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 《“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一文准确判断了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地位,并提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中译外工作的必要性.然而,作者认为中译外“尤其需要国外汉学家的配合和帮助”,忽视了中国译者的主体作用,不利于中国文学最终走向世界.“中译外”工作的薄弱是目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它受学界的观念、中国文学的创作质量、译者的自身素质等诸多因素制约.应采取国家向主要目标语言国派驻“文化大使”、以及提倡优秀的中国文学作者创造条件参与翻译自己作品的策略,切实提高中译外工作的效能,从而有效推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关 键 词 中译外 译者主体 源语言 目标语言 文化大使 作者参译
作者 王长国,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0234）
王宁教授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的《“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一文,对“世界文学”的概念及当代含义进行了多重视角、多个维度的梳理,对构成其赖以存在的诸多条件,亦即评价世界文学的标准一一予以阐述.作者特别分析了世界文学的语境下中国文学的现状,并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地位十分边缘”,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诸多障碍中,最大的不足莫过于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的“中译外”工作.王宁教授认为,“我们当下翻译的重点无疑应该由外译中转向中译外,尤其是要把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世界主要语言――英语,这样才能真正打破全球化所造成的语言霸权主义状况”［1］.王宁教授抓住了造成中国文学至今未能走向世界问题的关键,但或许囿于篇幅,对具体怎么实施“中译外”,解决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只是略微提及：“在这种中译外的过程中,为了更为有效地实施‘本土全球化’的战略,我们尤其需要国外汉学家的配合和帮助,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笔者认为,王宁教授强调国外汉学家和翻译家的“配合和帮助”固然有其积极一面,但“中译外”工作的主体应该是中国译者,“中译外”工作薄弱,源自于学界的认识、中国文学的创作质量、译者的选题和译者的自身素质等“瓶颈”制约.只有解决好这几方面的制约,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中译外――从“西学东渐”到
“东学西渐”观念的转变
五四时期受“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来,并给古老的中国文学吹来屡屡清新空气,但是“在把西方各种文化理论思潮引进中国的同时,五四作家和知识分子忽视了文化翻译的另外一极：即将中国文化和文学介绍给外部世界”［2］.尽管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到中国,使中国文学有机会在接近世界文学主流后重构传统的文学话语,但这种重视“请进来”忽视“走出去”的单一文学交流状态也一直延续至今,造成了世界文坛对中国文学的陌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变得遥遥无期.就目前而言,外译中与中译外文学书籍的总体比例大约是10：1,与欧美的比例更是达到惊人的100：1的逆差.
与“西学东渐”的热潮相比,“东学西渐”历来就是阻力重重.比如,我们对五四前后“西学东渐”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不懂外语的传奇翻译家林纾往往津津乐道,而对“东学西渐”过程中孤军奋战的“晚清腐儒陈季同”却大加挞伐.陈季同在中西文化与文学交流中起过巨大的作用,他一方面以“西学东渐”为己任,为国内翻译了大量的西学著作,另一方面又大力从事“东学西渐”工作,为欧洲读者翻译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学名著.但陈季同的“东学西渐”工作却屡屡受到国内研究界的误解和批判,甚至有学者认为,“晚清腐儒陈季同”在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中的“送去”,“是老牌国粹主义的一个‘化西’口号”,“最近有学者重提后,将它与鲁迅的‘拿来主义’并举,似乎很全面.但从其背后,我却依然体察到一个围绕‘东/西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3］这种观点背后透露出的是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拿来”,羞于“送去”,对自家的精粹总觉自惭形秽,这种潜意识的卑微思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种观念也是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之一.为此,重视文化交流的另外一极――“东学西渐”.“西学东渐”曾是促进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由“古典”向“现代”演进与发展的重要助力；而今,“东学西渐”应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主导性观念.
中译外的译源之质
中译外的第二个主要制约因素是翻译源头的质,即可供翻译的源语言――汉语文学的质量问题.从普遍意义上说,文学能够将现实生活中一切美的东西上升为人类的普遍价值和普遍情感,被不同境遇中的人们普遍认同并产生心灵的沟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就可以在文学中得到某种共同的维系.作家作为艺术世界的创造者,其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4］.世界文学呼唤反映人性光辉、挖掘人性深处触动灵魂的东西.基于此,诺贝尔在100多年前立下遗嘱,将文学奖颁给“曾在文学园地里创作出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的作家.因此,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具有世界眼光,是否能对世界性经验作出精神上的认同,就看他能否通过其作品反映人类的普遍精神境遇.“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应该在民族文学中得到关注.如果我们关注的只是民族经验,我们的文学就太狭隘了.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民族文学应该关心世界性问题,让世界经验得到本土化的表达,这是‘世界文学经验本土化’的要义”［5］.
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看,我们的文学从“打倒”、“砸烂”、“赴汤蹈火”、“大红灯笼高高挂”、“玩的就是心跳”、“丰乳肥臀”等意象一路走来,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恨、漠视生命、哗众取宠的恶俗元素,很少关乎“爱”、“自由”、“善”等具有人类普世价值话题,从而使中国经验无法呼应世界性的价值和经验,因此也无法得到世界的认同.为避免中译外时优秀翻译家“无米之炊”的尴尬,中国作家需要具有敞开胸怀服务全人类、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使命感,创造出有思想深度、能反映人类普遍精神境遇的作品,特别要重视对生命、善、人类的大爱等具有普世价值精神向度的深入挖掘.中国作家在创作上要摒弃浮躁的文风.那些以瞄准读者腰包为目的的武打、惊悚、、秘闻等媚俗肤浅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既不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也不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光”,［6］也不是具有世界眼光、世界高度的主流文学,充其量只能作为普罗大众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
另外,译者的主体选择也很重要.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作品中选择具有人性普遍价值的作品翻译到国外,是中国文学获得世界认可的必要条件.目前中译外的现状令人担忧,正如王宁教授所言,“与经济上的繁荣表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迄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古典文学作品被译成了外文,而当代作品被翻译者则更是凤毛麟角”［7］.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历代都有反映时代精神、饱含深沉凝重人文情愫的伟大作品,这些表达中国民族之魂的作品却没能系统地译介到英语世界；相反地,那些反映民族劣根性的作品却以影片形式,作为中国特色和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推向了世界,这些经过主体选择流入西方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感到陌生,根本代表不了中国文学的主流,反而让西方世界在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时候造成误读.与电影境遇相似的是,在文学推介方面,宫廷内斗、“功夫”复仇等作品往往被译者视为“深刻”而译介给西方,实则乃西方人眼中刺激疲乏神经的东西.由此看来,中国作家的创作之质以及译者负责任的主体选择对世界文学接纳中国文学具有决定性意义；相反地,那些缺乏对人精神世界的深刻洞察和探询的作品,实际上是对中国人真实的生存图景的遮蔽.
表意的焦虑――译者的自身素质
英语客观上由于英帝国的世界性殖民而遍及世界,成了一种世界性语言,所以以英语为媒介和沟通介质的民族文学容易走向世界；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语言与英语同属印欧语系,加之欧洲国家的交往频繁,文化差异不大,他们的文学也容易走向世界.属汉藏语系的汉语,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像英语那样幸运地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英汉这种文化境遇上的不对等状况短时间内尚无改变的迹象与可能,所以,若要与世界文学进行平等对话,中国译者应积极主动地把中国文学“送出去”.
任何作品的翻译,首先经由译者的主体“接受”,然后再用另一种文字“诠释”给目标语读者,在这种传播过程中,任何一种异质文化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被接受,到达目标语言时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信号衰减或失真的状况.这是翻译领域普遍存在的“表意的焦虑”.汉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往往在翻译成英语或别国语言时失去其本来深厚的意蕴和美感,甚至传播出去的作品的精神内涵遭到扭曲和误读.这种编码与解码之间的错位所造成的传播失效令我们深思,也亟须我们从理论的视角来反思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并努力扭转这一局面.
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差异是翻译中的障碍和难题,让许多译者在翻译时力不从心甚至发生错误的往往不是语言上的问题,而是文化上的障碍.尤金奈达说：“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8］要想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必须了解产生、使用这种语言的特定的社会背景,而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掌握其意义形式和类型,才能实现在翻译时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合理转换.研究不同语言使用习惯背后层出不穷的文化差异,实际上就是分析不同文化思想模式、价值观念和态度对言语交际的影响,这无疑会对翻译研究和实践带来新的启示.
面对陌生的异质文化,中国译者要想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既要具有深厚的母语基础和中国文化的底蕴,更要有精准的外语技巧和通晓外国文化的本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程度地深入甚至植入目标语言国的文化中.所以,提倡国际上少数热心的汉学家来译介中国文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缺乏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的滋养,没有深层的文化底蕴,故而其译作常有隔靴搔痒之感,难以做到信、达、雅；而且他们在选择翻译对象时,主观性强、判断不准,有时甚至把国内的一些三流作者的作品作为杰作推介出去,造成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误读.
要彻底解决中译外工作中的译者问题,可以采取国家向主要目标语言国派驻“文化大使”,以及提倡优秀的中国文学作者创造条件参与翻译自己作品的策略.国家将具有一定中国文化底蕴和深厚双语基础的翻译家派驻到世界主要通用语言国家,让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完全浸淫于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生活中.某种意义上,这种“文化大使”不亚于派驻各国的政治大使,因为文化和文学的成功交流不仅仅创造更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机会,更能促进政治上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反之,文化交流的失败有时候会带来严重问题.文化差异是导致不同语言之间交际障碍,并造成语用失误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文化交流是翻译的根本任务.深入欧美国家的文学大使达到中西贯通后可以打破文化壁垒、拆除横亘文学之间的藩篱,最终高效地向世界推出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
此外,光靠外籍翻译家、汉学家有选择地对某些作家的个别作品进行译介显然不够.世界文学需要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国文学,在这方面,作家本人如果能精通外语,积极主动地将自己的作品推向海外,那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为期不远了.对任何作家作品的了解莫过于作者本人,中译外若要做到外译中那样的系统化、常态化、具体化,就必须拥有一批能熟练驾驭外语的优秀作家,自如翻译自己作品甚至直接用外语进行创作.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在迄今全部107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纯粹使用非欧洲语言写作的作家仅6位,而这6位作家即便不用欧洲语言写作,他们也都通晓欧洲语言：阿格农精通德语和意第绪语,辛格精通英语、波兰语和希伯来语,泰戈尔、大江健三郎和帕慕克都精通英语.辛格、泰戈尔等作家作品能流行于英语世界并直接导致其获奖的原因正在于他们亲自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亲自进行或者直接参与了再创作.
反观中国,我们能够这么做的大作家委实不多――语言的翻译问题和文化的陌生性都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但是如能有更多作家参与翻译,则可以将原作更加传神地呈现给西方读者,从而更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学,突破中译外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