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权威（authority）和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本来主要是一个政治学术语,学人借用它来描述科学、特别是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中的某种现象——科学权威现象.“科学权威”术语的出现,无形中肯定科学中存在权威或科学具有权威主义的成分.确实,科学权威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巴恩斯等表明：“在现代世界中,科学职业拥有绝对的认知权威.事实上,在确认为‘科学’或指定为‘科学’的任何地方,科学都会被描述为某种特别值得信赖、特别可靠的东西.对于个体的科学家而言,这种权威当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这种权威的持续存在中,个体科学家获得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对科学荣誉的背离的入侵,为了驱逐任何产生于科学内部的潜在的有损于科学名誉的不体面行为,这些权威被认可作为维护现存科学疆界的.”因此,诚如吉林所说：“在现代西方社会,没有几个人会怀疑科学具有显著的认知权威.诚如巴恩斯等人所说：‘科学几乎是认知权威的源泉,被广泛作为自然诠释者而相信和信赖的人需要来自科学共同体的许可证.’”
科学权威被分成不同的类别,科学权威也具有自己的特征.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依我之见,科学权威有两重涵义：一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本身由于其客观性和普适性而具有的“科学的权威”,另一个是由于科学家本人的伟大贡献和崇高威望而形成的“科学家的权威”.这两种权威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割裂；在德高望重的科学天才那里,则往往集双重科学权威于一身.
雷德纳认为,三种基本的权威形式必定在各种程度上能在所有学科中找到,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科：正式职业权威、学院精英权威和庇护权威.正式职业权威从组织的位置和任命获得它的合法合理性,它在部门和学科以及在巨型大学研究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机构构成等级学术秩序.学院精英权威是学科统治集团的比较非正式的权威,它构成相互交流的参与者的“无形学院”,参与者有名义上的资格和科学的贵族统治的关系.这样的精英被称做机构、等级制度、名望组织等.典型地,是由“杰出年轻人”和“灰白头发的名人”集体决定学科前进的道路.庇护权威是具有某种高名望和地位的个人权威,它被要求通过个人判断而运用权威、权势和特权.科学权威基本上属于M.韦伯所谓的三种类型的权威——来自理性和法律的合理合法权威,来自传统的传统权威,来自个人具有的某些特殊品质的超凡权威——中的第一种和第三种,即由科学或科学家的认知理性形成的理性权威和由其特殊品质形成的超凡权威.这种理性权威和超凡权威主要是由科学认知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科学的巨大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承载的,或者是由科学家的非凡能力、卓越贡献、优秀德行和崇高威望支撑的.科学这种理性权威和超凡权威,主要以认知权威的形态表现出来.
科学权威起作用的范围固然是有限的（比如“没有扩展到道德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公共领域无所作为.莱维特在充分肯定科学的认知权威的基础上,甚至声称：“科学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领域,总体上说,它在认识论上获得巨大的、绝对的成功.在这一点,用不着羞涩和缺乏自信.它就同任何其他历史一样,是一个绝对的事实.科学是我们唯一明确的鼓舞人心的模式,告诉我们证据如何搜集和权衡,理论如何被提出、验证,以及在需要的时候如何进行修改甚至驳斥.科学是一种人类实践,当它的主张得到内部逻辑的确认之后,它有权直面所有的竞争对手,并单独成为公众关注的无数领域中决策的实际基础.”也许正因为科学权威在公共领域出现并发挥作用,使得雷德纳把它和政治权威平行看待,尽管他也申明这并不是否定科学的认知规范.但是,不管怎样,与政治权威相比,科学权威毕竟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塔利斯一语中的：“科学相对地不受头头约束和自我宣布为合法的权威——这些权威描绘学术之内和之外许多人类活动的特征——的束缚.在科学中存在天才人物,但是他们并未因而获得超越于他们的实际成就之外的权威：他们的理论像任何其他人的理论一样受到检验,他们的实验结果像任何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一样受到核查.”
在这里我们重申,科学权威并不等同于权力,更不拥有绝对的权力.科尔兄弟在说明权威与权力的差异时,引用了韦伯的话：“权力行使者处于无视反抗力量而推行它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权威就不完全一样.他们指出：“权威的本质和它的有效作用在于被统治者的接受.在科学中,权威是社会的合法权力,去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权威的影响仅仅限于服从权威的人.”
科学权威是可以得到辩护的.莱维特也许是为科学权威辩护最得力的一位干将.他洞察到：“科学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的这一断言：科学具有‘公开的’特性.理论和发现是公开发表和讨论的,而且可以为任何有能力的研究者批评和确认.科学文献的开放性是这个职业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在一些官僚机构、政府和公司,因为这样的或那样的原因,在试图保密或禁止公开发表的情况下,这一信条得到极其成功的捍卫.”他对科学权威的属性也有明晰的认识：“科学则意味着,即使是深深确立于人们心目中的权威,也应当受到审查和重新评价,并且必须服从逻辑和证据的限制.”
不用说,科学权威运用不当或缺乏节制也会产生消极影响.齐曼也对科学权威的负面影响有所揭露：“他们所产生的真正影响是：由于设想的智力上的重要地位,是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通过工作和奖赏的恩赐,是家长式的人物；通过无数的委员会、理事会、编辑部和专门小组,是专断的寡头.在他们的独立的专业中居领先地位,在他们的各种无形学院的领导圈子里起支配作用,在他们自己的学术活动范围内独断独行,他们果然在一个国家中构成没有议会或国王的有产的贵族统治.”他告诫人们：“必须记住科学中的‘权威 217;具有两重性.记住他的忠告总是明智的,不动脑筋地追随他则是愚蠢的.保护有希望的人才的权力很容易被奉承败坏,很遗憾,对于某个人的工作给予公共承认的报偿竟助长极度的虚荣.权威的这些不良功能能够依靠共同体内部公开的、充分的讨论和精英人物内部的个人竞争而制止.但是,当这些制止无效时,便没有什么去阻碍这个最高地位的阶层把自身强化为一种自动终身持续的、惟我独尊的常设机制.这种情况无论是否实际发生,从科学社会学来说,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尽管如此,这并不构成反对和取缔科学权威存在的充足理由.
综上所述,可以说科学权威一般是在科学之内自然而然形成的.在科学活动和科学建制中自发形成的科学权威,对于推动理论进展、指引研究方向、进行科学评价、树立科学形象、争取社会支持,能发挥核心作用.在科学之外,科学权威对于某些社会评估和决策,也能提供知识背景和公正证据.对于这样的科学权威,我们应该肯定它的存在意义并且尊重它.但是,人为地大树特树的科学权威,或者滥用科学权威,则会对科学产生致命性的打击.在这里,我们倒是要记住培根的一句名言：“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斯维尔斯基的一席话也具有启发意义和震撼力：“在把科学真理当做最高标准的地方,在不同学派和流派开展创造性争鸣的地方,在提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地方,既不会有什么‘国王’,也不会有‘国王’拟想的‘国王的道路’.”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