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06月27日至07月03日
焦点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翻过“高收入之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
刘世锦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
《比较》2011年第3期 总第54辑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国际经验,在此阶段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另一项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是“高收入之墙”,指与跨入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并意指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的制度条件.
从其他拉美等国的经验看,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是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而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则是出现“高收入之墙”现象的原因.
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展战略的拉美,长期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东欧及前苏联相比较,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和前苏联东殴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
通过参考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的发达国家经验,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平就业机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建立健全鼓励创业和创新的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和创新机会；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
制度
收入不平等源于制度不公平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 徐建国 冯时
“不公,不平,与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讨论稿 No.C2011009
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城乡收入比高达3.3.与其他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及扩大趋势都相当严重.
收入不平等与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缩小收入不平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这两个因素后,收入差距便不再影响到经济增长.
这个发现说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表面上的收入不平等,而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不公正.良好的产权保护机制和法治水平会减少国内寻租行为,减轻因此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
政府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时,不能把着眼点仅放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上,而应该反躬自省,努力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杜绝凌驾于法律的特权,为每个公民创造更多公平的机会.
观点
商业与政治或互为推动
卫斯理女子学院经济系 Eric Hilt、
Jacqueline Valentine
“的红利：股权,财富与纽约政治”
NBER工作论文17147号
18世纪晚期,美国的公司数量稀少.1791年,纽约只有两家公司.到了1826年,纽约的公司数量已逾百家.
除了公司数量的大幅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持股结构.1791年,仅6％的纽约普通居民是公司股东,绝大部分股票都在当地的贵族精英及商人手中,这些人往往也是政府官员.35年后,精英持股比例下降到89％,部分地区甚至降至65％.越来越多不那么富有、没有贵族地位的民众开始拥有股权,开办公司.
这些普通民众在自建公司对抗早期由那些精英们建立的商业垄断的同时,也在与贵族们的种种不行为作斗争,如在立法机构进行非法的游说活动、对官员吹捧巴结,甚至行贿等.尽管这短短30多年不足以彻底扭转局面,但纽约的政治氛围大有改观.
回顾美国早期历史,可得到这样的启发：企业家们可以为政治作出贡献,政治也能促进企业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