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农业的发展促使中国的天文学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展起来.观象授时是天文学在农业社会的主要功能,然而此后与天文学有关的星象学,也成为中国哲学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天文学也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懂天文学的话,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很多东西就无法弄清楚.
天文学影响及于中国古代文学者,在于它的很多内容成为文学的形式和意象,有的天文学理论成为文学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泉；而古代文学影响及于天文学者,主要在于天文学往往会采用文学的形式来说明自身.
一、天文学作为文学的形式与意象
天文学与日月星辰这些直观的天象联系甚密,而这些天象同样是文学描写的重要题材与重要意象,在文学中,它们或是被直接歌咏,或是作为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在上古时代,天文学知识较为普及.随着文化的推移,进入文学领域的事象逐渐繁多,靠个人的记诵已经不足以穷尽众多的知识门类,于是类书的出现给文人学士带来了遣词用典上的极大方便.然而天文学的真义,也往往因此而丧失.下至明清,天文学已经成为一门高度专业的学科,文人学士已经难以究其终始,所以顾炎武说：“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十）可谓知言.大抵我们的先民们由于农业生产的原因,对多种天文现象已经形成了常识.这些天文学常识在古代是普及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天文学知识逐渐退出人们的常识体系,我们今天的读者对这些描写也就不明就里了.
如果翻开中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的《诗经》,各种与天文学有关的内容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如“三五在东“（《召南小星》）、“定之方中”（《风定之方中》）、“三星在天”（《唐风绸缪》）、“七月流火”（《豳风七月》）、“成是南箕”（《小雅巷伯》）、“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小雅大东》）、“月离于毕”（《小雅渐渐之石》）等.它们在诗中的出现极为自然,似乎在当时诗歌的接受者中间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基础,不言自明.在《庄子大宗师》中,也有“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的记载.这些内容,多与天文学中星辰和星宿有关.如“三五”即心宿三星及其附近之星,三月时出现在星空的东方.“定”为营室,又称定星,为二十八宿之一,它在夏历十月的黄昏之时出现在正南方的天空,古人见此星象,就可以营制宫室.启明和长庚都是金星,金星在太阳之旁,为全天最亮的星,但只在日落和日出时可见,古人误认为是两颗星,朝称“启明”,夕称“长庚”.“毕”为毕宿,据说毕星好雨,月为水之精,当月亮运行到毕宿附近时,就会多雨,所以诗中又说“俾滂沱兮”,这其实是先民们对天象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直观的认识.而傅说星则是东方苍龙的箕、尾之间,尾宿后天河中的一颗亮星,即天蝎座G星,所以《庄子》称“乘东维,骑箕尾”,即指其位置而言.
图一:箕宿图(选自《天文秘略》)
如果说在《诗经》的时代还是“人人皆知天文”的话,那么,尽图一：箕宿图（选自《天文秘略》）管此后天文学知识逐渐专业化,但历代的文学家们还是常常将天文学内容化用在诗文之中,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感.如《文选明月皎夜光》诗：“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李善注：“言有名而无实也.”“南箕”为什么在这里比喻有名无实?原来南箕即箕宿,其距星为人马座γ星,由四颗星组成,二星为踵,二星为舌.踵窄舌宽.夏秋之间见于南方,在斗宿之南,故称“南箕”.《诗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后即以此比喻有名无实.此外,古人还认为箕星主口舌,多用其比喻谗佞.《诗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谮人者,谁适与谋?”郑玄笺：“箕星哆然,踵狭而舌广.今谗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犹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这两种比喻意义都是通过箕宿的形态来进行联想,但联想的切入点不同,一为功能联想,二为形状联想,其表达的感情也就各异.另外,南箕又称“南星”,如李白《送梁四归东平》诗：“大火南星月,长郊北路难.”南箕在夏秋之际出现在南方,大火星即心宿二,即天蝎座α星.《诗豳风七月》之“七月流火”,即指大火星向西方运行的星象,其时正当夏历七月,正是初秋之时.李白诗中所说的“大火南星月”,其实就是七月的代称.
又如,骆宾王《在狱咏蝉》有“西陆蝉声唱”之句,南朝江淹《丽色赋》有句曰：“至乃西陆始秋,白道月弦.”在这两个例子中,“西陆”都指秋天.但为什么它指秋天?这同样要了解一点天文学知识.原来古代将二十八宿分为四象,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南方朱雀.二十八宿均分布在黄道附近,古人就将太阳在西方白虎七宿运行的区域,称作“西陆”,其时令正当秋季,见《太平御览》引《易通统图》：“日春行东方青道曰东陆,夏行南方赤道曰南陆,秋行西方白道曰西陆,冬行北方黑道曰北陆.”
又如,脍炙人口的王勃《滕王阁序》,开头就有“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的描写,又有“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之句.它涉及到古代天文学中的分野说.天上的列宿对应着地上的封国,这种观念很早就产生了.如《周礼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具体的分法,《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都各有不同.下表是按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说法列出的分野：
这种分野的划分实际上并不严谨,如魏为晋地,参为晋星,但其州域却对应着益州,究其原因,应该是州域名称不敷使用而随意安排,未免给人捉襟见肘之感.从表中可知,翼、轸对应着楚地荆州,王勃所到的滕王阁在今江西南昌,正是楚地,故有“星分翼轸”之说.而“龙光射牛斗之墟”,牛斗之墟对应的是吴越之地的扬州,为什么出现在此赋中?原来此处用晋代张华的典故,相传豫章的丰城（今江西丰城市）常有紫气上冲斗牛二墟,张华遣人至丰城为令,访求得龙泉、太阿两柄宝剑,为吴国名冶干将及其妻莫邪所铸.（见《晋书张华传》）宝剑是吴人所铸,所以其剑气上冲牛、斗,正是吴越的分野.而丰城在南昌之南,两地相距极近,亦可视为南昌故实.王勃这几句骈文的用典,非常细密得体.
但古人应用天文学知识到文学中,也有百密一疏的情况.如苏轼的《前赤壁赋》有这么一段话：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等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清人张尔歧认为苏轼不懂天文,此文是“临文乘快,不复深考”之作.他说：
张如命云：“东坡文字亦有信笔乱写处.如《前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 20110;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七月,日在鹑尾,望时,日月相对,月当在訾,斗牛二宿在星纪,相去甚远,何缘徘徊其间?坡公于象纬未尝留心,临文乘快,不复深考耳.”（《蒿庵闲话》卷二）
按此赋作于宋神宗元丰八年七月十五日,即公元1082年8月11日,訾即二十八宿中的室宿与壁宿.那么,当日的天象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天文学软件StarryNight来进行演示.如下图所示,在当天晚上的黄州地区,月亮初升时在危、室之间,离斗、牛二宿距离20度,相隔甚远,所以张尔歧的判断是对的,苏轼的确是在信笔为文.当然,东坡此举无伤大雅,这是《前赤壁赋》的一个有趣的插曲.
图二：StarryNight演示之公元1082年8月11日20时20分《前赤壁赋》所见天象
二、天文学作为文学观念的思想资源
天文学不但作为古代文学中的具体事象而出现,它还作为古代文学观念的思想资源而被应用到文学理论的构建当中.
比如在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就有“夫玄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的说法（《文心雕龙原道》）,同篇又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之句.这是刘勰对文学发生论的一种阐释,而他用以引出结论的论据“玄杂,方圆体分”,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盖天说.盖天说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讨论天地结构的体系,主张天圆地方,就是此处的“方圆体分”之意.《晋书天文志》：“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就是对这种早期宇宙论的简明阐述.刘勰认为,天地方圆体判,各有其文,而“道”作为本体论范畴内的宇宙本体,又涵括了天文与地文,其性质是自然而然,这就为下文的“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将人文与天文和地文并列而成为三才之道奠定了理论依据,从而为文学找到了发生论的源头.在这里,刘勰对文学起源的证明是借助天文学的知识来实现的.
又如宇宙是无限的思想,也影响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经典释文》卷二十六释《庄子齐物论》“挟宇宙”一语引《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大抵“宇”指空间,“宙”指时间.宇宙无限的观点,在上古时代已有萌芽,如《庄子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这种说法已经蕴含着宇宙无限的猜测.战国的名家学者惠施也曾提出过“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的观点（《庄子天下篇》）,这些说法都还是在哲学上对宇宙是无限的思辨,而真正证明宇宙无限观点的,还是天文学自身.汉代以前就已产生的宣夜说就是主张宇宙是无限的,据《晋书天文志》对宣夜说的记载,认为天是无边无际的气体,日月星辰就浮动于其中.到了东汉的天文学家张衡,就正式提出“过此以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观点（《灵宪》）,明确揭示了宇宙无限的概念.宇宙无限观念使人类的思想面对着的不再是眼前这个狭小的天地,而是超越目力所及的广袤时空.它能促使人类在感叹之余深刻地反省自身.西哲康德曾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实践理性批判》）同样的星空,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反映除了敬畏之外,还更带上了一丝洒脱之感.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阐发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种思想糅合了庄子（《德充符》）和佛教空宗（僧肇《物不迁论》）的思想,也吸取了从先秦到唐代的宇宙无限思想,是它们在文学思想中的继续发展.
三、天文学的文学形式
古代文学影响及于天文学者,在于很多天文学著作往往会采用文学形式,以便记诵.有些天文学著作本身就是文学作品.
郑慧生先生曾译注了五首天文星象的诗赋,即东汉张衡的《思玄赋》的一部分、北魏张渊的《观象赋》、隋朝李播的《天文大象赋》、隋代丹元子的《步天歌》以及唐代无名氏的《玄象诗》（见《认星识历――古代天文历法初步》）.这些是历代比较有名的、艺术上比较成熟的天文星象赋.它们的主要特色都是以艺术的手法来列举天上的星宿,将各个星辰形象化和拟人化,既方便记诵,也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而就赋这个文学体裁而言,虽然不是专门列举星象,但其内容与天文学有关的篇目远不止此数.清人陈元龙所编的《历代赋汇》,收录历代天象赋二百九十余篇,有相当一部分与天文学相关.此外在历代的诗、文等文学体裁中,都有天文学题材的作品出现.
图三：[元]岳熙载《天文精义赋》书影,《宇园丛书》本
例如,在古代文学的总集或类书中,往往会立“天象”或“天部”,在诸卷之首.此外,“岁时部”也通常与天文学中的历法节气之学相关.如《艺文类聚》立有“天部”两卷,“岁时部”三卷,收录从先秦至隋的相关诗文.明人张之象辑《古诗类苑》,立“天部”三卷,“岁时部”四卷,收录先秦至隋的古诗,他所辑的唐诗总集《唐诗类苑》）中,立“天部”八卷,“岁时部”十五卷,其中有不少与天文学相关的诗歌.宋初四大类书中的文学总集《文苑英华》中,按体裁来分,赋类立“天象”二十卷,“岁时”四卷,诗类立“天部”八卷,歌行类也有“天四时”一卷.其篇幅也是相当巨大的.
有些古代的文学家所写的哲学性著作也对天文学有所阐发.图三：［元］岳熙载《天文精义赋》书影,《芋园丛书》本如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刘禹锡的《天论》,都是对天文学有影响的文章.又如宋元间的邓牧写过一篇《伯牙琴超然观记》,里面有一段说得极为符合宇宙无限的原理：“且天地大矣,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耳.等虚空,本也；天地,犹果也.虚空,国也；天地,犹人也.一本所生,必非一果；一国所生,必非一人.谓天地之外无复天地焉,岂通论耶?”
邓牧字牧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亡后不仕,淡薄名利,遍游名山,隐居于洞霄山中超然馆,幽忧独处,或数月不出.也许,文学家的想象力较为丰富,所以邓牧玄思入微,竟能窥得天文学上的一项真正的秘密：宇 宙中可能另有地外生命.或许,这种天文学家和文学家作为思维主体同样具有的不羁的想象力,就是天文学和文学能发生关系的最根本原因吧?
（作者单位：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