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们不仅常常听到,并且已十分适应和习惯了这样的词语,即每当要做一件大事时,运作策划中会有这样一个环节,我们理所当然称之为“大造舆论”,至于很多商业或娱乐行业的炒作中,更把“大造舆论”作为重要手段.
但是,舆论是不能制造的,可以制造出来的,绝不是舆论.
舆论是什么《汉书艺文志》有这么一段话:“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我认为,它说的虽然是“诗”,却几乎阐明了舆论的起源、特征和功能等涉及舆论本质的问题.
首先,舆论是古代执政者检验执政效果的需要,它反映着“王者”和百姓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百姓能否接受王者的执政理念,能否拥护体现这理念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在王者的眼中,“诗”是一种舆论载体,在这个载体中,他能看到民心、民情、民意,在民心、民情、民意中,体察到能否接受,能否拥护他的理念、政策和措施,从而对自己的执政做出相应的“考正”.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调整.“诗”作为舆论,古今皆然.“”中的《天安门诗抄》,不正是当时最典型的舆论吗粉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不正是说明执政者怎样适应和顺应舆论的一种“考正”吗
于是,我们看到了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来自执政者的执政对象(在专制时代也就是统治对象,在时代则是服务对象),而绝不是来自执政者自身.执政对象是舆论的生产者,舆论反映了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反映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反映了他们对执政者的评价,反映了他们对执政者的态度.
于是,我们看到了舆论的基本功能:它是执政者形成执政理念、建造执政制度、调整执政方式的第一参照物.所谓“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就是对舆论功能的一个完好表述.
舆论来自民间,而不是执政者(专制时代是“王者”,时代是“公仆”)之言.它一定是自下而上的.它的传播方式有今古之别.今天,我们有各种媒体,承载着采集与传播舆论的任务.古代没有诸如报纸、电台、电视和手机这样的传播工具,那么,到哪里去找舆论呢当时的舆论大体是口耳相传的信息,这种信息尤其凝聚在口头文学中,所以才需要“采诗之官”进行采录.
有了对舆论的特征、功能、本质和传播方式的基本认知,就可以自然地引出一个结论:舆论是在执政对象的生活中,由实感而自然流露、不听命任何他人的自然表达,对执政者来说,舆论只能原原本本地“采集”,老老实实地面对,才能发挥“自考正也”的功能.执政者万不能制造舆论、左右舆论,否则就扭曲了舆论的特征、功能,丧失了舆论的本质,到头来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执政者自身.
上溯历史,中国确有“大造舆论”的传统,如我们最熟悉的陈胜要称王大楚,就让亲信装神弄鬼,燃起篝火,假作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叫声.还有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也是由亲信制造“今皇帝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再出发北征”的舆论,然后将皇袍加在假装醉酒的赵匡胤的身上.执政者制造舆论的最经典例证,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专门给他老子制作的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大量制造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舆论”,袁世凯于是放心大胆加快了登基步伐,结果是加快了走向覆灭的步伐,创造了一个王朝寿命最短(83天)的吉尼斯纪录.此外,如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萨达姆的宣传部部长萨哈夫,都是“大造舆论”的高手.这种“大造”,确有一时之效,而最终的效果是,制造了自己的覆灭.有位英国记者说:“”覆灭的原因之一,是自己被自己制造的舆论迷惑了！这话揭示了一条规律:热衷于“大造舆论”者的心理前提,是对于“大造舆论”的一种依赖性迷信,总以为这种按自己利益需要所制造出来的“舆论”,具有神奇的魔力,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殊不知,这种人为“大造”的舆论,会有一时之效,归根到底是始于欺人而终于自欺.舆论的本质是民心、民情、民意,只有背弃人民,才需要“大造舆论”,其结局亦不言而喻.应该说,英国记者的话对当代那些迷信左右舆论、大造舆论的人,是一副清醒剂,肯不肯服用,对他们的命运至关重要.
执政者当然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的政治理念、政治措施,就是他的诉求.这种表达是一种政治宣传,与舆论不能混为一谈.它是舆论监督的对象,检验的对象,两者一个自下而上,一个从上到下,不能混同,却又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如果执政者重视舆论,认真对待舆论所承载的民情、民意,以此为本来检验自己的理念与措施,作出相应调整,再通过宣传,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并在实施后产生惠民效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种境界:政通人和.所以,所谓“大造舆论”,本质上就是堵塞舆论,扭曲舆论,是一种以假代真的“舆论”.
当然,如何对待舆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民众不是一个一元化群体,他们的意见不会单一,而是所谓“众说纷纭”.执政者如何把握舆论所体现的导向,是一个严峻考验.这种考验尤其表现在面对那些在观念和诉求上与执政者既有理念相左,甚至相反的舆论.对此,首先必须坚持“我虽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发言权”的基本原则,用欢迎的态度对待不同舆论,甚至是反对自己的舆论.没有这一条制度性保障,所谓“”的本质,依然是专制.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派,无论怎样遮掩,终究要露出头来.而这,正是“大造舆论”的肥沃土壤.
其次,要冷静分析与己相左、相反的舆论,其中很可能恰是最具改错纠偏的积极意义,逆耳之言常是最佳忠告,这几乎是规律.那种打着“爱国”、“爱党”的旗号,而从无不同色调、不同声音的舆论,其误党误国之重,已为中国几十年付出的巨大代价所证明.历史也已证明,半个多世纪以来,于国于党最有益的舆论,莫过于1957年前后的“言论”和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所代表的舆论.这些舆论,曾因被打压而导致党和国家付出惨重代价,也曾因执政者“从善如流”,认同了这些舆论,而使中华民族得益非浅.
其三,即使是真正错误的舆论,压也绝非良策.错误舆论带给执政者的是清醒,何其宝贵更要知道,“杀鸡给猴看”的实际效果,是猴也乖得没有了声音,因为谁能保证自己开口就是真理更何况真理也需要认识过程,并非说出来就被认同.
其四,开放舆论又是一个民众自我教育的大学校,不同舆论的公开表达与交锋,是追求真理的.康庄大道,是的真谛,也是执政者能够在舆论中分清是非高下的最好选择机制.在制造出来的“舆论”大行天下时,有过一个准确表述:“舆论一律.”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反、反右倾、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轰轰烈烈,后果是什么,不说大家也明白.“大造舆论”,造出的只能是这样的天下,两者属于“母子关系”.
最后,要提到网络和舆论的关系,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话题.对于舆论,网络无异是实现其本质与功能的最佳保障.网络固然也可以利用来“制造舆论”,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大量“制造”出来的“舆论”,但人们同样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更多真正承载着民心、民情、民意的舆论.正是这些舆论,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对执政者的监督作用,使执政者尝到了调整和提升执政能力、“自考正也”的甜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网络使舆论发挥出这样的功能,在这60年中是空前的.没有网络,南京市江宁区那位房产局局长的贪污行为能如此快速地揭露出来吗没有网络,弱女子会获得无罪判决吗等网络使舆论自下而上、自然生成的特征获得了难以阻挡的发挥,它送给舆论最重要的礼物就是:难以阻挡！
网络与舆论的结合,网络对舆论的本质、功能与特征的保护,雄辩地证明:真正的舆论是不能制造的！
【梁衍军荐自《凤凰周刊》2010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