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产生经典了吗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经典.那么,当代人有没有写出新的文学经典?答案可能见仁见智.我认为是有的.

2000年9月16日,上海《文汇报》公布了由上海作协和《文汇报》联合发起组织的全国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的结果.最有影响的十位作家为:王安忆、余华、陈忠实、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张炜、张承志、莫言、余秋雨.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为: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许三观记》、张炜的《九月寓言》、张承志的《心灵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余华的《活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十多年过去了,上述作家、作品仍然是文学界、读书界经常提到的重要作家、作品.其中有的作品已经具有了国际声誉(如余华的《活着》就曾经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有的作家(如莫言)后来得了诺贝尔奖.

不妨将这份答卷看作当论界在确认当代文学经典方面的一个标本.

不是说1990年代是世俗化的年代么?可上述答卷中与世俗化思潮挨得上边的似乎只有《长恨歌》、《许三观记》和《活着》.如此说来,在一个世俗化浪潮汹涌澎湃,普遍认为文学在失去了“轰动效应”以后已经变得“媚俗”起来的时代里,在一个电视、卡拉OK、进口大片、电子游戏已经将文学的传统领地割去了大半的时代里,优秀的文学经典是可以与时代潮流拉开一些距离的.这便是文学经典的“超时空性”吧.就像沈从文的《边城》那样如梦如歌,就像冯至的《伍子胥》那样悄然远离现实.

然而,百名评论家推荐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的活动在新世纪没有继续.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新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岁月,不算短了.这些年里,涌现了一批评论界常常谈到的作品,例如铁凝的《大浴女》、阿来的《尘埃落定》、莫言的《檀香刑》、阎真的《沧浪之水》、张洁的《无字》、都梁的《亮剑》、阎连科的《受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格非的《人面桃花》、毕飞宇的《推拿》、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等这些作品,基本延续了1990年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品格:在主题上进一步探索人性的奥秘,在文化上不断展示奇妙的风景,在文学上继续开拓新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道风景: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开始了筛选经典的尝试.2009年,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中文在线主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经过“海选”,专家与网友共同推出了十佳优秀作品(这意味着网民参与了评选经典的进程):江南纪念大学生活的《此间的少年》,慕容雪村讲述都市白领生活悲喜剧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阿越想象一位当代大学生回到宋朝、推行改革的《新宋》,灰熊猫描绘明末历史悲剧的《窃明》,晴川的武侠小说《韦帅望的江湖》,烟雨江南的仙侠传奇《尘缘》,酒徒的隋末英雄传奇《家园》,老猪的魔幻传奇《紫川》,雪夜冰河讴歌一位现代农民英雄战斗历程的《无家》,还有叶听雨讲述一位底层青年奋斗经历的《脸谱》.这些堪称“网络文学十年”的经典作品吧.尽管,其中不少作品评论界还很少提及(是看不过来?还是觉得够不上经典?).而且,当代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也显然远不止这十部.今何在的长篇小说《悟空传》曾获得过全国第二届网络大赛奖,一度被誉为“最佳网络文学”作品(虽然平心而论,那部作品写得散漫了一些).还有邢育森生动描写“网虫”生活的《活得像个人样》、宁财神“戏说”武侠的搞笑之作《武林外传》、安妮宝贝富有“小资情调”、感人至深的言情小说《莲花》等也都非常好看,非常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提到的这些“网络文学”名作中,虽然也有《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活得像个人样》、《莲花》这样富有深刻社会内涵和文学功力的力作,但更多的却是“玄幻”、“穿越”、“戏说”的潮流,显示着家的别有洞天、别有寄托——在网上争先恐后逃向虚拟的世界,解构沉重的传统,在想象与戏说中狂欢.这,是“网络文学”的一大看点,也是“网络文学”不同于传统经典文学的根本所在.而这样一来,评论经典的尺度不是也就悄然放开了吗?其实,传统经典中,不是也不乏《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这样相当“玄幻”、“戏说”的作品吗?因此,谁又能说“玄幻”、“穿越”、“戏说”的名作中不会产生经典作品呢?

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年代里,也许难以产生万众公认的文学经典了.其实,就是那些显然已经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进入了文学经典殿堂的作家、作品,也常常受到了言之成理的质疑.例如王安石就看不起李白,曾云:“李白识见卑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引自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9页.)《红楼梦》是古典小说的经典,但陈独秀就不喜欢其“描写淫态”的品格.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因为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充满了“不道德世界观”.(杨建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作品让我感觉极度恶心》,《世界文化》2008年第7期.)198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座次是“鲁郭茅巴老曹”.到了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迅猛崛起.于是到了1994年,在北师大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就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等9位小说家的作品收入,却把茅盾等剔除在外,并因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紧接着,1995年,钱理群、吴晓东在《“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1期)一文中将鲁迅、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认定为现代经典作家.再到2005年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国民阅读调查”中,“中国读者最喜爱的作家”前10名的顺序依次是:金庸、巴金、鲁迅、琼瑶、贾平凹、老舍、古龙、冰心、余秋雨和曹雪芹等不久,中学语文教育关于 “鲁迅作品剔出中学课本”的争鸣也闹得沸沸扬扬,隐隐透出鲁迅的影响也在减弱的信号.一时间,杂语喧哗,各执一词.学界、读书界、传媒界因此也热闹非凡.在一个思想活跃、众声争鸣的年代,对于经典的确认也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文章《书》.其中,博学的博尔赫斯指出了一个十分有趣又令人诧异的现象:“每个国家都由一本书来代表,或由著有许多书的作者来代表.” 但“各国推选的代表其形象并不十分像这些国家”,“仿佛每个国家都想由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来代表,以补救自己的不足,弥补自己的缺陷”.例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英国作家的特点是寓意含蓄等而莎士比亚恰恰相反,他善于在比喻中运用夸张手法”),歌德之于德国(“德国等是一个值得尊敬,但极易狂热的国家,它恰恰选择了一个宽宏大度、并非狂热、国家的观念极其淡薄的人为其代表”),雨果之于法国(“雨果那层出不穷的比喻和华丽的辞藻表明他并不是典型的法国人”),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塞万提斯等是温和的、宽容的等他既无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无西班牙人的恶习”)(《读书》1990年第1期)——除了对歌德、雨果的评论值得商榷以外(因为歌德年轻时就写下过狂热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而“华丽的辞藻”其实也正好是法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余的评价都堪称不移之论.他没有提到他一直向往的中国.众所周知,《史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梅》、《西游记》都是中国的文学经典.可有意思的是,它们不是都充满了躁动的生命力、神奇的想象力,并因此毫无例外地与礼教、与温良恭俭让的中国正统美德相去甚远么!而在这样有趣的现象深处,蕴涵着一系列耐人寻味、值得研究的复杂问题:关于经典与民族性、经典与时代精神,以及经典的特异性,等等.人常常有“二重人格”,民族又何尝不是?时代精神常常也十分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因此,作为民族文化结晶的文学经典,当然就会成为人们常说常新又聚讼纷纭的话题了.

尽管如此,当代文学在文坛上不会留下没有经典的空白,却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至少在我看来,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繁荣、当代女性文学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对于有个性、有眼光的读书人、写作者,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书刊和充满喧哗的议论中去发现对于自己看世界、看人生的独到视野具有重要启迪意义的经典,才是最重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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