太宗作为一位君主,为了给李世治病（疗效如何是另外一回事）,能够剪下自己的胡须,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难得的.
贞观十九年（645年）,在攻打高丽的战争中,大将李思摩中了弩矢,唐太宗亲自为他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
宰相房玄龄病危时,唐太宗派人将其接到宫中治疗.病情稍稍稳定,唐太宗则喜形于色；病情加剧,则深深忧虑.房玄龄临终时,唐太宗“握手与诀,悲不自胜”.
唐太宗以上这些举动,显然不是“作秀”.因为“作秀”是做表面文章,唐太宗却是怀着一腔真诚做这些事的；“作秀”是偶一为之,唐太宗却是经常这样做 的.
以真诚之心纳谏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说明他是一位很清醒的君主,接受了强大、富庶的隋帝国一朝覆亡的深刻教训,愿意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以及施政中的过失,能够自觉地听取臣下的批评意见.
唐太宗认识到,“人苦不自知其过”,一个人要认识自己的过错是不容易的；作为国君,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看待自己,尤其困难.他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禄位.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国君处在怀有各种企图的人的包围之中,他们用种种手段来影响、迷惑国君.国君稍一懈怠,在哪一方面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就很危险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太宗才经常地、自觉地要求大臣们面对面地、直截了当地向他提意见.
唐太宗不但自己纳谏,还教育太子纳谏.他对太子因“材”施教,见到什么,就以什么为教材,对太子进行教育.见太子乘船,就对他说《孔子家语》中的一段话：“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太子在树下休息,就对他说：“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这两句话出自《尚书说命（上）》.“后”在此处作“君主”讲.全文的意思是：锯木头靠墨线才能直,国君靠听取臣下的谏言才能圣明.他希望把纳谏作为李唐王朝的一个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唐太宗听取大臣们的批评意见是很恳切的.他经常要求大臣们对他的过失“明言之”,“直言无隐”.有一次,唐太宗又要群臣向他提意见,长孙无忌等人说,皇上没有过失.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批评他们说：我问你们,我有何过错,你们却对我阿谀奉承.我想当面列举你们各位的长处和短处,让你们改掉说奉承话的毛病.接着唐太宗说出了在场的每一位大臣的优缺点.
唐太宗也有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的时候.有一次,河南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皇上修洛阳宫,劳民；收地租,厚敛；民俗好高髻,都是受了宫中的影响.唐太宗很生气,对房玄龄等人说道：皇甫德参希望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宫人都不留头发.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满意?魏征谏道：汉文帝时贾谊上书说,“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言语不激烈,不能打动国君.所谓狂人之言,圣人择焉,愿皇上裁察.听了魏征的一番话,唐太宗怒气全消.他采纳了魏征的意见,不再对皇甫德参的上书愤愤不平.还赏给魏征24匹绢.过了几天,魏征又提意见,说皇上近来不喜直言,虽然接受了,但是有点勉强,不如以往闻过则喜.唐太宗表示虚心接受,加大了对魏征的赏赐.
只有唐太宗这样清醒有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国君,才能容忍魏征这样的敢言直谏的大臣.正因为能容得下魏征这样的忠直之士,唐太宗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位“明君”中的佼佼者,真正实践了他所服膺的《尚书》中的两句话：“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