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民族主义文学”主要是指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种提倡“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潮,但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这一流派的发展轨迹着墨不多.本文拟从文学史的角度,通过分析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探讨“民族主义文学”的本质.
关 键 词 :民族主义文学,左翼文学,文学史,民族意识
简要地说,“民族主义文学”主要是指一部分国民党作家和文人或其亲近者打着孙中山先生“三义”的旗帜,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文坛上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文学思潮.
“民族主义文艺”作为一种自觉的艺术思潮,最初萌生于一些艺术界人士的作品之中.其中傅彦长、朱应鹏等人主要以《艺术界周刊》《申报本埠增刊》“艺术界”栏和“书报介绍”栏及《雅典月刊》等刊物或栏目作为宣扬“民族主义艺术”的主要阵地就是代表.1930年6月1日,潘公展、朱应鹏、范争波、傅彦长等人发起前锋社,并于6月23日在《申报本埠增刊》“艺术界”上发表《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发表之宣言》,在右翼文坛率先揭开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序幕,并且创办《前锋周报》和《前锋月刊》,主要以提倡民族主义文艺理论和创作为能事.同时,潘孑农、曹剑萍、赵光涛、卜少夫等人在南京组成开展文艺社,主要以《开展月刊》为阵地,宣扬民族主义文艺.与这一文艺运动密切联系或相关,自1930年下半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出现的文学刊物还有《长风》《初阳旬刊》《苎萝》《现代文学评论》《矛盾月刊》《黄钟》《民族文艺》《奔涛》《文艺月刊》(胡绍轩、魏韶蓁主编)等,此外,中国文艺社的《文艺月刊》、线路社的《橄榄月刊》、流露文艺社的《流露月刊》等都与民族主义文艺有一定的干系.其中前锋社发表的“宣言”及其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自由主义作家和左翼阵营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影响很大的关于左翼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以及左翼对前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
1932年,在杭州一份刊物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文章把当时的文坛分为四个流派,即“人生”文学派、消闲文学派、民族主义文学派和无产阶级文学派[1],1934年岁末之时,周毓英撰文在总结自五四以来出现的文学种类时,把民族主义的文学列为六种文学之一,其他的分别是:鸳鸯蝴蝶派、恋爱与颓废派(包括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欧化派的文学)、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幽默派与语汇派[2],还有,年轻的批评家李长之在1935年新年来到之际,回顾总结刚刚过去的一年文坛的状况时,则把民族(主义)文艺与左翼文艺、第三种人的文学及幽默文学列为当时四大文学主潮之一.[3]由此,我们必须承认,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来说,“民族主义文学”作为影响较大的一股潮流无疑是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于这个现象却“视而不见”呢在笔者看来,这显然与左翼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评有关.从时间上来讲,左翼对“民族主义文艺”批判密度最大的时候是1931年的下半年,从1932年至1933年初,批判的频率明显降了下来,到了1934年,则几乎听不到左翼的声音了.出现这种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左翼生存的处境变化.大量的材料证明,左翼在1934年以后的活动明显处于地下状态.[4]这样的状况很可能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一个错觉:“民族主义文学”已经消失了.这其实正反证了左翼的暂时低谷状态.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了,今天我们要来评价“民族主义文学”的问题,还是绕不过左翼这道“坎”.过去,我们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显然是无条件的偏向了左翼这一方,这样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说是一件满意的事情.在笔者看来,评价“民族主义文学”一定要有历史的维度,要实事求是.
先来看左翼的一方.客观上来说,他们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站在党派性的立场来说,是有着充分的合理性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正处于被极度压制的地位,他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个由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形成的政治“共同体”,相信“工人无祖国”,而不用去理会所谓的“民族主义”.瞿秋白在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后的一篇文章中就说:“最近,日本的普洛文学已经坚决而明显的表示反对进攻满洲和上海的战争,并且号召中国的劳动民众和兵士努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也就是革命的日本无产阶级的态度,而中国的劳动民众和兵士要把日本资产阶级派来的军队打回去.――这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两面夹攻.这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也就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5]这种斗争策略一直到了1935年末以后“国防文学”开始讨论的时候才有所改变.这种局面同时让我们看到,由于中国在当时毕竟还处于并不成熟和独立的状态,不少问题还得听从来自共产国际的声音,这就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化了,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时的由于忽略了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造成了消极影响.作为领导下的左翼,自然也难免出现失误.具体表现在左翼对于“民族主义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心照不宣地恪守着一条这样的逻辑:谁反对苏联,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民族主义文艺是反对苏联的,所以它就是我们的敌人.这种逻辑在过去学界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近年来史学界对于中苏、中东问题的研究表明,苏联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南京政府的行为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很多证据表明,正是苏联在中东路等方面有损于中国领土主权的不良企图,才造成了南京政府和国内大量民众反苏的行为后果.[6]今天看来,左翼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应该说是错误的.还可以从革命阵营内部对于中东路问题的态度来检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共产国际立即指示中国组织发动一场“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当时的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了比较简单的策略,全力号召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当时的陈独秀立即致信,认为在中东路问题上要注意宣传的策略,要考虑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应该把矛头对准国民党的的误国政策.他批评当时的以“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太脱离实际了.结果,当时的非但未采纳陈独秀的意见,反而指责陈是资产阶级左派,“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7]再来看夏衍有关当时背景的一段回忆:
有一次,我所在的一个小组晚上到三角地小
菜场附近去写“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标语,当
时下雨路滑,同组的孔德(茅盾的夫人)不小心
滑倒,弄得满身泥水.我们把她送回家去的时候,
她发牢骚说:“连自己都保卫不住,还说什么保卫
苏联.”[8]
上述例子从一定角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在对待苏联问题上确实是犯了机械主义的错误.事实证明,从1930―1935年的几年时间,由于缺乏在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之间进行统一调节的策略,客观上造成左翼在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是非常明显的.
这样的例子可以从左翼对黄震遐创作的批判中获得,如阿英对他的《大上海的毁灭》之批判.公平地说,这部作品虽然谈不上“伟大”[9],但也绝非反动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反映了以十九路军为代表的中国军队和民众抗日精神的.尽管客观上存在着为南京政府辩护的嫌疑,但黄震遐坚持抗日的立场在作品中应该说是主流的.并且,如果我们通览黄震遐所有的著述,尚武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是贯穿其始终的.他对待苏联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一方面在“中东路事件”爆发以后,他确实写过诗反对苏联,但另一方面,对于苏维埃国家在1918―1920年期间粉碎国内外敌人联合进攻的军事斗争,他又明显是持赞赏态度的.[10]至于他撰写的其他有关军事史方面的普及性读物,如《迦太基亡国史》等,对于被征服民族的反抗精神都是持肯定赞扬的立场的.透过这些现象不难发现,在黄震遐的民族主义理念中,凡是敢于反抗侵略者的民族都是值得尊敬的.笔者对于黄震遐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此实无为之辩护的意思.援引他的案例只是为了说明左翼阵营在处理类似的问题时,不免带有较强的党派性主观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