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浙大的宝贝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这是中国最早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建校最初的二十年,创业维艰,几易其名,曾一度停办,直到1927年,学校改组工专为工学院、农专为农学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为第三中山大学,学生人数达一百七十四人,基本形成了现代高等学校的雏形.
1928年4月,第三中山大学正式更名为浙江大学,同年7月,改称国立浙江大学,著名教育家蒋梦麟、邵裴子先后出任校长.他们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增设系科,创建文理学院,拓宽校址,开辟农场.至1936年,浙江大学已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十六个学系,五百七十五名学生,初具规模.
1931年的春天,从日本学成归来的苏步青受聘于浙江大学,在陈建功任系主任的数学系任教.两年后,陈建功向校长邵裴子力荐由苏步青接替自己,继任数学系系主任.
当时浙江大学正值建校之初,各方面的条件都很简陋.数学系的景况似乎更甚,堂堂一系,赫赫名师,却仅有几间破屋兼做教室和研究所,学生也不过寥寥五六人.那情景,让正风华当年、踌躇满志的苏步青不禁感慨万千,但却并没有使他气馁.是的,国内的那些比浙江大学历史更悠久、环境更优美、待遇更优厚的大学都曾给他发出过聘书,可他还牢记着当初在日本和学兄陈建功的约定：“让我们用二十年的时间,把浙江大学的数学系办成世界一流的数学系.”他和陈建功决心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培养出未来中国最杰出的数学英才.与之同时,当时浙大的校方负责人也格外尊重陈建功、苏步青等这批海外学成归来的人才.曾有过这样的一段佳话：刚来浙大时,由于校方办学经费的紧张,苏步青曾经连续四个月没有领到薪水,只能靠在上海做工程师的哥哥苏步皋的接济度日,甚至有传言说,再这样下去苏步青就准备再回日本去了.传言传到了校长邵裴子的耳中,当晚,这位惜才如命的教育家便敲开了苏步青的房门,劈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不能回去啊！你是我们的宝贝等”苏步青正在愕然之中,邵裴子再一次地重复：“真的,你不能走,你是我们的宝贝！”
浙大的“陈、苏学派”
这一年的暑假,苏步青带着邵裴子校长特地为他筹措的经费,搭上了去日本的海轮,但此行非归行,苏步青是去日本接苏米子和孩子.
虽然生活是清贫的,但清贫的生活中,身为人师的陈建功、苏步青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后来被称为“陈、苏学派”的中国一代数学家,便在浙江大学数学系的那几间破屋子里开始了其艰辛的学海跋涉.
早期的数学系学生、现已是美国里海大学数学系教授的著名数学家熊全治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上课的情景：
数学系的主要课程都由苏陈两位先生教,他们大都不用教本,而用适当速度口授,学生都可笔记下来.他们在黑板上写的字和符号及公式,都很整齐,和印的一样,学生也都可抄下来.那时他们即认为我国应在国内多培养研究人才,不应再专靠外国留学生.因之决定训练学生在毕业前有独立读书及论文写作之能力.每个学生在四年级时在分析和几何两科中必须选一科做专科,再由专科导师选一本德文或法文的数学书,及一篇在国际杂志上最近发表的论文攻读.每周由学生轮流向全体教员报告,若此两报告不及格,不管其他成绩如何好,亦不能毕业.
陈、苏两位数学大师的心愿不仅是要把自己的生平所学无私地传授给学生,更是想要把他们都培养成具有独立的科研能力的数学家.所以,在浙大数学系创建伊始,这种课堂讲授与课外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法,便已逐渐制度化了.进入四年级的同学,被规定要参加两个讨论班,一个叫数学研究甲：由全系教师参加,报告自己的科研成果,或者介绍新出版的数学期刊上最新的论文成果,学生则由指导教师指定某新出版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自学后在此讨论班上做报告；另一个讨论班叫数学研究乙：则是由导师指定某一学术专著,由学生自学后在讨论班上轮流做报告.举办两个讨论班的主旨是一样的,都旨在培养学生独立的自学和科研能力.、
苏步青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批评起来也丝毫不留情面.熊全治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匆匆来到苏先生家,是因为第二天的讨论班上有自己的报告,他怕自己的论文过不了关而特地来找老师请教的.想不到苏先生一听就皱着眉头说：“你这样临时来抱佛脚,还能有个好吗”一句话说得熊全治满面通红,还是师母苏米子上前给他解了围.批评过后,苏步青给熊全治做了细心的指导.熊全治回到宿舍后,苦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论文终于通过了.当年挨骂的学生后来成为美国的名教授,四十多年后当他回国探望老师的时候,感慨万分地对老师说：“当年多亏了先生的那顿痛骂啊！”同时他也深情地想到了师母,“那晚要不是师母,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迈出那个门呢.”
苏步青的另一个弟子谷超豪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也曾经被苏先生指定去“啃”一篇开始时对于他“完全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数学论文,并做出自己的报告.谷超豪在严师的督责下,用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后来他才知道,这是苏先生惯用的“大松博文”式的训练方法,对学生严上加严.开学以后,谷超豪的论文在讨论班报告上被获准通过,谷超豪本人也深感经此一番苦读,自己的受益多多,不但了解了论文中那些闻所未闻的新知识,也对以后阅读那些艰深的数学论文树立了信心.所以,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谷超豪还对这一次的论文苦读念念不忘：“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对这篇论文还有眷恋之情,它帮助我了解的东西是很有意义的.”(谷超豪《苏步青老师指导我做研究》)
东方的第一位几何学家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苏步青本人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没有丝毫的懈怠,他继续从事着当时国际数学界的前沿课题――仿射微分几何和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这两大学科的创建者分别是以G富比尼为首的意大利学派和以WJE布拉施克为首的德国汉堡学派.但是,以往一直对这两大几何学科分别各自研究,至于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样的重要问题,却从来没有涉及.苏步青在日本仙台东北帝大做研究生期间,以“仿射空间曲面论”为题撰写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便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后来,他又发现创建射影微分几何的布拉施克学派所用的一直是传统的微分形式的方法,几何意义很不明显.回国以后,苏步青就决心探索一个能用纯粹几何的方法来建立的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那段日子里,除了授课以外,苏步青几乎足不出户,整日沉浸在那些由奇妙的点、线、面组成的微分几何的世界中.上门求教的学生有时会看到极为有趣的一幕：书案前的苏先生,一手抱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一手在纸上紧张地演算.问起师母,苏米子苦笑着说：“我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让他帮忙带带孩子,他便搞成了这个样子.”
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苏步青借助于平面曲线可表奇点的几何结构,建立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构造性的方法,清楚地将射影微分几何的理论完整地展示了出来,真正为这一学科别开了生面.布拉施克教授把苏步青高度地评价为“东方的第一位几何学家”.
1935年7月,中国数学会在上海成立,学会汇聚了中国第一流的数学精英.理事会中有交通大学数学系系主任胡敦复、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冯祖荀和江泽涵、南开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姜立夫、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熊庆来、浙江大学数学系系主任钱宝琮和陈建功、北高师数学系系主任傅种孙等.会上,大家一致推选苏步青理事担任《中国数学会学报》的主编.苏步青又亲自挑选了一位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做学报的助理编辑,他就是来自江苏金坛、正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做助教的华罗庚.
在浙江大学的教书和科研生活虽然清苦,但中国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的传 统性格,却也使清苦的生活充满了欢乐.有时,陈建功和苏步青两位先生会自掏腰包,请学生们一起到西湖胜景处打一次牙祭.小酌之余,大家最热烈的话题自然还是数学.苏先生微醺之际,还会用抑扬顿挫的闽南古音给大家吟诵两首自己得意的诗作.更能让苏步青感受到生活的快乐的,是夜深月明,自己科研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听爱妻苏米子亲抚一曲古筝曲,“一曲寒潮明月夜,满江红雨落花天”.当幽雅的琴声在夜籁中荡漾开,苏先生的心也醉了.
科学家的气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声阵阵,点燃了日军全面侵华的战火.同年8月,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日寇的飞机对江浙一带整日狂轰滥炸.战争的烽火从华北蔓延到了华东,西子湖畔再不是歌舞升平的人间天堂.
在“画角声声催铁血,烽烟处处缺金瓯”的时局里,苏步青家的生活也打破了原有的平静.一天,一个官员模样的日本人踱进了苏宅,苏步青正好外出,那人对苏夫人自我介绍说是日本杭州领事馆的官员.稍作寒暄,他便殷勤地邀请苏夫人：“作为日本人,不知夫人是否愿意来日本领事馆品尝家乡的饭菜,我们将竭诚以待.”苏夫人看出来人用心不善,冷冷地拒绝道：“不必了,我自嫁给苏君,便已是中国人的妻子,我已习惯了中国的生活,吃惯了中国的饭莱.”日本领事馆官员望着苏夫人的一脸正色,只得讪讪地离去.可没过两天又有人来游说苏步青：“你的夫人是日本人,你是日本的女婿,日本人是不会对你不利的.”苏步青的目光如两道冷刃,直射着来人,讥讽地反问：“你的意思,是让我做汉奸吗”一句话把来人说得灰溜溜地走了.
时局越来越危急,美丽的西子湖畔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浙大校方开始筹划搬迁的事宜.正在此时,苏步青接到了一封来自日本仙台母校的加急电报,电报中称：松本教授病危,希望苏步青夫妇能回去探望,以尽孝道.苏步青看着电报,想起几天前帝大还有一封电报给他,表示东北帝大有意再次聘请苏步青回去任教授,且待遇优厚.他心中沉吟着：“如今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都已践踏到我们的家门口了,那个帝大的教授我是决意不会去做的！可是松本教授的病等米子可是他最心爱的女儿啊.”稍作踌躇,他还是把电报交给了妻子,同时也把自己目前不能回日本探视岳父的理由告诉了她.至于米子,他还是建议她回国看看父亲.但令苏步青没有想到的是,米子默默沉吟半晌,然后以一种平静中透着坚定的语气对他说：“那我也不回去,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永远跟着你！”听到米子的这番话,苏步青的眼眶湿润了.
流亡大学
浙江大学的战时大搬迁在新校长、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率领下开始了.苏步青先将妻小送回老家平阳暂做安顿,自己随全校师生一起开始了烽火硝烟中的辗转.
1937年9月,学校先将一年级新生迁往西天目山上课.12月,全校迁往浙江建德,旋即再迁往江西吉安、泰和,后又迁至广西宜山,战争使一所煌煌高等学府,成了难有所安的流亡大学.
安顿好家小的苏步青也只身来到了宜山.唐代诗文大家柳宗元曾经热情讴歌过的广西山水,此刻早已不再是一片乐土.日寇的飞机几乎天天在宜山一带轰炸,师生们“逃警报”已成了家常便饭.可是,在防空警报的间歇中,苏先生的数学讨论班却不曾停歇.熊全治、白正国、张素诚、吴祖基这几位如今已是著名数学家的学生,都还清晰地记得苏先生在宜山讨论班首讲“高次元空间内曲线之奇异点”时的情景,先生的那份专注执着和镇定自若,给颠簸在荡乱间的学生心中,注入了一种精神力量.
1940年春,日军攻占南宁,柳州告急,浙大再一次由宜山迁往贵州遵义.
这一年的除夕,想到日寇的凶焰日炽、学校的动荡不安、与故乡及亲人的渐离渐远,苏步青心潮难平,夜不能寐,他展开诗笺,在诗里抒发着自己的万千感慨：
瘴云蛮雨绕危楼,岁暮边城动客愁.
画角声声催铁血,烽火处处缺金瓯.
贾生有泪终空洒,柳子安愚欲久留.
梦里江南芳草岸,垂杨何日系归舟.
――苏步青《己卯除夕并序》
东方的剑桥
到达遵义后不久,学校觉得地方太小,不适合学校的发展,又将理学院和农学院迁往湄潭.
环境安定了,妻子和孩子也接来了,苏步青终于又可以安心地开课,继续讲授他的射影微分几何了.讲课的地点,却是在这座边地小城的一座破庙里.
战时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是不言而喻的.苏步青一家九口,住在湄潭一个叫朝贺寺的小庙里,每天的主食只有地瓜(番薯)蘸盐巴.苏步青的一袭长衫上,补丁叠补丁,形状方方圆圆,应有尽有,苏先生坦然地穿着它上课,参加学生们的讨论班.同学们在下面打趣：“先生的衣服上,什么几何图形都有了啊.”苏先生听到也只是淡淡一笑,毫不为忤.他还在破庙里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块小自留地,自己种菜.为此他还赋诗自娱：
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
曲渠疏雨水,密栅远鸡豚.
丰欠谁能卜,辛勤共尔论.
隐居那可及,担月过黄昏.
――苏步青《半亩》
逢年过节,苏步青和陈建功等几位先生还是会遵循在杭州时的“老传统”,一起出资,把青年助教和学生们约在一起聚会一番.兴致高的时候,苏先生还会把大家领到郊外风景优美的七星桥,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处贫而不减其乐,居穷而不改其志的精神,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又一次地体现出来.
在先生们乐观精神的感染下,流亡中的青年学子们也渐渐地安下心来.那时候,数学系的学生们之用功,在整个浙大湄潭校区是最出名的.每天深夜,如果还有亮着烛光的房间,那里住着的一定是数学系的同学.在湄潭的七年间,苏步青和他的学生们在微分几何领域开创了一个新境界,被国际数学界称为“浙大派”,与美国、意大利两大学派鼎足而立.苏步青本人先后发表论文一百几十篇,编撰数学专著和教材多种,在数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湄潭期间,向来爱好诗词的苏步青,和浙大几位有同好的教授共同发起成立了“湄江诗社”,教授们把相思和离愁寄托在自己的诗篇里：
边疆难得对琼筵,满座春风一灿烂.
离恨偶添人散后,归心直共鸟争先.
岂无桃李芬芳节,欲看河山锦绣年.
马首东旋应有日,诸公同泛六桥船.
――苏步青《湄江诗社第二集得先字》
落花飞絮尽经过,客舍残春可奈何.
小阁流萤朝梦促,离亭芳草夕阳多.
燕来如说江南讯,龙起犹闻海上歌.
倘得故乡云水暖,宁将儒服换渔蓑.
――苏步青《暮春感兴三期社课分何字》
干戚岁久梦乡疏,每到秋来忆故居.
几树江枫丹叶后,一灯夜雨白头初.
哀时文字因人读,种菊□庭课子锄.
湄水无潮复无雁,不知何处得家书.
――苏步青《湄江秋思七期社课限初宇》
战争使教授们远离了故乡,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安逸,但并没有摧毁他们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炽热之心.
1944年4月和10月,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英国生产部的支持,作为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的团长,先后两次到贵州遵义和湄潭访问浙江大学.他在竺可桢校长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湄潭的化学系、生物系、数学系、物理系、农化系、湄潭茶场和遵义的史地系,对浙江大学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李约瑟博士亲眼看到了战时的浙大师生,身居僻远山村,在经费拮据、设备简陋、交通闭塞、物质匮乏、空袭频扰、疾病侵身、通货膨胀等种种不利因素和困难之下,恪守“求是”校训,弦歌不辍,教学科研井然有序且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科研成果,仅在中国科学院三十周年纪念会期间提交宣读的科学论文就有八十多篇.这一切令李约瑟博士大为惊叹,在为浙江大学师生做演讲时,他把浙江大学和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并不无激动地称誉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
回国以后,李约瑟博士又在1945年英国《自然》周刊上发表长文,热情地赞扬浙江大学和那里的教授们：
在重庆和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等遵义之东七十五公里 0;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1945年,经过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辗转漂泊了八年的浙大师生,终于可以重返故里了.此时苏步青的心情百感交集,他将之倾诉在自己的诗里：
八年漂泊历冰霜,故国初飞雁一行.
定后乾坤仍看剑,乱余行里不须装.
山川迢递人离别,鬓发萧疏泪暗伤.
只恐归时交旧尽,家乡未必胜他乡.
处处青山似越中,家家浊酒醉山公.
重来城郭悲辽鹤,一去琵琶怨塞鸿.
自有明年春草绿,可无前度容颜红.
归心尽共秋风发,空见长江独向东.
别后浙江无限情,秋来几度海潮生.
曾传父老渔蓑约,已负浦汀鸥鹭盟.
万里神州归净域,一杯浊酒庆休兵.
征人暗忆流离日,犹唱阳关三叠声.
翻因离乱作西游,赋得新词字字愁.
木杪烟痕添句碧,潭边月影入窗流.
知音肯向天涯住,惜别还期梦里留.
无处饮冰先受命,清歌一曲海西头.
――苏步青《和问翁七律原韵》
接收台湾大学
苏诗中说到的“受命”,是指这一年的9月,苏步青和罗宗洛、陈建功三人“受命”以接收委员的身份前往台湾,接收台湾大学.临行前,苏步青与“湄江诗社”的教授诗人们留诗话别：
湄江之水细如烟,东流到海知何年.
我行却自湄江曲,破帽青衫更碌碌.
客中惜与故人违,驻马衔杯各有词.
共问远行一万里,自怜此去真附骥.
龙媒稳蹴东南空,盛德高风怀郑公.
君不见,昆仑紫气无穷已,欲效区区从此始.
――苏步青《将赴台湾留别湄江诸吟友》
在日本盘踞台湾时期,台湾大学曾以“日本台北帝国大学”为名,台湾光复后被我国接收,改名为台湾大学.三位教授到达台湾大学以后,罗宗洛任校长,陈建功任教务长,苏步青任理学院院长.原先台湾大学没有数学系,苏步青上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理学院成立了数学系.
在台湾的日子虽然是紧张且不无寂寥的,但能亲眼看到并亲身参与宝岛回归祖国的怀抱,那种喜悦的心情,让苏步青一次次地诗兴飞扬：
崔嵬东海一屏山,五十年来今始还.
国姓爷存周汉俗,清波明月照台湾.
――苏步青《凯歌》
顺利地完成了接收台湾大学的使命以后,苏步青等于次年的春天回到了大陆,并随学校复员到杭州.
黎明之前
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十年、魂牵梦萦的西子湖畔,历经了战火洗礼的湖光山色,在挚爱着自己家乡的数学家眼里,是那样的妩媚动人,苏步青流连在湖边,吟咏着从心底里流淌出的诗句：
春草春花满六桥,依然十里木兰桡.
休嫌西子别来瘦,淡抹浓妆一样娇.
春日湖中载酒迟,十年重到直如痴.
堤边尽是青青柳,管了人间几别离.
但是,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生活现实却并不如西湖的景色那么般美妙,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政府的扶持下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在国统区,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书声朗朗的大学校园,也不会成为一片世外桃源.
震惊全国的浙江大学“费巩教授失踪案”,让刚回校的苏步青感受到了生存环境的险恶.费巩,原名福熊,字香曾、寒铁,江苏吴江人.192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1928年赴法,1929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九一八”后,改名费巩,回国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1933年秋,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1941年出任浙大训导长.费巩教授是苏步青的同事和好友,也是浙大学生们爱戴的师长.1944年2月起,费巩教授接连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赞成中国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还多次公开发表演讲,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1945年3月,费巩教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被杀害.
老同事老朋友的被害,让苏步青看清了崩溃前的国民党政府的狰狞面目,也改变了他以往只埋头于书斋和讲堂,沉醉于数字与符号而不关心政治的生活态度.他积极参加了浙大师生为国民党暴行而举行的集会.1947年10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狱中,浙大的教授会在集会上宣布,为政府杀害爱国学生而一天.而此时的浙大教授会主席,正是苏步青.
1948年初,竺可桢校长找到苏步青,请他担任浙大的训导长.当时杭州的地下党也认为,让苏步青这样爱护学生,又有正义感的教授来担任训导长,对党在大学开展工作和保护进步学生都是有利的,便指示浙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也就是苏步青的得意弟子谷超豪前往苏先生家,告诉先生,同学们都支持他出任训导长.谷超豪后来是这样回忆他的老师是如何做训导长的：
他在担任训导长后,第一件事就是亲自为学生采购大米,帮助解决学生的生活困难,在接踵而来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等一系列运动中,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镇压的措施越来越厉害.特别是1948年夏天,国民党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传讯进步学生,并审判判刑.学校有关的同学在党组织帮助下,纷纷撤离,到解放区或浙东.有一位叫陈业荣的同志,是地下党员,在学生自治会中担任主要职务,也属于被传讯之列.但他患有肺结核,不能撤退,眼看他将要被反动派抓去,苏先生作为训导长,以该生抱病不能出庭为由,硬是把他保了下来,在学校养病,免遭了迫害.
1949年初,李宗仁任代总统,宣称要释放政治犯.这时浙大还有几位进步学生在狱中,其中有和于子三同时被捕的陈建新、黄世民、郦伯谨三人,还有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吴大信(未暴露身份).学生自治会就提出要释放他们.竺校长,苏先生都支持这一要求,以学校名义向省政府送去要求释放的公文,苏先生还通过一些社会关系进行疏通.迫于当时形势,国民党当局也只好放人,这些同志出狱后不久就安全转移了.
临解放前夕,为防止反动派入校抓人,学生自治会加强了防范措施,在校内放哨巡逻,苏先生也支持这些活动,记得他还去察看过学生放哨的地形.当时杨忠道听到一个消息,说反动派已注意到我,他就和苏先生说了此事.苏先生说,如果有这方面的消息,我一定及早告诉谷超豪,让他避开.
总之,苏先生在竺校长的支持下,使本来是迫害学生的训导处发挥了保护学生的作用,解放前夕,浙大的进步力量没有受到损失.
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之中,苏步青教授坚定地站在正义力量的一边,以不屈的抗争迎接着光明的到来.
1949年江南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春节前夕,苏步青收到一封贺卡,打开一看,“恭贺新禧”四个遒劲的大字映人眼帘,落款是“”.手捧着贺卡,苏教授心潮澎湃,他依稀已看见祖国黎明的曙光.
1949年4月21日,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两日后,“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杭州、上海相继解放.7月,应党的邀请,苏步青前往北京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其间还应周恩来的邀请在中南海参加科学家座谈会,周恩来亲自打开一瓶葡萄酒给科学家们斟上,酒不醉人,人已自醉.翌年8月,苏步青再赴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苏步青和所有与会的科学家此刻的共同心情是,自己的人生篇章随着伟大祖国崭新纪元的开始,也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