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唤醒的魔幻记忆

作家巴久乌嘎在其小说艺术探索过程中,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法则为主导,以母语叙述模式的变革、改造和挖掘、利用以利于自己艺术风格建构为主攻,加上对本土文化“神奇的现实”的认同为前提的魔幻现实主义和适合现代人作自我精神解剖的内心独白等叙述手法的借鉴与超越,逐步走向其独具特色的小说叙述内结构和将突出鲜明的个性化、民族化、时代化特征融为一体的艺术风格.本文将主要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看巴久乌嘎作品《阳坡花》的魔幻现实主义特征.

--摘 要

一、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

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个10年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鼎盛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魔幻现实主义,因为它最富有拉美的民族特色.正如人们所说,越是具有民族性的就越具有世界性.拉丁美洲作家们以世界性的语言,即国际化的,新的写作技巧向全球读者讲话,把拉丁美洲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现实展现出来.正因为这样,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才能好不自卑地耸立在世界文坛.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瑞典首都富丽堂皇的大剧院里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身穿海地区农村的典型衬衫,而不是传统的黑色燕尾服,这标志着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成功,象征着魔幻现实主义的辉煌.这股魔幻现实主义旋风随即席卷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也不例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拉美文学世界性的声誉使得中国才接受它,选择它.但是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拉美文学拥有某种外在的声誉,那不足以使中国作家心悦诚服、趋之若鹜.但是美国作家“辛格”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荣誉,但是介绍到中国后,对中国小说家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实际上,拉美文学之所以能够受到中国作家的青睐,还因为它对与我们的实用价值,其发展经验对我们的文学发展有启迪作用.一般来说,一种外来的文化因素与主体文化的传统越接近,那就越容易被主体文化接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便是如此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80年代在中国的登陆,除了中国作家们以开放的胸襟和创新的热望去自觉吸取外,他们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中传统的文学因子是不可忽视的.正如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并非产生在六七十年代,而是源远流长,深深地植根于美洲大地上一样,中国传统文学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本来就有认同空间.中国本来就有着极其悠久的魔幻文学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志怪一脉源远流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译介过来以后,骤然契合并接通了魔幻文学的审美旨趣,唤醒了中国魔幻文学的遥远记忆,令那些深受传统文学浸染的中国作家倍感亲切.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外来文学,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心理背景之下深得中国作家的们的青睐,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古代的魔幻文学并不是同质同源的东西,但其看似相似的外貌,使中国作家在心理上易接受和吸纳它.所以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从根本上是中外文学在审美旨趣与文学精神上的共鸣、契合的结果,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这种内在的共鸣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开出的众多花朵中,彝族作家巴久乌嘎的《阳坡花》就是其中不俗的一朵.

二、被唤醒的魔幻记忆与神奇现实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产生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拉丁美洲的神奇现实,另一个则是20世纪20年代起源于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运动.”[1]而巴久乌嘎则面对彝族的两种现实——历史现实和幻想世界的现实理解,植根于彝族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时间观念、魔幻文学传统等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和审美旨趣产生共鸣,其作品《阳坡花》给彝族社会历史现实穿上光怪陆离的外衣,使得作品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充满虚无缥缈的色彩.比如在作品中所呈现的原始英雄主义,“子矢没等这身衣服做归一,就剖腹给了猴子.那年猕猴猖獗,毁了临近收获的庄稼,还肆无忌惮地冲进寨子来,蹲在房顶上掀瓦板朝人掷石头,撕女人的头发,看到众人无助垂泪,子矢说莫不是猕猴来索人命了,接着匆匆忙忙走到崖尖上去.他用笛子吹出诡谲的音符,招来了数千只猴子,然后剖开肚子,让风把血吹得满山满谷地飘.那简直是一场雨.猴子就在这一天流着泪成群地迁徙了,再也没有回来.”[2]在彝人的世界中,世界好像是由无数的小神话构成一个大的神话,大自然中充满各式各样的神灵,每种动物、植物乃至生物,无不意味着某种神灵,他们至今对神灵深信不疑.这种让幻想与现实交织、让人的世界与神鬼的世界交织,让荒诞不经与极为真实的生活细节交织,让神话与历史交织,让各种不可能与可能交织,使他所生活的社会变成了一种现代神话,既有离奇幻想的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面,人鬼难分,幻觉与现实相混,给人一种真真假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神秘莫测的感觉.正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阿斯图里亚斯发表的他的反小说《总统先生》.在这部小说中除了全面运用了超现实主义小说的技巧外,他也融印第安人的观念,幻想世界的对现实的理解和他们的历史现实.而这些恰恰成为了作品中的魔幻现因素.在他的另外一部作品《玉米人》中,他更多的引入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时间观念等,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特征很明显的作品.在《阳坡花》中有这样的描述:“那时候还没有,距离有的日子不远了,强悍尚能端坐马背上,木空一切.”[3]这里表现了彝族人的时间观念,也是当彝人试图去回忆一段往事或讲述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所惯用的一种讲述模式.另外一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曾这样说:

“许多年来我全力阅读能够得到的一切有关美洲的书等八年当中,除了阅读有关美洲的材料之外我没有做别的事.我眼前的美洲犹如一团云,我试图了解他,因为我有一种模糊的意念,我的作品将在这里展开,有着浓烈的色彩.八年之后我感到我形成了这块大陆的映像.”[ 4]他创作了神奇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人间王国》,而《人间王国》的序言则被评论家视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宣言,甚至是拉美新小说的宣言.而对于巴久乌嘎来说,他从小生长在巫风氤氲、神话传说俯身即拾的彝区,在进入高校后受到艺术熏陶和专业的训练,他更加自觉的对彝族地区的现实生活的结构和细部观察人们以前不曾注意到的彝区.或者毋宁说他的魔幻记忆被唤醒了.在其作品《阳坡花》中,作者对传说、格言信手拈来,比如:“以女儿换取宝物以后,仑.列阿列土心血来潮,开始做一次远足的准备.他着手做每一件事做每一件事都心动得浑身发抖.他隐约记得一个传闻上述五代的那位祖宗,曾经得到过一顶神通广大的帽子像得到时一样,神秘之冠后来很突然的消失了.列阿列土梦想仑氏再度拥有,并想方设法保持住,传给后人.这时日,女人发现年近五十的列阿列土正走向飘渺,跟他令人费解汗牛充栋的文字完全站到了一边”[5];“生子似舅”;“没有起没有源”;“若论禽仑难于九天雄鹰共翔;若说兽仑难于大壑黑虎为舞蹈;仑氏人哪敢与神仙攀亲.”[7]等.拉美另外一位魔幻现实主义先驱胡安.鲁尔福的作品纯熟地利用了魔幻因素,他创作的了一个现代墨西哥神话,这就是《佩德罗.帕拉莫》.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制造的鬼魂世界.这是基于墨西哥土著居民对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二者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死去的人的幽灵还在游荡,他们随时会活到人间.而这种鬼魂世界的描写和彝族的鬼文化是息息相通的.在彝族民间文学中有许多讲述人鬼之间关系的带有魔幻色彩的作品,如《鬼谷》、《鬼板叙事》、《驱鬼经》等,而鬼板通常用于咒鬼仪式,实则是一种巫术咒符.“咒仪正式开始前,要扎草鬼、塑鬼像、做鬼板:毕摩往往直接以自制的竹笔,蘸和着咒牲之血与锅底黑烟将所咒之鬼画于劈砍好的木板之正面,将咒鬼之词书写到木板的背面;仪式临近结束时,要扔草鬼与掷鬼板,以示驱鬼出户仪式完毕后由助手送往通向鬼山德布洛莫的道路口,并置于路旁的树杈上,以示将鬼驱送回鬼域.”[8]鬼灵信仰在彝族民间是一种普遍的宗教现象,彝人凡遇家境不顺、收获欠丰、疾病缠身、出行不利、口舌不解、冤家械斗等情况,皆以为是神灵不佑、鬼怪为殃,届时必延请毕摩举行驱鬼咒鬼仪式,或延请苏尼跳神逐鬼.灵魂观念的滥觞导致了鬼灵信仰的愈演愈烈,彝人不仅相信世界存在着山鬼、水妖、林怪、岩魔等自然界中的魍魉魑魅,也笃信因非正常死亡而变成鬼的形形色色的人鬼,如凉山彝族就认为夭折的婴儿容易变成婴儿鬼、溺水而死的人要变成水鬼、上吊而死的人要变成吊死鬼,此外还有无头鬼、九头鬼、独臂鬼等等.毕摩文化中所反映的鬼灵信仰十分突出,其中凉山彝族毕摩经籍中所记载的鬼名和鬼类达二百余种,鬼灵的类型和形态也是纷繁多样的.《鬼源》是经诗中把一切鬼的来源都归结为那位由獐子变身而来的彝族紫孜妮楂所为,所以该经又名《紫孜妮楂》.《紫孜妮楂》作为一部咒经和一个典型的宗教“鬼话”,广泛流传在大小凉山彝区,从其神话般的故事情节和浪漫的艺术风格而言,它不失为一部优美的祝咒经诗.也是彝族古代魔幻文学传统的优秀代表.《阳坡花》中有这样的描述:“他在乱石中躺下,看衣着华贵的先祖纷纷降临乱石之上,望着自己从身旁走过,无言以对.”[9]又如:“他常常把历历在目的惋惜时而像雾一样漫出来,时而紧锁在嘴里,家人看他也像是活在鬼混之间.”[10]这里作者体现着彝族人万物有灵与英雄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作者在作品中不像上一辈作家一样对彝族地区存在的宗教传统、神话传说、占卜、武术等食物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他不再把这一切视为现与代文明相对立的迷信、愚昧、落后的因素来揭露和批判,而是作为宝贵的民族文化传统来继承和发扬.智力作家海梅·巴尔蒂维耶所在他的题为《神话在拉丁美洲文学中的意义《魔幻现实主义和幻想小说》中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是从原始居民的精神和宗教的腐殖质中自然的生长出来的,对于神奇的事物的感觉是以一种信仰为基础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等魔幻的思想,先逻辑的思想,有与人们对时间的观念仅仅地联在一起,与源于个民族,包括土著居民(印第安人)、黑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阿拉伯人、希伯来人、吉卜赛人等等)的神话融为一体.”[11]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则借吉卜赛人墨尔基阿德斯之口说:“正如被魔铁所吸附的那些铁锅、铁盆、铁炉等铁器一样,东西也是有生命的,只消唤醒他们的灵性,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这种带有万物有灵色彩的描写无疑增强了作品的奇异感和神秘感.在原始初民时代居民也关心人死后的归宿问题,他们相信人死后也会像活人一样的生活,灵魂不死因此而成为他们的信仰,这种观念和信仰对其后的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在彝族经籍文学中有关注彝人死后灵魂归宿的文学传统,如《指路经》,其体现彝人回归祖界、万物有灵观以及祖先崇拜等思想文化.也是彝族古代魔幻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从上述分析来看与其说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诸多作家对巴久乌嘎《阳坡花》的影响到不如说拉美的魔幻现实主要作家们唤醒了作者的魔幻现实主义记忆,以及说明拉美魔幻现实主契合了包括彝族古代魔幻文学传统在内的中国古代魔幻文学传统及其精神气质和艺术旨趣,也正因为如此,巴久乌嘎的对其创造性的借鉴是自然的、亲切的、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继承了本土文学传统的作家,巴久乌嘎对怎样处理外来文学思潮和本土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探索范式,以及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所呈现出其艺术天分和较高艺术水准.其作品在某一个层面上反映了本土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表现在作者对本土族群的历史或者集体记忆做了深层次的呈现,这一体现的过程在伴随着作者对这些历史或集体记忆的主体感受和体验乃至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对作者所在族群的精神张扬;在这种创造的过程中,作者体现了双语的混合、转写、矛盾、冲突和彼此消解,而种种困难也恰恰给作者提供了小说语言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同时也不无体现了作者个性化的语言艺术实践;作者所提供的文本也体现了本土文学传统的当代遭遇和个体遭遇以及在其中作者独异的创新精神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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