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传统观点认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将晚清文学划入封建旧文学范畴并予以批判.近年来,随着对“现代”中国文学的重新定义,学者们开始重新挖掘那看似“旧”的晚清文学中所实则暗含的“新”,探究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描摹倡优生涯的小说,是晚清说部中的重要面向.陈森所作《品花宝鉴》通常被认为是晚清长篇狎邪小说的开端之一,在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外自觉进行了不少创新,以性别倒错的方式补充了晚清社会有关性的论述,促使了后代关于的现代性话语的兴起.
关 键 词 ：晚清；五四；《品花宝鉴》；现代性
作者简介：卢迪（1989.12-）,女,汉族,安徽省安庆市人,上海外国语大学 ,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7-0-02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被屡屡提起的命题,传统观点认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鲁迅、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以他们勇猛热忱的战斗,成为中国新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和开山宗师.他们呐喊呼号,游走奔波,感时忧国,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将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企图唤醒民众.他们阐明道,一个国家要想有新文明的产生,必然要以新文学的萌芽及勃发为先导和依托,希望借助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导内容的文化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以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运动也因此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种激进躁动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崇尚西方科学和的思想,晚清文学也因其所处的时代被划入“旧”的范围,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学,成为新时期新文学的对立面并遭受批判.但当现在人们冷静下来,以理性的眼光重审过去,便会发现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界处,作为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关键时期,晚清文学那所谓的“旧”中其实蕴含着“新”,而这内含的“新”也正是激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源动力之一.
史实家们一般以1840年战争爆发这一事件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晚清自此开始.王德威先生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指出其“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等晚清文学的发展,当然以百日维新（1898）到辛亥革命（1911）为.”[1] [P1-2]
随着投稿制度与文学生产的社会化,报刊生产与文学观念的变革,稿酬及版权制度的建立对文学创作的激励作用,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一跃而为晚清最为重要的文类.除了表现在创作数量上的激增外,小说创作素材及内容也千奇百怪,感时忧国、丑怪谴责、旖旎、侠义报国等,无所不能入,各种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令人眼花缭乱,令读者感受到的也是一种混合着焦虑、渴望、暧昧、厌恶、困境等错综情绪交织而成的复杂氛围.拨开这些纷繁杂乱的表象,我们依稀可以看见的是,晚清小说实际是在引导文学朝着新的方向前进,即新文学.诚然,五四新文学是在受到了西方的重大影响下催生的,但若没有本身固有的底蕴为依托,这转变难以实现.即便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学以强权的姿态打破国门,悍然入侵,晚清文学被迫纳入轨道并做出回应,但中国的文学传统之内自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五四”的爆发合情合理,并非传统的断裂.
晚清小说主要由四种文类构成,分别为狎邪小说、谴责小说、公案侠义小说,以及科幻奇谭,他们在过去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轻视和忽略,但“这四个文类其实已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的作者或许暗受这些作品的启发,却终要挟洋自重.他（她）们视狎邪小说为的污染、侠义公案小说为正义的堕落、谴责小说为价值的浪费、科幻小说为知识的扭曲.”[1] [P55] 为将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为革命而文学,他们将晚清纷繁的小说题材及风格刻意压缩,用以写实为主的典律加以规范.但晚清小说中的现代性并不会因这样刻意的摒弃和压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通过文学作品我们仍就有迹可循.
中国古典文学中自古便有描摹倡优伶伎的悠久传统,通过大量的诗词、唐传奇便可见一斑,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晚清较为著名的便有陈森的《品花宝鉴》、魏子安的《花月痕》、张春帆的《九尾龟》、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展露了一个社会沉溺于中的迷茫.如此多的作家以长篇累牍的叙述描写欢场的风月生活,在我国历史上实属少见.
陈森所作的《品花宝鉴》通常被认为是晚清长篇狎邪小说的开端之一,它根植于理想化了的才子与倡优的爱情素材,描写了杜琴言与梅子玉、苏惠芬与田春航这两对好事多磨的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为读者展现了人间至情.若陈森只是在叙述一般的异情罗曼史,那么此书也就平庸到不值一提,奇就奇在他题材的耸人听闻,文中所品的“花”均为“男花”.虽然此书在结构情节上脱胎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在修辞及叙述上也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传统,但他所描写的又并非真正的才子佳人,其中的佳人实是被视为女子的男子.连佳人的性别都发生错乱,这才真真正正是假凤虚凰.
如果读者带着猎奇的心态去看这部所谓的“同性恋小说”必然会失望而归,因为其中并没有多少同性间爱恋的露骨描写,作者陈森对男伶和才子之间的同性之爱洋溢着赞美之情,他将士优交往中这种不淫、重情抑欲的真情所属视为“情之正者”,以此为对比鞭挞那些只论金钱和易,无耻玩弄梨园优伶的“情之淫者”.他笔下的男伶及其恩客虽出入梨园之地,却志节高超,对恋人无淫念,用以维系的纯粹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陈森也为他们设计了看似圆满的结局,“子玉同了琴仙回家,正是内有韵妻,外有俊友,名成身立,清贵高华,好不高兴.”[4] [P823] 两位男主人翁在洞房花烛之时发现各自的妻子长相与两位男伶一模一样,且妻子无妒,均大度接受两“女”共侍一夫的婚姻,如此的三角婚姻也竟和平共处了下去.爱情得到了圆满,子嗣也得以顺利延续.陈森作为传统知识分子,虽然努力地将男伶与恩客间的相识相知相恋写的三贞九烈,情真意切,虽好男色却不淫,且运用了大量诗词来装点,但同时却也暴露出他急于调和规则和诱惑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默许狎优之风和同性仰慕,但另一方面也不忘纠正那背离封建常理的变态心理.这种焦虑矛盾的情绪并不仅仅体现在陈森小说中,同时代其他正常性取向的狎邪小说也是如此.“陈森小说中的性别错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角度,一窥中国言情及文学中早被视为当然的常规及局限所在”[1] [P77],这一分裂也正是小说的深处创新之所在. 陈森并没有将视线狭隘胶着在男伶与才子身上,而是将其放置于整个晚清欢场的情境中,从各个方面如实照射彼时的社会现状和人物心理.在书中充当女性代言人的男伶们并非生就如此,他们或出生贫困、或家道中落,被迫入梨园经训练调教后成为色艺双绝的“佳人”,以男儿身女儿心满足恩客们对女性的心理期待和幻想,而这些恩客也就将错就错将他们看待为女性.霭理士《性心理学》说：“在科学家与医学家中间,逆转的例子并不见得特别多；但在文学家与艺术家中间,特别是在伶人中间,这种例子是数见不鲜的.”[2] [P259] 更有甚者,“士人才子们以品评女性的眼光把这些优伶塑造成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与优伶的交往理所当然成为他们心目中完美爱情的摹本.”[3] [P87]
书中虽没有实际女性角色,却处处可见女性形象.陈森将杜琴言塑造成一个美好得简直天上有地上无的人物,他“以玉为骨,以月为魂,以花为情,以珠光宝气为精神”[4] [P20],即便如此还嫌不够,在五十五回他告诉读者杜琴言原本就非凡胎,而是被贬入凡世历经情劫的仙人.这无疑描绘出了大多数男性所幻想的理想女性,色艺双绝、忠贞不渝、顾盼多情,而这种理想的女性美也成了书中男性情人间互相爱慕、矢志不渝的浪漫基础.小说结局的两段三角婚姻更是站在男性的角度满足了男性情爱的想象与期待,也成全了爱情与子嗣的不冲突.书中处处书写男性话语,传达男性声音,将男权的范围扩大到了极致.虽写的是男色,却又逾越了男女性别的界限,士人才子们一意在伶人中寻找已经消失的理想女子,对女性的描摹其实基于男性想象,那种渴望及暧昧,使得我们侧面了解了晚清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正是凭借着对于道德的逾越及不压抑,使得对于这本书的美学评价变得复杂而暧昧,小说中的多向度也使得持不同立场的人可以在书中找到不同的解答.
“尽管性的错乱游戏看似悖离了传统,它有时反会补充并强化传统的真谛.”[1] [P68] 以陈森的《品花宝鉴》为首的晚清狎邪小说在夸大的同时,也毫不避讳的蠢蠢欲动与传统成规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翻新了传统浪漫文学与小说的叙事学,更进一步促进了有关与性的现代话语的兴起,因五四写实主义的主流而被忽视的主题再度浮现在随后众多作家的作品中.郁达夫小说中的沉沦及性的苦闷、对自我的暴露及解剖、自叙传式的抒情小说体、作品中抛不开的感伤情调；以及后来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穆时英等作家作品中,那摩登都市的光与色、城市的病态生活、享乐背后挥不去的颓废,固然是受到了西方的刺激与启发,但不得不说同时也受到了本土狎邪叙事文学微妙的影响.在男性作家们无所畏惧地追逐着自身的过程中,仍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显示了男性的男权主义和主体性要求.张爱玲更是晚清狎邪小说的捧场者,她不仅创作了一系列带有颓废美的文学作品,甚至还将原吴语版的《海上花列传》翻译成国语版的《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当代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诉说同性恋者的堕落与救赎,李碧华的《霸王别姬》记录了京剧干旦与其舞台搭档之间的动人情愫,这些均不可避免地令人回忆起近一百五十年前陈森所作的《品花宝鉴》,其中必有微妙的呼应.这些一再被诉说的男欢女爱、追逐即便再受西方浪漫思潮的影响,又怎么脱离得开晚清狎邪小说的因袭呢?
以《品花宝鉴》为先驱的晚清狎邪小说只是考察晚清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的一个极其微小的方面,并不能概括什么,但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王德威先生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六章“归去来”中就谈道：“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重读晚清小说,至少可以使三个理论命题尖锐化.第一,将20世纪末的中国小说与晚清小说结合起来,所要凸显的不仅仅是两个时段在历史环境、政治动机,或者形式实验上浮面的相似处.而是关注透过什么形式,过去与现在得以相互印证关照.第二,通过在晚清与当代中国小说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强调不同时段与不同文类间持续不断的交通往来的消长互动.第三,对晚清与当代中文小说的比较与对照式研究,亦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文学分期论中有关新兴与传统、现代与前现代那些人为的区分.”[1] [P364]
王德威先生“被压抑的现代性”观点之所以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学术界如此广泛的关注,正在于这关乎的是新文学的起源问题,这一推陈出新的问题视野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作者不断推陈出新,进行种种饱含现代性的尝试,“借着阅读与写作小说,有限的知识人口虚拟家国过去及未来的种种——而非一种——版图,放肆个人的多重出路”[5] [P37].“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在中国,现代性理论尤其与后殖民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6] [P17] 近年来,海内外的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内部寻找那可能被忽视被压抑的现代性动力,希望能够描画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那存在于西方现代性影响之外的,中国自身的文学发展所包含的丰富的可能性,从而去重新阐释中国的一种“现代精神”.晚清作为古今中西交叉的十字路口,拥有着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对晚清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考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与再定位一些内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观念.五四文学革命的典范意义毋庸置疑,但对晚清文化的重新定位则更需要我们的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