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改革过程中,义马市信访部门不断扩权,可以直接查办、督办事件,并对干部考核奖惩有建议权.受理群众诉求范围也扩大到“所有诉求”.据当地统计.改革取得成效,5年来义马信访量逐年下降.义马的做法引起国内792个县市前去考察,有赞誉,也有争议.
2005年,河南义马市启动了信访体制改革的“破冰”之举：撤销信访局,成立群工局(部).后又挂回信访局牌子,两部门合署办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群工部部长.
“规格高了,处理群众诉求更顺畅.”信访局长同时也是副市长的程湘渠说.义马还通过制度,扩大了群工部(信访局)权力,目前该部门有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有了这四项权力,不再像过去的信访局那样只能“上传下达”.
“先施工再说钱”
2010年11月10日,市民张学亮给义马市委群众工作部(下称群工部)送去一面锦旗.
张学亮是河南三门峡市下辖县级义马市向阳小区的居民,小区建成于1995年,7栋楼内住有207户居民.小区建设时没安装自来水,使用自备井抽水.2010年9月15日,接通了自来水.张学亮说,他们小区能通上自来水,义马群工部的协调,起到关键作用.
“四楼以上,水就很难抽上去.”张学亮说,几年后自备井无人清理,缺水成了常事.开始大家还借水,后来不好意思了,只好凑钱买水,25元一车4吨,“贵不说,每次都得往楼上提,太麻烦了.”
2007年,居民想装自来水,找到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要求居民自付安装费.居民又找小区开发商.前后跑了两年,没有进展.
2009年6月,张学亮去义马群工部反映.群工部研究后,直接督办此事,与自来水公司联系,发现问题出在钱上.义马市区自来水主管道当初没接到向阳小区,离小区150米远.自来水公司估算,接通主管道,至少需要10万元.
居民认为这是公共设施,不应由群众出钱.而自来水公司是财政拨款单位,也无法自支这10万元.
此时,程湘渠的副市长身份起了作用.他向市政府汇报后指示自来水公司：“要保证群众吃水,先施工,以后再说钱.”
随后,自来水公司开始施工.最后,由财政拨了12万元.向阳小区的居民于2010年9月15日用上自来水.
送过锦旗后,张学亮说,打算过段时间再找群工部,解决小区供暖问题.
“逼出来”的改革
程湘渠介绍,张学亮的诉求,不是传统定义的信访,而是个民生问题.不过在义马“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的思路下,这样的问题,可以到信访局反映.
他介绍,义马群工部(信访局)不仅扩大了查办、督办权力,受理诉求的范围,也从信访问题扩大到所有诉求,信访局成为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的平台.
“这些都是被逼出来的.”程湘渠说.义马地处豫西,是新兴煤炭工业城市,随着急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拆迁、土地等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信访形势一度很严峻,2001年全市信访总量239件,2004年462件,赴省进京访、集体由偶发向普遍蔓延.
信访量的增加,使义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90％的精力用于接访.全省大会上,义马也多次被点名批评.2004年,三名乡镇干部被降职,义马信访局长被免职.
就在此时期,程湘渠由市监察局长调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信访局长.
按信访条例,信访局对群众诉求能做的是上传下达,不能直接查办,而且经济纠纷、涉法涉诉问题,都不能受理.
“但群众不管这些,只要你不解决,他就认为是政府工作不到位,就,程湘渠说.义马市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对信访体制进行改革.义马决定用“群众工作”思路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矛盾,减少量.
2005年1月,义马市决定撤销信访局,成立群众工作局(后来的群工部).程湘渠任第一任局长.
群众工作局被赋予四项权力：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
该局保留原信访局职能,同时整合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民政、司法、国土、、城建等部门部分职能.这些单位每天派领导干部值班,现场答复群众诉求.
如果群众诉求不属这些部门解决范围,群众工作局可以直接交由相关部门.
群工部不断扩权
义马的做法很快得到上级认可.2006年8月15日,领导批示：“同意将义马的有益做法认真加以归纳整理,转发各地.”
2006年9月,义马市在群众工作局基础上,组建市委群工部,由政府部门变为党委部门.同时,义马又将信访局的牌子挂了回去,与群工部合署办公.
程湘渠任群工部长兼信访局长,行政级别为副县级,比普通义马市直部门领导高半级.
义马市解释说,撤销信访局的举动在当时显得有些超前.上级都有信访局,撤销后也不利于工作对接.
义马要求全市各部门31名县级干部都要到群工部值班,每人每月一天.
“县级领导现场协调的力度,当然比群工部干部协调力度大.”程湘渠说,这也拉近了领导干部和群众的距离.
随着改革推进,群工部的权力不断强化.2009年8月,程湘渠出任义马市副市长,分管、司法,仍兼任群工部长、信访局长.
2009年11月,群工部“地位”再次提升,义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尚志军兼任部长,程湘渠改兼任常务副部长.
程湘渠说：“领导级别越高,部门的协调能力越强,这是中国特色下的现实.”
据介绍,作为群众工作的另一保障机制,义马市委群工部对干部考核奖惩还具有建议权.
近两年因“群众工作不力”,义马先后通报批评了12个单位,诫勉谈话7人,党纪处分4人.
一些部门认为这么做有好处.2010年11月11日,义马局拘留所教导员李建民代表局在群工部值班,他从2005年起负责局控申科工作,2009年11月起在群工部工作.
对比两个地方的工作,李建民说,过去很多群众对有意见,动辄去、省厅,现在大多是义马市直接交办,“那压力就小多了”.
程湘渠认为,群众工作不仅是被动化解矛盾,还要主动拓宽工作领域.义马在所有街道办事处及市直单位设立了群众工作站,在各社区设立群众工作室,聘请群众工作信息员,收集民意.
在2010年义马确定的要办好的十件实事中,体育广场开建、低保水平提高、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规模,都是根据群工部的建议确定的.
并且义马市规定,凡出台重大政策或涉及多数群众利益的决定,都要进行听证评估,评估不过的事项,否决或暂缓.
设立“巡回法庭”
“各类诉求中,涉法涉诉问题最难解决.”义马市委群工部副部长张雪亭说,这在改革前是难点,现在依然是难点.
针对涉法涉诉的诉求,义马市2008年设立了巡回法庭.它是义马法院在群工部设立的派驻机构,有5个编制的副科级单位,办案程序与其他法庭一致.
张雪亭介绍,成立巡回法庭的初衷,是义马市委发现很多群众“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而很大原因是,觉得法律途径门槛高、耗时费力.
巡回法庭不收诉讼费.司法局每天派律师值班,免费诉状.
巡回法庭庭长王元海介绍,义马邻县渑池县人柳荣枝因丈夫死亡事件,曾与义马群工部打了回交道.具体处理她的事情的,便是巡回法庭.
柳荣枝的丈夫崔守才曾在义马煤炭工业公司上班,2009年8月,他送另一工人回家途中发生车祸后死亡.崔家认为属工伤,公司则认为是个人行为,不同意赔偿.
柳荣枝为此先后到义马市委、政府、人大.
2010年4月1日,柳荣枝到义马群工部,遇到当日值班的县委书记水选民.水选民将此事转由巡回法庭处理.
巡回法庭庭长王元海说,他们遵循“多调少判”原则,提高问题解决效率.但柳荣枝一案很难调解.直到2010年10月14日,双方才达成协议,公司补偿柳荣枝6万元.
法庭在调解时告诉柳荣枝,如按法律判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工伤”；另一种“不是工伤”,那就一分赔偿没有.
另一方面,巡回法庭也做公司方面工作,希望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进行补偿.法庭还告诉该公司,“如果解决不好,对方一直,谁也不好看”.
据统计,截至目前,义马群工部巡回法庭接待涉法涉诉来访群众223人次.按信访条例,涉法涉诉案件信访局不能受理.张雪亭说,巡回法庭本身是给群众提供便利的,受理后,还是要按法律程序走.
“义马经验”被推广
程湘渠介绍,义马信访体制改革后,信访量逐年减少,非正常进京访和集体进京访、集体省,2007年后一直为零.在义马市内的集体诉求,也从2004年的165批次,逐年减少到2009年的81批次.
义马的做法, 被国内其他地方仿效.
2006年8月17日,河南省在义马召开学习推广义马经验现场会.自2007年开始,河南全省推广这种做法.
全国也有27个省(市、自治区)、213个地市、792个县市,先后到义马考察交流.
2010年5月,国务委员到义马考察,肯定了这种“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的做法.
据初步统计,全国已开展试点的L3个省(区、市)的467个县(市、区),2009年与试点前相比,平均年信访总量下降25.5％,集体信访量下降62.8％,进京信访量下降43.6％.
“有问题找信访局”
几年来,义马通过当地媒体、宣传栏,广泛宣传群工部(信访局)的成绩.义马市长庚街上居民王香菊说,她和邻居形成一个认识,有事找信访局就行.
长庚街一带属于城中村,一直没有路灯.王菊香说,近几年冬天晚上发生过几起抢劫案,还有几个邻居家中被盗,“不跟政府反映不行了”.
2010年5月,她和另外5个居民去了信访局,第二天,建设局就将路灯装好了.
王菊香称“我们去信访局之前,都没想过要找建设局.”
义马群工部副部长张雪亭说,现在很多老百姓表达诉求不是先去主管部门,而是直接到群工部.
这会不会导致群工部越俎代庖,最终造成群工部一家门庭若市,其他部门冷落,导致群众表达渠道单一对于这样的问题,程湘渠说,“我们不担心群众来这里越来越多.”
他认为,现在的工作机制,就是一揽子管理,用“群众工作”解决信访工作的问题.
他认为群工部是一个新的群众诉求平台,也是人大、政协闭会期间,党委、政府联系群众、收集社情民意的渠道.
在程湘渠看来,群众到群工部越多,越说明这种制度的好处.“我们希望群众来得多,但应该是在群众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下,来得越多越好.”
有局限亦有现实意义
义马经验引起各级信访部门和学术界的关注,并一直有争议.
社会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在群众诉求的解决不能完全法制化的前提下,义马的创新有现实意义,能方便群众,促进问题解决.
也有专家提出,义马群工部的工作方法没有改变,还是依靠领导批示、领导重视来解决问题,自身没有法定权力,因此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社会学者、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认为,法律问题是现在老百姓过程中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而有些政府部门在加强群众信访工作时,只是依靠行政权力,离开了法制轨道.
义马市副市长程湘渠说,他也看到了一些学者的言论,他觉得学者的说法都很有道理.“但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法治国方略也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
程湘渠认为,作为基层党委,政府,必须首先要解决好眼前问题,满足群众合理的诉求,将基层矛盾逐步化解,最终使法制建设更加成熟、完善.“中国目前的现实下,权力色彩还是丢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