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郭沫若20年代文学创作与上海租界语境对有着密切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中,郭沫若创作在内容上,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殖义的矛盾心境；体裁上,上海极度商业化导致其创作以中短篇为主以及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现；思想上,开始出现阶级意识,并不断向马克思思想转变.
【关 键 词 】上海租界；郭沫若；民族主义情绪；商业化；思想转变
郭沫若与上海有不解之缘.在上海,他平生首次发表作品,首次使用笔名“沫若”,“郭沫若”实际上诞生于租界的上海.租界文化是指“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等其本质和特征体现在与租界现象相联系的独特的市政制度、文化体制、城市空间、市民体验和审美风尚等多个文化层面.”[1]正因为租界文化的这些复杂性和独特性,所以生活在租界这个公共空间里面的作家,就难以避免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或隐或现的表现出来.因此,租界文化对郭沫若20年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值得重视和探讨的.
一、民族主义和殖义的交锋
上海租界是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取得的通商口岸,虽是中国版图,但其很大一部分主权却是被外国人掌握着的.外国人在这里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这些外国辖地里边或旁边居住的中国人事实上应算殖民人口等这个体系包含了歧视、排外,外国主子所持的态度和大量作为臣民的中国人对‘通商口岸状态’的低声下气的接受”.[2]正因为租界是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国中之国”,使得许多进入租界的作家心理上承受着殖民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压迫.郭沫若是一个具有强烈自觉爱国意识的作家.作者在《创造十年》中也曾坦言“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胡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吧国家富强起来”[3].所以当作者回到租界上海时,心理上不得不承受民族主义和殖义激烈交锋所产生的苦闷.
作者的身边小说《月蚀》就是作者这种心理最好的印证.在文中作者对于殖民压迫的描写可谓是的.“我们与狗同命运的华人,公园是禁止入内的”[4],上海华人的地位和狗一样低贱,过着类似亡国奴的生活,甚至连亡国奴的生活都过不上,“可怜我们连亡国奴都还够不上,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4]（p43）面对如此残酷的殖民压迫和,作者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油然而生.作者通过打领带反倒把西洋人看成是狗,来发泄自己淤积心中的民族情绪,因为“我单看他们的服装,总觉得他们是一条狗.你看,这寸衫上要套一片硬领,这硬领下面要结一条领带,这不是和狗颈上套的项圈和铁链是一样的么?”[4]（p44）
二、租界商业化对作者创作的影响
上海租界首先是作为商贸港口而存在,租界人的价值取向是重商主义.资本对租界的发展和运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租界文学具有商业化的特征”.[1]（P73）“文化的商品化产生了现代的稿酬制度”[1]（p73）,这一制度改变了传统文人耻于卖文的传统,产生了许多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郭沫若之所以把上海作为自己回国后的首选,也是受因为在上海可以靠写作谋生.上海泰东书局之所以把作者留下来也是因为“他见了我的商品价值还不坏”,作者选择泰东书局“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3]（p185）.在上海,作者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得不快速的写一些稿子发表以便快速得到稿酬.为了速度,郭沫若前期的创作多是以中短篇小说、随笔为主,基本上没有长篇.在1919年至1926年间作者所作的收录于《郭沫若全集》的二十二篇小说来看,全是中短篇小说.诗歌创作较初期也少了很多,因为“中国人买诗,是和散文一样按照字数计算的等并且以最高一千字五元来买,也还不上两块钱”[3]（p327）.经济的短缺和对钱迫切需求,让郭沫若在创作体裁上难以有其他选择.
“闲着的我和我一家人的生活便须设法维持,因此我便决心翻译《资本论》,要求商务出版,在翻译期间由商务每月供给我若干生活费”[3]（p218）,作者翻译的原动力是位了解决一家人的生活问题,翻译作品也能作为商品卖掉.为什么作者非要选择翻译这种创作方式?其实,这也和作者当时由拮据的经济状况所引起的混乱的家庭现状的无奈之举.“幼儿小便来了不得不嘶,饭煮焦了不得不去熄火,小儿们的淘气等我在这种状态之下,能够有闲工夫创作吗?”[4]（p331）经济的压、生活的琐碎都让作者无心力去创作而只能选择翻译,而“翻译一事比较不要这些东西,无论在甚么环境之中,提起笔来我总可以写”[4]（p331）.综上所述,可知正是文学商业化、现代稿酬制度导致了作者在20年代翻译作品的大量涌现.
三、作者思想转变在作品中的投射
郭沫若前期的思想深受泛神论的影响.然而,到了上海以后,作者的这种思想开始转变,没了《女神》中对祖国充满信心和赞美的作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对上海的诅咒,如《上海印象》中“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眼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5].作者这种变化不可否认的是与作者在上海所看到的现实是密切相连的.上海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作者觉得无路可走,陷于深沉的苦闷之中,致力于找到思想上的出路.在这种情形下作者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上的压力导致了作者去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本书的翻译使作者得以较全面的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作者能和马克思主义产生强烈的共鸣,引导自己走出了人生的歧途,“这本书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揪出了的是它等”[4]（p205）.作者的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也影响到了作者对文学的认识,作者认为“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到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4]（p207）.对文学的认识的改变,让作者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焕然一新.
这从作者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在写于一九二三的《上海的清晨》中,作者看见行走在马路上的工人们,已经不在像自己刚回国时觉得他们是“悠闲的尸,淫嚣的肉”了,而是觉得“赶工的男女工人们分外和我相亲”,还称工人们为“兄弟”[5]（p319）,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的阶级意思和阶级取向.此时的作者已经看到了工人们的力量而且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相信“就在这静安寺的马路,终会剧烈的火上爆喷!”类似的作品还有同年五月的《励失业的友人》、《朋友们聚在囚牢里》、《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黑的文字窟中》等从此,郭沫若的创作走上了一条崭新的路子,他始终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作家的责任感来要求自己,为了祖国的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6.
[2]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05.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M].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65.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41.
[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