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中的言意之辩

摘 要:言与意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滥觞可追溯至《周易》,而对它的探讨则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本文就南北朝时期关于言意关系的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一为以王弼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作一番讨论,并结合魏晋时期主要的三位作家阮籍、嵇康、陶渊明的文学创作,谈谈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对意境的追求,以探讨“言不尽意”与中国文学艺术的精神之间的关联.

关 键 词: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中;言意之辩

1.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欧阳建在《言尽意论》中指出:语言与所指称的事物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语言在表达事物的含义的时候则也是一一对应的,“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不二,则无不尽,吾故以为尽矣.”欧阳建把言意关系简单化,仅仅从日常的认识经验层面看待这一问题,在现实社会中言同意异、意同言异、言变意不变、意变言不变等情形普遍存在,并不能因为主观的假设语言与用意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将言意关系绝对化.在言意关系中,“意”还有超越性的一面,实际上就是“道”的别名.而事实上,他在后来的文学创作实践上则倾向于“言不尽意”论.试看其《临终诗》: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上负慈母恩,痛酷催心肝.下顾所怜女,恻恻心中酸.二子弃若遗,念皆遘凶残.不惜一身死,催此一循环.执纸五情塞,挥笔涕骼健T诹僦站笔之时,诗人通过回顾生平之事,感到人生浮沉更替,实乃不可逆转,上愧对父母,下愧对子女,诗人的万般愁绪无处遣发,“执纸五情塞,挥笔涕骼健保这无处申诉的愁绪,非语言文字所能尽描,唯有默默流泪.由此可见,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言不尽意是普遍存在的,诗人所追求的创作的最高境界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尽描,千般无奈,万种愁绪,内心的焦灼与不安,担忧与彷徨,作为读者的我们可能无法理解藏在文字背后的那一种凄凉和苦痛.

2.王弼的“言不尽意”论

王弼的额“言不尽意”论是魏晋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这突出体现在他对先秦时期两部著作《周易》和《老子》的注解中,《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初,(钟)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王弼未及弱冠则著《老子道德经注》,作为魏晋玄学的奠基人之一,王弼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将有与无视为体与用、本与末的关系,这才叫体用如一,本末不二.近人钱穆先生认为“于王弼注《老》,实多采其注《易》之意,换言之,乃是以儒家言注《老》也”(《中国思想史》,台湾书局,1982).王弼认为,言、象、意之间的关系,通过卦辞、爻辞来理解象之意,通过象来了悟圣人之意,那么在明了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后,就能理解圣人之意了.

3.言不尽意在文学中的渗透

这一时期玄学家们把言意关系引入文学创作,使得这时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与以往文学不一样的面貌.下面仅以阮籍、嵇康、陶渊明为例谈谈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对言不尽意的追寻.

阮籍生活在一个政治上极端动荡的时代,他的父亲阮r和曹家父子有过亲密的关系,而他的一生,遭逢两次禅代之局,这不能不对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产生巨大的影响.据《晋书》本传记载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用这种态度逃避司马氏集团的征辟,实属无奈之举,虽免于如嵇康那样成为刀下之鬼,但阮籍一生注定在这种黑暗的社会里郁郁寡欢.阮籍既作《通易论》、《乐论》,又作《达庄论》、《通老论》,可见他是一个儒道精神的保有者.其八十二首《咏怀诗》可谓其呕心沥血之作,他的诗歌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他同情曹魏,嫉恨司马氏,但是由于身仕乱朝,不得不小心谨慎,以免遭祸,故而他的诗歌常常借比兴、象征等修辞手法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追求.如《咏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人首句点名写作的时间是“中夜”应该是在半夜,说明夜深人静之时.后半句连用三个动词“起、坐、弹”,写其动作;接着从视觉“薄帷鉴明月”和触觉“清风吹我襟”来写此刻诗人的伤感神思考.“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苏轼曾言“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在这一静一动中,将诗人的苍凉无着落之感,孤独无依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夜里孤单的徘徊,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满腔忧虑只有自己知晓,表达其无可依傍之感.联系当时黑暗的社会背景,可想而知,诗人内心的苦闷,及有苦难言的隐痛.李善注引此诗时道:“嗣宗身侍乱朝,常恐罹谤遭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恻,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可以想见,在政治斗争尖锐的时代,诗人无法排遣内心的苦闷,唯有在夜幕降临的黑暗中,枉生几句嗟叹,唯有将一腔苦闷,借琴声以发之,可惜,“百代之下”,竟无人能够懂得.艺术家都有一个孤独的灵魂,这个自我,是他们在内心中自我欣赏,自我品味的自我,在短暂的一生之中,苦苦寻找自我的存在方式,从而获得永恒的意义.


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七贤,嵇康的命运却更为悲惨,一曲广陵天下绝,三千学子跪太学,是他死前的写照.就因为与司马氏政权采取绝对对立的态度,嵇康终难逃其迫害.然而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渴望抛脱一切,游心天外的艺术家.嵇康的名作《赠兄秀才入军》共十八首,其中以第十四首最为出名.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这是嵇康在与其兄嵇喜离别时写给他的诗歌,他畅想其兄在从军途中,能够躺在草地上休息,任由马儿自在的吃草,在小溪边驻足,在长河里钓鱼.幻想其兄能够无忧无虑的、轻松自在的去行军.可以说这也是嵇康所向往的境界,“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太玄,就是大道,即诗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在道的世界里,诗人可以摆脱束缚,任情使性,逃脱这个尘世的浊恶.

陶渊明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必笔者多言,他远离仕宦,归隐山林,在田园诗的写作上为中国艺术添上里最浓重的一笔.陶渊明在归隐之后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以至于宿无储米,妻儿饥寒,在这种困窘的生活中,诗人依然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不为五斗米折腰”,居陋室而心不改.组诗《饮酒》共二十首,犹以其中第五首最为有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歌前四句讲了诗人虽身处闹市,内心却自在宁静,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诗人的内心已经远离尘嚣,宋代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 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得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接着诗歌的后四句讲了诗人在南山下采菊,偶然抬头,仿佛心与南山融为一体,诗人感悟到生活的真谛,“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诗人对人生,对宇宙、

对生活的感悟都融化在这一片真意之中,这就是生命的意义,所谓“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物质生活的超脱,对世俗牵绊的释然,使得陶渊明能高于晋宋人物,而在魏晋名士中独占风流.苏轼曾言:“此心安处,即是吾乡”.同样的,陶渊明种豆南山,一生隐逸,“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在言与意的追寻中,他选择回归自然,顺从天性,无以愿违,从而参透人生,获得生命的解脱.

无论是阮籍的“其旨遥深”,还是嵇康的游心太玄,或是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都在追求一种自我生命的存在形式,而在这种身世沉浮之中,他们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慷慨高歌,放浪人情,完成自我独立的人格追求,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孜孜以求,才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更多独具个性的仁人志士,艺术家们用生命写下的文字,将成为中国艺术的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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