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的文学审美

文学生产、文学消费(审美)离不开文学传播,从文学产生的那天起,它就与传播文化形影不离.

随着计算机科学及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地变化,1990年代后出现了一个被命名为“传媒时代”的文化概念,我们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传媒文化时代.这一时代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传播规模,而且以其强大的传播魅力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观念,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传媒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传媒具有霸权的性质,这种传媒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从而深刻地影响着思想感情的交流方式和产生方式,对时代精神、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发挥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处于传媒时代的中国文学发生了哪些审美变化呢

一、由审美“沉思”转向审美“观看”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虽然说文学都是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但不同的文化时代会给文学世界带来不同的审美景观.

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从对历史的沉思中走过来的.“历史在这里沉思,我们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审美“沉思”①成为了1980年代文学的主旋律.文学沉思历史、沉思人性、沉思意识形态,甚至沉思文学自身.从创作的角度看,历史的沉思与政治的拨乱反正,赐予了文学创作的新声.诗人与作家揭露伤痕、反思历史,发出了“思想拯救”的呼吁.虽然说在1980年代的十年里,先后出现过不同的文学思潮,但从整体上说,文学的审美“沉思”贯穿了这十年,文学犹如一盏灯,牵动着渴望光明与理想的心灵.不仅诗人、作家从创作实践人手沉思历史、沉思现实,而且文艺理论家们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沉思社会、沉思人性,沉思文学本身.从宏观上看,1980年代文学的审美沉思是向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这个文学应有的目标回归,同时又是围绕着群体“大我”展开的,作家的“自我表现”大都与社会群体的心声相通,以“讲真话,抒真情”来表达人民的心声.文学仍然处于意识形态核心,“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每一次文学新潮的出现都伴随着理论界的激烈争论,诗文并不处于作家与读者的美感趣味的中心地位,而在于它包含着教化功能和实用的政治功能.如卢新华的《伤痕》,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柯云路的《新星》等,在这些创作里,作家的心是和“大我”的心一起燃烧的.所以,1980年代文学的审美沉思不仅是对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延续,也是意识形态观念的文学化.因此,“沉思”不仅孕育了这十年的文学,十年文学也在“沉思”中向前迈步.可以这样认为：审美“沉思”成为了1980年代文学的主题,也正是因为“追求人生的解放和直面复杂人生”的审美“沉思”才使1980年代文学显现出理性的、凝重的审美特点,具有悲、正剧的审美色彩,展露出作家与文艺理论家们忧国忧民的壮志与情怀.

然而进入1990年代,文学显然不像1980年代那么深沉和凝重,以文学的方式沉思人生的传统依旧存在,但时过境迁,文学进入了另一个文化时代,文学与政治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在传媒时代逐渐淡化,文学的文化身份不再处于观察与思考生活的文化核心,“时代号角”的文学不断地边缘化,成为文学在1990年代的宿命.由此,文学从礼会文化生活的台前退却到了幕后,由审美“沉思”转向了审美“观看”.如果说文学的审美“沉思”主要意指文学对人性的思考和对意识形态的思辨,发挥着思想启蒙作用的话,那么,文学的审美“观看”则犹如台上的演员,它们给读者和观众上演的是一幕幕文化大餐,充分发挥的是文学娱乐的社会功能.前者在于思辨,后者在于展现.1990年代伊始,文艺现象像大众传媒中各种新产品新广告一样向观众不断涌来,令读者目不暇接：汪国真现象、王朔现象、《废都》现象、新写实、新状态、身体写作等红极一时,接下来迅速退潮,黯然失色.这些现象成为了文学界的泡沫景观.如果说文学的审美“沉思”显现出悲剧或正剧的审美色彩,那么,文学的审美“观看”则有点像一出轻喜剧,它给人以轻松、愉快和热闹.即便不尽如此,它也是不动声色地把生活的一事、一物、一景平铺直叙地摆在你面前,给你细细地观看,使你成为生活的追忆者和生活的旁观者,而无意于成为“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进军的第一步”.新写实无疑最具典型,它首先把人们的审美视野从对社会本质真实的沉思转移到了对现实生活事件的直接观看.他们写生物性的人、琐碎的日常事务、偶然事件、没有社会内容的家庭纠纷等在这些文字里,我们无需沉思真与假、善与恶、对与错、是与非、美与丑等二元悖论,却能逼真地直视生活和人生的真相,见证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甚至庸碌性.日常生活的原生状态在新写实主义作家们看来才是最重要的,不需要对原生态的日常生活进行文学提炼、加工、升华,只需我们的读者直视生活的庸碌和庸俗,尽力把读者带入绵绵无尽的庸碌和庸俗的现场,因为种种思想与感情就是从庸碌与庸俗中产生的.池莉在《太阳出世》中告诉读者：不论你是平民还是贵族；是娇嫩的白天鹅,还是矮小的丑小鸭,只要你是一位孕妇,走进了产房,就无法崇高起来,只有俗得掉渣的无奈与庸碌.新写实就这样无情地把我们从1980年代的是与非、崇高与卑下、真理与谬误、美与丑的审美沉思中拖入到了对自身周遭生活的审美“观看”.看过之后,或许哑然失笑,或许惊诧不已,或许满腹悲凉等

二、由沉思社会转向观看身体

在传媒时代,人的身体逐渐成为一种审美观看的主要文化符号,人们把审美观看的视角从众多的社会现象聚焦到人的身体之上,身体与媒体一起充当了一种文化载体.为此,1990年代后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扎眼的名词：“身体写作”.“身体写作”就是写作身体,它凭借文学的方式来描写与叙述以人的身体为中心的一系列故事情节.这种文学写作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是难以想象的,1980年代的文学基本处于意识形态的中心,文学沉思的对象是群体社会的变迁,文学应当讲理想、讲希望,写人的自我更新,人的优化,为人类取得更加美好的生存环境而努力,不能光写人的失落和异化.文学以呼唤光明、讴歌社会理想、重视对现实生活的“深度”再现为己任.作家的文学观念绝不可以摆脱与时代、生活的联系,绝不可以摆脱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应该加强文学作品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可读性.文学沉思社会、关注崇高是1980年代文学的审美趋势.

1990年代后,文化的多元化消解了文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文学写作出现了抛却信仰、削平价值、零度写作、感官刺激、消遣至上的现象.1990年代以后,文化理论上对身体与肉体需求的宽容,作者和读者把文学 的视线锁定于“身体”二字,文学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沉思转向了对人的身体细节的观看.人们阅读文学不是品评、沉思、观照社会人生这本“大书”,而是察看、浏览人的自身肉体这本“画册”,阅读身体,用身体思想.观看与阅读身体不仅仅欣赏身体的曲线美、姿态美,而是要借助于对身体的观看来抒写、表现与体验由人的身体所诱发出来的种种,尤其是性的.女性写作者最早投掷了“身体”这枚炸弹,向男权文化撕开了宣战的序幕.在身体文化缺席的年代里,我们对身体的认识除了生病、生产等慨念之外知之甚少,而1990年代后的文学世界里,对身体的观看与观赏,使人感觉到在身体这本“画册”里,密集了丰富的神经元素.

虽然观看身体与身体写作在评论界还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肯定,在道德的法庭上,身体难以获得合法的席位,然而对身体的展现与对身体的观看并没有因此而止步,对身体抒写与观看越来越构成了1990年代后中国文学的一道风景,从纸质的文学媒介到电子文学媒介,身体无孔不入,不断放大,成为了作家与的思想符号.一个沉思、观照社会人生变迁的文学时代迈入1990年代后却把文学的镜头聚焦于身体,令人满眼看到的都是那“沉重的肉身”.

三、由审美批判转向市场扩张

文学在人类文化系统中占据什么地位,其价值何在至今众说纷纭,一言难尽,但其中“治疗”之说颇有创意.德国当代学者波兰特在其《文学与疾病》中阐发了文学可以治疗人的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甚至社会疾病.追溯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写《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旨在以文学来治疗思想陈旧的社会；鲁迅弃医从文,以辛辣的文笔疗治国人的灵魂.类似的文学现象说明：近代中国以来,文学在社会思想、政治、文化建设中发挥了显著的影响力,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因此,针砭时弊,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学说,进行社会文化批判成就了文学的使命与价值,文学也因此成为了社会民众的聚光灯.

19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虽然也不乏文化批判的意识,但文学凸显的主要是其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文学传播的主要不是其文化的批判信息,而是生活的消费和娱乐信息.文学的使命从服务于意识形态转向了占领大众的审美文化市场,自谋发展.文学之花被移植到了商业与市场的苗圃里,为了适应市场,在市场中生根发芽,求得生存,不断走向审美文化的市场扩张,成为1990年代后文学所面临的生存之道.

曾经红红火火的文学,自1990年代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作家梁晓声在其作品《泯灭》的封底上印了这样一段话：“某些东西在我们的内心泯灭,并开始死亡；某种东西已从我们内心里滋生,并开始疯狂地膨胀.”死亡的是哪些东西是文学的文化批判功能；而疯狂膨胀的又是什么是文学的审美娱乐化和市场化功能.纯文学不断地被冷落,“快餐文化”在不断地膨胀.这并非文学愿意选择的文化之路,在社会转型、传媒文化盛行的年代,文学只能在烈火中寻求新生.从1998年开始,文学期刊的生存问题变得愈来愈严峻,尤其自《昆仑》、《漓江》等几种有全国影响的刊物先后宣布停刊以后,这一问题日益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1999年文学期刊进行了大“变脸”,变脸的走向：(一)由纯文学走向通俗文学,增加言情和纪实方面的内容；(二)压缩纯文学的版面,融进其他文化艺术内容；(三)扩大言论版面.其中,第二种来势最猛,继《天涯》之后,《小说家》、《黄河》、《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纷纷亮出思想和言论的旗帜,一时间竟成时尚.不论是文学期刊的改版、“变脸”,还是窥视“肉身”与“隐私”、“媚俗”与“炒作”都显露了文学无奈的市场扩张意识,否则文学之花将从世人的眼球中凋谢.在1990年代后的文学新视野中,文学的商品性占据了文学属性的至高点,只有被市场认可,被消费者接受,文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综上所述,19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在审美观念、审美方式与审美功能等方面,与1980年代文学相比实现了时代的转型与跨越.传媒时代文学的审美观念与文化特征的不断裂变,使之最终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5WX223])

①本文中的审美“沉思”主要指审美意义上思想、价值等方面的思考与观照,具有思辨性与理性的思想内涵,而审美“观看”意指对直接表达思想意义的文学方式的消解.如果说审美“沉思”是以文学的方式评论生活,那么,审美“观看”则是以直观的方式展示生活.这是80年代文学与90年后文学审美方式的主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