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 键 词 ：医学史；性别；身体
摘 要 ：美国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把女性身体置人中国医学史中进行考察,将焦点集中在中医女性身体论述演变的谱系上,并通过对相关的男性的身体、医业分工、医病关系的分析呈现社会性别权力体系与医学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正是费侠莉著作的独特之处,是她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贡献所在.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5-0074-03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份差异性的关注,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在以社会性别(gender)为主要分析范畴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将女性主体置入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在此背景下,对非欧美国家与地区的科学史进行探讨也随之成为研究热点,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A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以下简称《繁盛之阴》)正是当中的代表作,她也因此书而荣获2001年的国际妇女科学史奖.
《繁盛之阴》英文版1999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推出了该书的中文译本.除导言与绪论外,全书主体部分共包括8个章节,作者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追溯了北宋之前至明末这一时期中医女性身体论述演变的谱系,并进而分析了医学史上几个富有性别意义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了男性的身体、医业分工以及不同性别的医疗工作者面对女性患者的医病关系.作者的研究以经典与通论性妇科医书为起点,全书融合贯穿医学史、性别与身体的论述,不但描绘出中医史性别论述的大架构,而且通过医案的比较探索了理论对实际所起的指导作用与执行偏差.大体而言,全书的研究对象含括各个社会阶层,探讨的议题同时兼具医学论述的“内史”与医疗的社会与文化面向的“外史”分析,展现所谓内外史议题之间交互渗透、彼此影响的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章节安排也为妇女/中医史建立起宏观性的通史格局,足现本书视野之开阔.
一、中国医学史中身体观的演变
作者结合医学史、性别以及身体的论述方式很明显是受福柯(Michel Foucault)式论述的影响.在导言中,作者提到她原本是从医学史以及妇女史的脉络出发,却发现两个研究路径交汇于身体论述上,借由这一交汇,她得以围绕中国传统医学身体观的变化来回应福柯式论述.
作者首先发现一个理解、解读中国医学奥妙的大前提,即不同凡响的“躯体模型”,她称之为“黄帝的身体”.根据她的解释,中医传统经典固然认为天经地义有男女的存在,但是其实从来没能把男女身体的分别说清楚.在解释人体的时候,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体内均同时禀赋着脏腑、气血、表里等各种范畴的阴阳,并无二致,所以中医的人体模型是一个阴阳同体的单性身体观.更重要的是,中医完全忽视女性独有的子宫以及其他任何解剖学器官作为性别差异的重要性,甚至在解释女性生殖的场合,子宫的角色也不如男女兼有的肾脏重要.所以,作者指出,尽管在生成身体上男女无别,但当阴阳和谐的身体隐喻为健康的皇帝时,仍体现出与皇权政治相联系的男性优越的权力话语,黄帝身因而又是男性的身体.作者对中医身体观的理解,虽然呈现出中医(立足功能角度)与西医(立足解剖结构)在认知身体时的极大差异,但其提问题的方式却与美国史学家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Laqueur)探讨西洋医学史中性别与身体问题的同类专著――《制造性：从希腊到弗洛伊德的身体与社会性别》(Making Sex：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遥相呼应.根据拉科尔的考察,从希腊时代直到18世纪末,就西方医学而论,所谓的区别只意味着体内热度的高低,并无本质区别.这种“单性模式”的身体观一直到19世纪,才开始明确人体可依的不同划分男女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并以此为建构男女社会角色的基础,然后始为今日通行的“模式”所取代.
循此相同思路,作者在书中呈现出中医学史上身体观所经历的类似演进过程.她提出,中医阴阳同体的单性身体观到了宋代,遭到了“模式”的解构.宋代结束唐末五代的长期纷乱,各种文化、政治、经济力量的重整使得医学突飞猛进,具体的表现就是妇科与儿科的正式出现,并且为承认,纳入政府教育体系中.由于妇科医疗实践所直接面对的正是低等的“妊娠身体”,加之“女病难医”的现状,使一个有性别意识的中医学自此展开.作者具体以陈自明(1190-1270)的《妇人良方大全》为代表,说明宋代新出的“女子以血为主”以及“男人调其气,女子调其血”等基本大法,并指出这些不但明确显示了宋代医学思想家对身体的分别考量,而且,还以“血”建构起性别差异的女性身体模型.然而这种新建立的医学观念经历宋末的战乱后,到明代又再度转向,如作者陈述,受到金元如主张补脾胃为先的李杲(1180-1251)以及主张人体中阳常有余、而阴恒不足的朱震亨(1281-1358)等医家洗礼的明代医学,不再认为男女身体有别是个首要课题,对他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能否回到经典,从其所描述的单性身体找到解决疾病的答案,于是中国医学史的人体观又回复到“单性模式”的黄帝身,直到今日.作者强调,这种对“单性”的回复并非意味着消除身体上的等级制,相反,由于医家认为导致相火动而内虚,因而将身体的生育与需要更多道德约束的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另一方面,新儒学强调节欲和自控的性别道德规范也参与到医学话语对女性身体的建构中.作者在第六章中具体通过对武之望所编的《济阳纲目》(1626)内讨论男性养生内丹的分析,指出明代利用男性的身体来辉映女性身体的特色：社会上盛行的还精补脑等内丹养生,无论是就观念还是方法上都只是纯为男性而设,完全没有让女性能够修炼的余地.最为有趣的是,作者另外从《道藏》中找到了明代一种女金丹“断红龙”,不但其内容与男性内丹完全不同,而且其希冀女性修炼成的理想身体,先决条件是先要能够让月经停止,并且这一理想女体完全否定了雌性原有的角色与性质,与男性理想的身体系以雄性能力为指标恰恰相反.这当中究竟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实引人深思.
通过对中医关于身体观演变的勾勒,作者清楚地阐释了医学与世变的关系,从中也呈现出性别关系与医学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强化.作者将不同时代的医学内容作如此详尽而且均衡的讨论,其视野之广泛在中国医学/性别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过她对中医“单性”身体观的阐述也衍生出一些问题,例如中医如何解释如“阴阳人”、“非男非女” 等的身体构造尤其是中医身体观从“单性”向“”模式过渡的历史阶段,这些当时的性别尴尬者在定义上是否经历变化呢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二、医学话语权的争夺
本书的另一个着力点是对医学话语权争夺的探讨,这主要通过在社会的医业分工号性别界域来体现.古代中医首先是一种家庭技艺,很多专业医生都是从与家庭内从医者的合作中学到医术的,或者是通过自学和实践习得,这一现象表明医生的资格是个人可信度与荣誉的事情,而非医学院或行会授予.女性也因此能够在妇科、产科等与女性有关的医疗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宋代妇科的正式出现,革命性地重划了原本的性别医业分工地图.宋政府不但以力量大规模培训男性妇科医生,使之介入生产过程,而且随着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医学文献的刊印,医学话语权开始转向著书和重阴阳五行理论的儒医,新儒家使男性“因为尽孝道而涉猎产科领域”,于是男性医生与女性医疗者在生产问题上各有所司,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此时男女间虽尚未有见明显的身份差距,但女性医疗工作者的就业领域已经逐渐受到男性蚕食.进入明代,女医主要是以所谓“三姑六婆”形式在社会上活跃.由于与男医之间的竞争关系,当时的儒医文献充满对她们的无知、庸俗的批判,直接从阶级地位对她们的医技进行贬低；另外,作者还通过对戏剧、小说如《燕子笺》、《梅》以及地方史志中关于女医形象的描述的分析,提出这些文献遵循了同样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来建构女医的形象.不过作者指出了女医中稳婆工作的特殊性,她强调,由于她们在接生时有与男性医生分别共事的机会,且往往扮演受指挥者的角色,与男性之间竞争关系较不显著.从这些细致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不仅仅是局限于恢复女医在医学史上的地位,而是要揭示男医与儒家父权制对于女医“三姑六婆”的刻板印象的建构与共谋过程.
另外,作者还具体以明代中叶来自江南的女医谈允贤的医案,与明末扬州儒医程茂先的医案进行比较研究,更补充说明了医疗实践过程中儒家父权文化与医学话语的互动.根据作者的发现,谈允贤熟悉许多种不同的医术,比起男性毫不逊色,但她遇到的很多病症是皮肤病,也比程茂先更常运用针灸.在诊法方面,她与程茂先的主要不同在于她很少使用诊脉,她对病人情况的了解常来自目视与口问,而这些正是程茂先通常感到最无能为力的,在此既暴露出女病人对社会性别规范的自觉遵守,同时也是医学技艺知识化、男医掌握话语权的直接后果.除此之外,谈允贤的医案记录还表明她与女病人之间沟通良好,相对而言,程茂先诊视女患者始终只能隔着一层藩篱来看,咨讯实在不足只能求助于女病人的男性家属.作者表明,从此也可看出当时性别界域的弹性所在,男女大防并非完全僵化而不可破,只不过此弹性的松紧是由男性家长来控制.通过这一分析比较,作者指出,由男性儒医实行的中医妇科医疗实践是医患共同协商的过程,他所采取的治疗措施必须寻求患者家中男性权威的支持,而女性常常是没有话语权的,出现在医案文本中的女性更是大多被描绘成无用的、缺乏建设性的角色；女医虽然能凭借其医疗技巧与女患者建立亲密的关系,但她们由于常被赋予消极的形象而受到主流医学话语的贬斥,明确体现了医学文本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和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本书以产科为中心来分析性别的医业分工,并用来解释随着时代不同男女医业领域疆界的变迁,不失为极好的切入点.不过,北宋之前的男医是否完全排除在产科之外,值得更多的讨论与思索.诚如宋之前一些传世的史料如《外台秘要》等记录的男医往往是在生产急救时才出现,这一现象不禁令人好奇,有没有可能意味着男医其实才是生产时医护的最高指导者呢这有待其后的研究进一步论证.
此外,作者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作者在论及妇科正式成立的宋代时,只着眼于时代背景对医家如陈自明等的影响,避而不谈其与过往妇科传统的承续关系,这种文化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姿态,颇有将中医妇科知识强调为“纯粹”的语境建构之物的嫌疑.而她关于医案的比较分析部分涉及的女病人虽然贫富皆有,但主要是以江南地区的上层妇女为主,当然这与材料的可及性有关,然而,上层妇女的经验是否就能代表整体的医疗实践,性别界域是否还存在因阶级、地域不同而对医疗实践产生影响的情况,这仍是需要研究者认真考量的问题.
本书是作者累积十余年努力的结晶,其研究揭示出了中国的妇科医疗和技术实践与社会性别权力体系之间的建构与反建构的互动关系,其视野之辽阔、取材之丰富均有为人称道之处.本书所表现出的作者对于身体与性别界域的深刻省思,可对中国从事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学者们提供理论参考.
责任编辑 含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