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冯雪峰的名字是一个意蕴极其丰富的文化符号.他不仅是杰出的作家、文艺理论家,而且是优秀的编辑家、出版家.作为鲁迅忠诚的学生和诤友,同时又是参加过长征、被关过集中营的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冯雪峰的文艺思想、话语实践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因此,对冯雪峰的认识和评价,离不开特定时代的文化场,不能只拘泥于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的维度,必须多侧面地展开.
从编辑、出版的视域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先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和《文艺报》主编,处于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前台,直接参与打造、模塑新的出版机制和文学生产机制.在建国初期出版格局、文学规范形成的过程中,冯雪峰的话语方式、行为实践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他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中国编辑出版文化史上.本文试图勾勒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对他的编辑思想、出版理念和文化心态作深入解读,从一个角度揭示出当年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过程,以及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积淀的独特经验.
一、
冯雪峰的编辑活动起步很早.1929年,他便主编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20世纪30、40年代,他先后主编《萌芽月刊》、《文学导报》、《抗战文艺》等刊物,主持创办《北斗》、《文学月报》等杂志,弘扬鲁迅精神,培养文学新人,团结进步文艺界人士,推动了左翼文艺事业的发展.
建国之后,冯雪峰更是与新中国的编辑出版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0年,他当选上海文联副主席,兼任《华东文艺创作丛书》编委会的主任委员,并主编一个叫《文艺新地》的刊物.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还任命他为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鲁迅著作的编注、校订、出版工作.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冯雪峰赴北京出任社长兼总编辑.1953年进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舒芜回忆,“据说建社时,周恩来点名让冯雪峰当社长,并且给他副部长级待遇.按说,出版社也就是个司局级,社长还够不上副部长级别.而冯雪峰例外,他是老同志.如果要单纯讲他的资格的话,还不止副部长这个级别.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在江西苏区,冯就担任过党校副校长.长征当中,有一个‘上干队’,就是高级干部编队,冯担任队长.”舒芜所说的与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的回忆大抵一致,当时周总理亲自打给胡愈之,“叫冯雪峰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待遇要比普通社长高一点,要给他一辆私人用小汽车.”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当年都是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最大的,其他出版社社长都没有专用小汽车.仅此一点,可见冯雪峰的复杂身份和周恩来对他的重视.在新中国的组织管理系统中,对知名作家、文化人的安置体现了很高的政治智慧.冯雪峰虽然不像郭沫若、茅盾那样声名显赫,但无论是从他在文坛的地位还是党内的资历来说都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周恩来亲自出面,对冯雪峰的工作安排作出了具体的指示.
组织上的安排,与冯雪峰本人的意愿其实是有出入的,他曾无可奈何地对胡愈之说：“我不想搞文学出版社,更不想当社长,但是总理要我搞,我也没有办法.”冯雪峰不愿意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胡愈之认为是冯雪峰对周扬不满.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虽然周扬实际上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事情很少过问.1952年2月,冯雪峰又兼任《文艺报》主编,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周扬随后也兼任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但是,如同对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一样,周扬对《文艺报》也很少过问.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情况而言,当时的“领导系统是不明确的”,出版总署、、都是它的领导机关,多头管理给开展工作带来了一些不便：“支部是属于党委的.出版社计划之类是属于当时的出版总署管,业务方针等等有时问问”.处于交叉地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受多方领导,其出版方针、选题计划、编辑方案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编辑人员的主体意识在烦琐的事务性工作中不断消磨,其自身的命运也是变幻莫测的.
冯雪峰不愿意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醒的定位.他曾对朋友说：他不愿住在北京,一心想定居上海,在解放后的安定环境中,专心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以及各种文体的创作.在学者、作家与官员、领导之间,他更愿意选择前者,只想干一点“具体的文化工作”,从事研究和创作,“做铺路的碎石子”,而“不愿在客厅里去应对宾客,只愿当个烧火做饭的灶下婢”.他对文学事业充满了自信：“如果组织把我安排在这样的岗位上,是可以为后人留下一点东西的,不至于像鲁迅所批评的那种白蚁,一路吃过去,只留下一些粪便.”出于这一考虑,他曾向组织推荐巴金代替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冯雪峰的这种文化心态显示出他不同流俗的一面.在后来的编辑出版生涯中,冯雪峰始终保持了对文本艺术价值应有的关注,拒绝了不少“有来头”的不够出版水平的书稿,这不能不说是作家、文化人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
在无法推辞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冯雪峰走马上任了,他的眼光、魄力也很快显现出来.他与胡乔木商量,确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方针任务.从建国初期的出版体系来看,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国营专业出版社,作为国家文学出版社,它是惟一的一个,在文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人民政府正在对私营出版业作调整和改造,私营出版社实行公私合营,纳入新的出版体制.而国家出版社也很有限,而且实行专业分工,各自有规定的出版任务,不是每家出版社都可以出文学作品.一级出版社是面向全国；各省出版社只是面向地方,主要出版通俗读物,文学方面只出版反映地方人民生活、建设工作、生产活动的普及性作品.某些当地作家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更适合于一级出版社出版的,地方出版社还要向有关的出版社主动地加以推荐.针对全国的这种出版格局,冯雪峰认为国家文学出版社不同于地方出版社,应以提高为主,实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他提出要出版中外文学名著,不仅要有延安以来的工农兵优秀文艺,还要整理出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不仅要有现代的文学,还要着手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不仅要有苏联文学,还要有欧美等国家的古典名著和现代名著的系统介绍.这个“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现在看来好像很普通,“在50年代新中国初期时提出是很新鲜的,是文学出版工作的中外古今全面发展的开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方针得到了有关主管部门的认可.1952年,出版总署在对一级各出版社进行专业分工时,规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任务是：(1)编辑出版现代中国的文学作品；(2)编译出版文艺理论和文学史；(3)编选出 版“五四”以来的重要文学作品；(4)编选出版优秀的通俗文学读物和民间文学作品；(5)校勘整理、翻印古典的文学名著；(6)翻译出版苏联、新主义国家的重要文学作品；(7)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8)译校出版外国的古典文学名著；(9)出版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轫期的宏大气魄,与其地位是相称的.虽然它的出版方针在具体实施中遭受了许多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这些又不是编辑人员所能完全抵制的.
在确定了出版方针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运作架构也随之成型.出版社设五个编辑室：第一编辑室为中国现代文学编辑部,第二编辑室为中国古典文学编辑部,第三编辑室为苏联东欧文学编辑部,第四编辑室为欧美及其他外国文学编辑部,最后就是鲁迅著作编辑室.编辑力量的这种分配,大体上体现了“中外古今”的出版思路,当然在具体实施中又各有侧重.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批业务是出版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一方面重印全部鲁迅著作的单行本26种；一方面继续出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优秀文艺作品选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文艺建设丛书》.这两方面的选题,既有文学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斟酌.鲁迅是公开推崇的作家,而解放区文学则是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所取得的实绩.国家文学出版机构一开始便从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视域选择稿件,这种运作逻辑也决定了以后的出版走向.在当时的情境中,出版的倾向性是不可避免的,现当代中国作家的文本占有很大比重.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共出21种,包括重印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艺奖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贺敬之等的《白毛女》.《文艺建设丛书》共出19种,包括柳青的《铜墙铁壁》、刘白羽的《早晨六点钟》、柯仲平的《从延安到北京》等.单是在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就有秦兆阳的《壶咀儿说媒》、李尔重的《领导》、方纪的《老桑树底下的故事》、徐光耀的《平原烈火》、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孙犁的《风云初记》等.自1953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解放军文艺丛书》,汇集各类新创作及理论著作36种.这些图书的出版,显示了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定位情况和文学水准,也是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起步期的一个缩影.在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形成过程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无疑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它出版的当代文学作品,在审美形态上具有示范和引导功能.
冯雪峰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鲁迅著作上,放在整理、出版《鲁迅全集》上.冯雪峰意识到,因为1938年编的《鲁迅全集》尚不完善,而全国解放后人民对于鲁迅先生的著作的要求也开始提高,所以就有重新整理,以便大量重新出版的必要.早在1950年,由出版总署代表许广平逐步向各私营书店收回鲁迅著作部分单行本的版权,并禁止随便翻印和编选.1952年,鲁迅著作编刊社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出版社的一个专门编辑室,参加工作的除了冯雪峰本人外,还有王士菁、孙用、杨霁云、林辰等.鲁迅著作受到高度重视,与其崇高地位有关,新中国文学出版通过延传经典、诠释权威话语而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纵贯其一生的现代性追求,即启蒙理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遗产对新中国文学意义重大,尤其民族主义是“十七年”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重新编校和注释鲁迅先生的全部著作,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为此,冯雪峰定下了几条原则：一是必须一边工作,一边作谨慎的、深入和广博的学习研究,并且还必须把学习和研究算作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二是注释必须绝对严守科学的客观的方法、态度和历史的观点,注释的目的不但在于使读者能够易读鲁迅作品,而且必须能够起一种对于鲁迅思想的阐明作用,使鲁迅思想进步的、革命的、新主义的本质更昭明于世.三是注释以普通初中毕业学生能大致看得懂为一个大概的标准,注释条文的文字必须浅显而简要,并且注释的范围要相当广泛.四是注释工作主要依靠调查研究,包括物证、人证等.五是注释初稿以至二稿三稿,都先印刷多份,送给文化界各大家和鲁迅各老友及、出版总署审阅修正和补充；大约总须经过二三次至四五次、六七次的修改订正,然后近于定稿,再由和出版总署最后审查批准出版.在整理和注释《鲁迅全集》的工作中,“雪峰认真地审核每一条注释,仔细地研究每一个措词,字斟句酌,唯恐其有不准确或者不稳当的地方”.冯雪峰的审慎态度、科学精神,既体现了学者、理论家的严谨,也显示出编辑出版家的敬业风尚.
冯雪峰等人经过巨大努力,对鲁迅的全部著作(包括书信、日记)都根据手稿、第一次所载报刊和各版单行本作了校勘.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56年开始出版《鲁迅全集》第一卷,至1958年出齐l0卷新的注释本,是为著作部分.接着又出版了10卷本《鲁迅译文集》.两套20卷巨著的印行,成为新中国文学出版的盛事.与1938年的版本相比,新版《鲁迅全集》精编精校并增加注释,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1938年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许广平、胡愈之、王任叔及其他人士同国民党政府的公开禁止和暗中破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鲁迅著作还不能在国内广泛流行.全国解放前,这部《鲁迅全集》在上海共印过四次,在大连印过一次,总数约9500部左右.在当时,这一印量已相当可观.
除鲁迅外,“五四”以来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在建国后十七年中也得到了初步的编辑整理.随着高等院校“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开设,经过专家、教授的阐释,“五四”以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开始了“经典化”的历程,整理出版相关的文本,既是一般读者阅读的需要,也是教学、研究的需要.在冯雪峰的领导和推动下,相继出版了4卷《瞿秋白文集》、17卷《沫若文集》、10卷《茅盾文集》、14卷《巴金文集》、4卷《洪深文集》,并开始出版《叶圣陶文集》和《郑振铎文集》.同时还重新出版了一批“五四”以来其他作家们的选集、诗集、小说集.包括许地山、郁达夫、殷夫、柔石、蒋光赤、应修人、潘漠华、鲁彦、萧红、沙汀、艾芜等作家的选集,沈从文、老舍、丁玲、胡也频、废名等作家的小说选,吴组缃、冰心等作家的小说散文选集,胡适、闻一多、朱自清、冯至、臧克家、戴望舒、刘大白、刘半农、王统照等作家的诗文集或诗集,夏衍、曹禺、田汉、丁西林、欧阳予倩、阳翰笙、于伶等作家的剧作选,何其芳、丰子恺、唐、靳以、聂绀弩等的散文选.从1950年始,人民文学出版社还陆续推出了现代作家优秀作品的单行本,如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样子》、曹禺的《雷雨》、《日出》、巴金的《家》、《春》、《秋》、叶圣陶的《倪焕之》等作品数十种.这些著作的整理 编辑出版,从总结成就的角度看,学界对此已作了肯定,它“使‘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创作情况大体上展现了出来,为今后进一步更为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也应该承认,由于时代语境的限制,为了迎合主流话语规范,“五四”以来作家的旧作很多都遭到了删改,这是建国后文学体制和出版机制转轨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二、
冯雪峰和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巴人,都非常重视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他们为出版社定下规矩：凡新来的业务人员,不管学历高低、资历深浅,一律先到校对科和原稿整理科,工作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经受基本训练,了解出版一本书的整个过程.对于稿件的处理,则坚持“三审制”,即凡是采用的书稿均实行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副总编辑或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审制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志就此评价说：“这套机构和制度,不仅使出版物的思想内容和技术力量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也锻炼出了一批又一批胜任的编辑出版人才.当年的青年同志,如今都已年逾半百,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本社、兄弟出版社以及学校和科研机关的业务骨干.”编辑人员的素质,既是自身学识水平、审美眼光、文化品位等的综合反映,也是在对编审制度的灵活运用上体现的.如果过分拘泥于规范化的制度,很容易出现思维模式的停滞,甚至可能因编辑的教条主义作风导致对优秀作品的埋没.
冯雪峰对编辑出版有着明确的文化使命意识.他强调编辑要有自己的岗位责任,推动编辑工作的专业化.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建时,人员很少,冯雪峰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罗致人才、充实编辑力量上面,从各个渠道调来一些专门人员,以便打好出版社的基础,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解放以前,规模较大的书店出版社,编辑人员的任务,主要都是根据一定计划,自己动手编书译书；对于采用的外稿,用了就是用了,不提什么修订意见.解放后,国家文学出版社才强调编辑人员对于采用的外稿要‘把关’,把政治关,把思想关,把学术、艺术质量关等逐渐明确了这才是编辑人员的主业,而编辑人员根据本社的计划自己动手编书译书,则成了非主业.”冯雪峰的编辑思想、出版理念不仅体现出一种专业性的内涵,更昭示了他对于编辑活动的价值、意义具有深度与历史远见的认识和追求.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定下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出版社的良性运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具体的业务中,冯雪峰主张编辑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抱着客观、求实的态度.他说：“古人和外国人积累了几千年的文艺财富,应该让文艺青年学,不能只用革命两字就把人家全否定.”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冯雪峰明确提出,从《诗经》、《楚辞》直到晚清小说,都要整理出版.主要作家如李白、杜甫,先出选本,再出全集；次要的如韩愈、柳宗元,只出选本.整理时要发扬朴学家的精神,目的是供给读者一个可读的本子.一部长篇小说,一篇文,一首诗,编者可以选,可以不选,只要选了来出版的,就不能删改,只有较大段的直接描写的字句,不能不谨慎地删去.冯雪峰的这些主张,“今天似乎平淡无奇,解放初听来,却有明确澄清、昭若发蒙之感.解放后还要不要出古书,怎么处理古典文学,大家都摸不着头脑,看着国家文学出版社的动态.冯雪峰这几句话,等于整理出版古典文学的最基本的方针.”~1952年,在冯雪峰指导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聂绀弩亲自参加的《水浒》的整理、校订、出版工作顺利完成.《水浒》的出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于10月27日特发短评《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对此给予高度肯定.可以说,《水浒》的出版,带动了新中国文学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此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相继出版,其他有影响的古代小说《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选》等在1950年代前期也都陆续与读者见面.
冯雪峰在编辑工作中提倡“朴学家精神”,但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使这一主张经常遭遇到阻力.他在编辑“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选集丛书》时,在具体篇目和编发上,却又不是他能决定的,并常常在入选作家和作品注释上和胡乔木有冲突.虽然他对胡乔木非常尊重,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胡乔木像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那样来选作家和作品,并且以“浙东人的脾气”抱怨说,如果整风后还让他干出版社,那就要由他负责一切,稿子完全由他决定,不要今天来个要出什么,明天又不出什么.
面对体制性的力量,冯雪峰并未完全屈从于外部的条条框框,基于对时代精神和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体认,他对社会进步与文学、文化发展寄予深切的关怀.丁玲多次说过,冯雪峰对文学创作、文化事业的要求很高,有几次把她批评得哭了.老舍刚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时,冯雪峰就狠狠地批评过《春华秋实》,说这作品是失败的,没有艺术构思,是奉命写作的东西.尽管他十分看重和尊重老舍的才华,1956年他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就考虑要求老舍来担任社长.
由于冯雪峰特殊的人生经历,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始终有着影响力,这种影响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传统的辐射作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切,形成他对文学现象的判断和感知.这就是说,他的文学观念、编辑思想中,文艺规律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虽然他并未忘怀社会政治.站在这样的话语立场,冯雪峰对建国以来文学生产机制“一体化”所带来的弊端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在全国文协1953年6月17日的座谈会上说,这几年出版的作品有两千种以上,“举得出来的好作品很少,如果有二十种较好,也只不过是百分之一”.“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创作落后于现实生活,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作家的能动性,向生活的战斗性,独立的思考力,好像是被谁剥夺了的样子,不像一个灵魂工程师.”他在为文代会起草的工作报告稿中也直言：“大家认为我们的创作是太落后了”,这几年的作品,“大部分水平都还很低.少数较好的作品,在水平上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能力上可能达到的高度,例如这几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可作为最高成就的,也还不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全国解放之间的最高成就的作品.”由此,他严厉批评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希望纠正对于创作的行政方式的领导.
尽管对文坛的现状感到不满,冯雪峰在扶持文学新人推出优秀作品时,又是不遗余力的.杜鹏程的长篇小说稿子《保卫延安》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看完初稿后为之兴奋,他迅速向《人民文学》编辑部推荐这部作品,希望他们能选发一部分,同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好,让作者做一些必要的修改之后交给出版社,很快印刷.冯雪峰还写出洋洋近二万言的《评(保 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对小说作了很高评价.杜鹏程感慨地说,冯雪峰对“文学新兵”的真诚奖掖,“显示出他不失赤子之心的诗人气质”.
冯雪峰的“诗人气质”是其艺术敏感和人格力量的外化,他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却不幸屡次被卷入政治批判的漩涡里.对冯雪峰文艺思想、编辑思想的全国性批判,是在1957年.其实,早在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中,冯雪峰便受到冲击,其原因主要是《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压制小人物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冯雪峰在对《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检讨中称：“这错误的最深刻的原因在哪里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底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冯雪峰逐渐成了“落伍者”,与新的文学规范、权力话语产生了距离,因而注定连遭厄运.
1957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以《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主题,以《丁陈反党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的同路人》为肩题的报道,对冯雪峰的“反动性”作了认定.冯雪峰的主要罪行是“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加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和胡风“一致”等等.冯雪峰被定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的同志听到这事之后甚至痛哭流涕、捶胸顿足.据杜鹏程回忆,他和柳青参加完全国作协反右斗争会议后,“柳青同志气得脸色发青,他嘴唇抖动着说道：‘怎么能这样毁灭自己的同志！中国参加过长征的作家,一共有几个嘛！全国解放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雪峰同志是我们的团长.他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深受我们尊敬.”
政治大批判的激流,并没有将冯雪峰冲垮.自1958年至“”前的几年中,冯雪峰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名普通编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先后从事《文艺辞典》、《叶紫选集》、《郁达夫选集》、《郁达夫文集》、《新文学30年集》短篇小说卷的选编和校订工作.他的编辑思想、审美眼光,显示出杰出理论家的独到之处.例如,在怎样看待郁达夫的问题上,他与当时的舆论界和社领导是存在分歧的.他不赞同主流话语对郁达夫的评价,敢于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郁达夫的一生及整个创作表现的是真诚,而并非“颓废”,文学史上应有其地位.他坚持应将《郁达夫文集》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年规划中,并自告奋勇地承担它的编订任务.另一项工程更为浩大的工作是编选《新文学三十年集》的短篇小说卷.为此,他阅读了1919―1949年的全部短篇小说,基本上编就了三四百万字的选本.对民族国家和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感,是冯雪峰在异常困难的境遇中能够坚守岗位的力量源泉.
如何把握好文学与政治、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推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促进文学生产步入良性运作的轨道,这是新中国出版面临的一个大课题.1949年之后,旧的出版形态已经瓦解,新的体制还未及成型,编辑人员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出版工作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又要适应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律,在这两者的结合部开掘出一条汇入新时代文化建设洪流的通道来.由于是全新的实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国家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导向和追求,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中国在文学出版方面的方针,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不仅作家、文艺理论家瞩目,各个地方出版社也十分关注.冯雪峰辛勤的编辑出版活动,为草创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色和定位摸索出了新方向,塑造了国家文学出版社高品位的形象,虽然其中也有某些失误.在新中国出版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冯雪峰以先驱者的角色,为特定时代积淀了深厚的精神财富和现代性经验.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