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严歌苓作品属于流散文学的一种.作品中的语言、叙事策略中包含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其作品具有的独特视角构建起流变动态中的后现代人类文化身份.从语言而论,其作品里中英两种语言、两套话语、两种言说方式的并置与转换建构起流散生存的本真存在,挖掘出流散生存经验独特丰富的内涵；在历史与现实、故土与异国的叠印交错中造成一种间离效果,使创作本身成为对主体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的认识过程.
关 键 词 ：流散文学 严歌苓 后现代文化身份
一、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海禁打开,中国内地文化人侨居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变迁.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却是全新的一部分,它以更富于想象力的语言参与历史,不但是中国文化史进程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且这历史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它和中国本土文学及世界文学构成换喻的关系,与后两者在时间的纵深和空间的广袤维度上展开宏大而精微的对话.在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下,它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探讨严歌苓作品中包含的独特文化特性和意蕴,解析其作品所提供的在流变动态中构建后现代人类文化身份的独特视角.以严歌苓为例,考察散居海外的中国内地作家以什么方式,在本土文化和移居国文化之间表述主体自我独特的文化身份,如何自处,如何取舍协调,并从两者当中汲取文化资源,将之熔铸为一种新的文化身份；具体而言,在此过程中,严歌苓作品采取了哪些语言和叙事策略,体现出哪些独特的美学特征,而这些与其作品所从属的流散文学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二、“言说”作为“创建”
写作者的侨居作为个体生命体验,使散聚文学与散聚生存构成亲密的互动关系.散聚的存在方式需要相应的言说方式来表述.侨居者在文化的叠印交错中生存,同时用叠印交错的语言言说,两者都在一种无根状态下孕育着本真存在的彰显.这样的写作本身显现为此在,同时向存在敞开.而只有这样的写作有能力有资格表述游子的生存,那是一种夹缝中的建构,跨越语言、跨越文化,它与语言建构同位,是流散文学的真谛.
“言说是一种创建”{1},言说与存在一而二,二而一.
在严歌苓移民小说中,作品的声音跨越时空、跨越文化,在两个语言系统间穿梭,时而流利时而生涩,乃至语塞甚至失语,言说的困境对应着存在的困境.很难说清,哪种语言、哪种言说才昭示出更本真的存在.作者只能让语言自己去讲述,让言说自己去创建,不是“我”讲故事,而是故事讲“我”.言说的参照系不断变换,一个符号连着另一个符号,通向无数可能性的歧路.某种存在刚刚显露便立即被后来的言说拆解.读者便不断在言说与存在的疏离与亲密、遮蔽与彰显中迷失又追寻.在此过程中,语言符号即能指本身受到关注.严歌苓在作品中交替使用着两种语言、两套话语：的和契约的,言情的和言利的.一边是母语中文,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却又常常不知所云,它是熟练得陈腐的言说,也是空洞得虚无的言说.说了很多,但又什么都没说.更糟的是,这种言说还会使存在本身异化.在论及某些国人在海外所写的回忆录时,严歌苓就发出过无奈的慨叹：“几十年的情感培养,腔调早就定好了,即使作者有求实的意愿,一开口音调就跑了.”训诫和极权政治共同编写的公共语法使个体经验的本真言说面目全非.这时,另一种语言出场了.“英文使我鲁莽.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确的表达给我掩护.另一种语言含有我的另一个人格,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启齿的事.”{2}英文言说的幼稚、鲁莽、憨拙成为一幅面具、一种身份,既是对既往身份的消解,又是新的身份的铸造；既是对另一种存在的解构,又是新的存在的建构.叙述者摆脱了熟稔得陈腐的母语（中国式）言说方式,进入新异的英语（西方式）言说方式.与此同时,也就摆脱了压抑、异化的旧的存在,进入了类似新生的使个体生命解放的存在.在严歌苓的几乎所有海外题材作品中都可见到两种言说方式的并置.而这种语言穿越在《人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中,“我”,一个移民美国的女博士生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向美国心理医生讲述自己在中国从童年到少女时代再到成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我”的英语叙事在“放肆”与“鲁莽”中“让本性最真切地”表现.英语使“我”从一个孤独、困窘、青春不再,受到重重限制的异国女人失语的存在进入了一个小女孩般无知无畏的身体和思维.然而,这个说英语的“我”就是个体存在的本真言说吗?答案远非确凿坚定的“yes”.正如母语言说的规训和高度体制化压抑不是个体存在的本真言说,这个说英语的“我”同样不是.当“我”面对说英语的异域世界时,“我”对英语感到无力、困惑,甚至恐惧.小说中是这样写的,“当我疲倦时,我没有足够的体力说英文.英文必须是那个年轻力壮的我说的.”{3}当“我”从英语世界退却逃离时,“沉静而忧悒”的中文拯救了“我”.“我讲中文是退化,如同成年人棒棒糖、挖鼻孔,以此类行为来减缓作为成年人的压力.”{4}对中文的眷恋与回归营造出一种返回孩童状态的幼稚的幸福,它几乎是生理性的愉悦,令人想起弗洛伊德所说的退滞状态.母语的“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5},它在压抑的同时释放,在遮蔽的同时保护.“我”在说中文时也退守到故国那陈旧却亲切、无奈而混沌的存在中去,以此躲避西方式存在的尖锐与陌生、清醒与冷漠.严歌苓并没有把西方式的言说作为武器,做出对母语的审判姿态.她说：“英文写作时的我是勇猛的、鲁莽的、直白的,中文背后的我是曲折、含蓄、丰富、复杂和老奸巨猾的.这是我的双重性格.”{6}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跨越语言就是跨越性格,跨越两个自我.这种自我的分裂正是聚散生存的必然.以分裂的语言言说,正是抚慰分裂之伤痕的尝试.正如赵毅衡先生所说,在这里“不是自我在主宰诗性的酿造,而是艺术语言在拼补作家分裂的自我,往灵魂的空皮箱里装入意义”{7}.在两种语言存在的转换和跨越过程中,当英语言说凸现出母语言说中被遮蔽的存在时,它又可能造成新的遮蔽.而且,英语言说不可能摆脱母语的“监视”,它不得不在母语的在场下进行.{8}于是,两者复杂微妙的互动便挖掘出散聚生存经验独特丰富的内涵. 三、流散文学：“生活在别处”
在当今时代,流散文学研究,具体到中国的海外移民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文化身份是当代世界政治的中心.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上每各民族,尤其是第三世界各民族都面临着深刻的文化身份危机,都被迫重新给自己定位,重新认识自己.对于后现代后殖民时代中流散于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作家来说,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个交织着异化与同化的痛苦过程,这一身份不是一个本质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处在不断建构和再建构的动态的认同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文化表述之重要部分的文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参与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身份的建构.
其次,对海外作家来说,故土文化和侨居国文化的挣扎与撕扯形成的双重异化压力造成了书写主体的分裂人格.散聚文学写出了散聚作为个体生命体验对后现代文化身份的定位与塑造.散聚心态写就的移民文学是为了安抚写作者自己的灵魂,是自己献给自己的安魂曲.对于后现代及准后现代状态下生存的中国人来说,严歌苓移民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寻找自我生存意义及个体价值的途径,也为现代社会个体及群体寻求身份归属做出了探讨.
最后,这种“生活在别处”的文学依旧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且是全新的一部分.他们以更富于想象力的语言参与历史,他们的作品不但是中国文化史进程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这历史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这对处于国内及国际移民大潮中的中国有着书写历史,诠释历史的意义.
{1} 汤拥华、张纯：《文化边缘的言说与抉择——严歌苓小说论》,《华文文学》2005年第2期.
{2}{3}{4}{5} 歌苓：《人寰·草鞋权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第72页,第72页,第89页.
{6} 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华文文学》2005 年第3期.
{7} 赵毅衡：《“流外丧志”,而后有文学》,《豌豆三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8} 黄万华：《语言的舞者严歌苓》,《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工业大学校基金（项目编号：201050）成果
作 者：罗诗,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讲师,浙江大学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薛斌,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教学研究.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