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文学中各民族文学相互关系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来说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课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正统观念、民族偏见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未得到合理的解决,因而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郎樱、扎拉嘎先生主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托研究重大项目成果《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先秦至唐宋卷”、“元明清卷”,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全面探索,从而把中国各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互动互补关系的认识推进到新的学术高度和新的历史阶段.
本世纪伊始,杨义先生率先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完整、多样的总体地图”的学术命题.仅就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而言,这一命题的提出即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总体架构一直处于以汉族文学为中心而忽略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完整状态.因此新的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与时俱进地真切体认和重新揭示中国文学多元辐辏的运行轨迹和相激相融的发展规律,进而构建中国文学史的科学体系和完备框架.
中国古代文学中各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进程出现的,实乃客观存在、不容回避.特别是我国北方民族在塞外的崛起和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格局带来了游牧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的演进流变、整合更新.因而杨义先生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一书的《前言》中曾经指出：“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是解释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它的生存形态和发展动力的一个关键.””回顾我国北方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1500年左右的时间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北方民族在北半部中国和大一统的版图之内建立政权的时间长达850年,远远超过这段历史进程的二分之一,为其他地区民族所望尘莫及.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一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显然不能仅仅用“塞北雕弓硬”(《汉宫秋》)来加以解释.那么,北方民族有什么超常潜能与非凡智慧能够逐鹿中原而捷足先登、独一无二地成就如此这般的宏图大业北方民族文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足以对其有效的统治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这是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说不尽的话题.从文学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将会对我们了解和认知中华多民族文学无比丰富的深刻内涵和相激相融的客观规律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辽、金时期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则是《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一书颇有特点的专题.辽(916―1125年)、金(1115―1234年)两代乃是我国的北方民族契丹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与两宋一起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其中建立辽朝的契丹族本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部的一支.早在公元4世纪时,他们即活动于辽河上游的西刺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以车帐为家,逐水草放牧.《辽史营卫志》在描述当时长城南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时说： “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契丹人先后依附于突厥和唐朝,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契丹族首领统一各部,称帝建辽.辽朝创建四十五年以后,宋太祖赵匡胤方建立北宋.其时大辽“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辽史地理志》),包括据有中原人文荟萃之地北宋在内的四周邻邦,均须视大辽之马首是瞻,在祖国北半部开创了威震东亚、煊赫一时的兴盛局面.由于声名远播、影响巨大,在13世纪之时中亚、阿拉伯和西欧往往概称中国为契丹；甚至直到现在,有的国家和民族例如俄罗斯,仍然用“契丹”一词称谓中国.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历史也十分悠久,它与我国史书上的肃慎、挹娄、勿吉、(革未)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肃慎是东北地区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民族,从舜禹时代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 《竹书纪年五帝纪》说：“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方大国也,一名息慎.”周武王时,肃慎人曾入贡“矢石磐”.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即称： “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鲁昭公九年》)可见在春秋以前肃慎即已臣服于中原王朝.而辽朝创建之后,女真人则受制于大辽.辽朝与北宋在女真人的军事打击之下相继覆亡以后,金朝便与南宋以江淮为界北南共存,论疆域则广于辽,论实力则强于宋,雄峙于北半部中国一百二十年之久.在南宋始而以称臣纳贡、继而以称侄纳贡为条件达成与金朝的和议以后,女真人由长期沿袭下来的纳贡主体转变为名正言顺的受贡主体,使北方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得到快速提升,为蒙古族和作为女真人后裔的满族这两个北方民族成为整个国家的统治民族和建立大一统的元、清政权准备了条件.总之,辽、金与两宋相比不仅在军事上拥有明显的优势,政治、经济和文化也都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发展.特别是辽金时期由于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为中华文化补充了生机勃勃、不拘一格的原始活力,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交融中的整合更新.其时传统文学样式独领的格局逐渐改变,戏曲、小说等新兴文体一步步登上文坛的中心,通俗化、大众化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流向.有鉴于此,在辽、金文学的研究中如何从文学史发展演进全局的视角认识辽、金文学的意义,对于新的世纪把辽金文学的研究与时俱进地推向新的境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曾经指出： “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人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明代的另一位文学家王世贞在《曲藻序》中也说过：“曲者词之变,自金、元人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徐渭、王世贞作为观念正统的封建文人,对于辽、金、元时期异质文化的南渐虽然不可避免地抱有某些偏见,不过他们对于在辽、金、元文学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变并未视而不见,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对于这一点,在明代以前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或阐述.比如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所附北宋张舜民《使北记》在称颂契丹人的民歌时即称：“胡人吹叶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韵甚和.”金末元初文学家刘祁在《归潜志》卷十三也曾指出： “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故尝与亡友王飞伯言：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土令之类.””这些论述,为辽、金的番歌俚曲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冲击以
及进而促成元曲在金、元之交的诞生提供了历史的见证.至于两宋、辽金并立共存时期文学中出现的一味追求“穷极辞藻、牵引学问”的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主流文学缺乏勃勃生机和发展动力而走向模式化、凝固化的结果,亟待来自北方民族和北方地区民间文化的原始活力加以救济与补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辽、金时期的番歌俚曲、小说院本等通俗文学的发展与繁盛,才在金末元初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白话革命.倘若中国文学没有借助这一契机整合更替、转型新变,中国文学要想有效突破模式化、凝固化的趋势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辽、金、元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变革中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之初鼓吹文学改良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即曾指出： “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而辽、金、元时期在“异族之下”的三百年俗文学所以能够颠覆雅文学的主流地位,正是在北方民族文化南渐的过程中其自然真率的话语方式大行其道的结果.北方民族的话语方式,同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建立辽、金、元三朝的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同属阿尔泰语系民族,又都崛起于长城以北的草原山林地区,相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他们粗犷剽悍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同时也给他们的文学艺术带来了质朴刚健的格调和风貌.农耕民族的生活节奏相对而言比较舒缓,农业生产自然也有一个不违农时的问题,然而拖延一点时间一般不至于引起过分严重的后果；而游猎民族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们狩猎的对象往往是凶猛的野兽,如果猎手的动作哪怕稍微迟缓一点,转眼之间就可能变成猛兽的口中之物.可见北方民族所以具有耿介直爽、诚信无欺的品格,同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允许留下更多从容应对的时间密切相关.其思维惯性沉淀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当中,成为北方民族思维方式世代传承的重要特点,这也就是其独特的话语方式赖以产生的民族心理根源和遣词造句习惯.对于中国文学有着深湛研究的近现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曾经提出：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并且盛赞“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以“自然”二字评价元曲,是再贴切不过的了.王国维不仅对元代文学中的元曲作如是观,对清代文学中的满族作家作品也作如是观.王国维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人间词话》在论及满族杰出诗人纳兰性德的作品时即仿佛出自同一机杼：“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人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可以说北方民族的话语方式既没有讲究繁文缛节的雅兴,也无法提供转弯抹角的条件.因而崇尚自然真率、毫无矫揉藻饰,便成了北方民族话语最高的美学理想.
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正统观念与民族偏见的深远影响,包括辽、金文学在内能够有幸保存下来,反映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文献资源十分有限,并且高度分散.于是今天想要恢复中国各民族文学互补互动、相激相融关系的原生状态,实在勉为其难.相关的研究哪怕取得些微的进展,都要比常规的研究付出更为艰巨的劳动.有鉴于此,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各民族文学相互关系的研究,今后尚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相信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必将为新的世纪实现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一体多元的科学体系跨越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胡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