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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文学性的扩张”,是近年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牵涉到当下文化现象的评判、文化批评的合法性、文艺学科的建设等诸多问题,学界有褒有贬,反应不一.笔者认为,“文学性的扩张”――它又衍生“文学的去精英化”、“文学的祛魅”等相关话题――是目前不争的事实,它和当代媒体文化、视觉艺术的发达不无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同时也是社会话语系统的转型.①“文学性的扩张”相应地带动了研究思路的变化.从单纯的文学文本到广泛的社会文本,从审美性、文学性到（宽泛意义上的）政治性、文化性,这种学术转向并不像某些批评者所认为的是一种学术投机或者离经叛道,而应理解为是一种急于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知识冲动、一种介入性的“行动”.
“文学性的扩张”,学界虽然聚讼纷纭,但其中含义,并不十分明朗.笔者以为,“文学性的扩张”有三层含义：
第一,文学性在非文学文本中的渗透和表现.一些大众文化学者(包括作家)已经注意到了,大众媒体正在有意无意地运用一些文学手段②,这是传媒文化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20世纪,由于“语言学转向”,文本的语言属性大大凸显,非文学文本（比如历史书、档案、记录、学术报告等）中的语言因素得到极大的强调,这一点在史学中表现尤为明显.③ 第二,文学的去精英化和文学的祛魅.文学的“祛魅”,即统治文学活动的那种统一的或高度霸权性质的权威和神圣性的解体.自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大致经历了两次“祛魅”的过程,一次是80年代,祛“革命文学/革命文化”之“魅”；一次是90年代,祛“文学和文化资本的神秘性和稀有性”之“魅”.④而文学的“祛魅”,则意味着文学性的扩张,文学神话的破产.
第三,对文学的一种开放性理解.“文学性的扩张”,不等于取消文学,而是把文学放置在一个开阔的空间里,寻求一种更宽泛的理解.只有在“文学性的扩张”的前提下,文学的研究才能从纸面走向立体,从作品为中心走向人为中心,从静止走向活动,从群体走向个人,从传统的“诗文评”走向文学生活.也只有这样,文学研究才能应对文化研究的挑战,消除对文化研究的敌意,走向二者的融合.
正是在第三点意义上,本文想通过对文学史写作的反思,来论述从传统的文学史向文学生活史转向的重要性.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相信现代化是一种积极力量的历史观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这种进步史观不是别的,乃是以人为其代价的.学者刘小枫曾指出,历史理性主义必然会赋予历史过程以“道义的正当性”,并产生一种“全权的话语力量”,个体和个体的话语于是必须屈服于这种全权话语,否则就是非道义的、邪恶的、反动的.⑤这一点,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得更为形象：“常有这样的时代,它们宣称,它们无暇顾及人,它们需要像利用砖石、水泥那样利用人,需要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人而建设.社会的建筑系以人的规模来测量.有时,社会的建筑会与人敌对,会以人的屈辱和渺小来培养自己的宏伟.”⑥人民在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中,正如在把焦点置于权势者身上的传统政治史学中一样,是被忽视的.为了打破这种非人的历史,历史学必须转而面向种种日常生活的情况,正如它们被普通人民所经历的那样子.这正是史学从宏观走向微观的原因.
然而,提倡微观史学的历史学家并不把多数人看做是一个群体的一部分,而看做是决不能消失在世界历史过程中、也不能消失在无名群体之中的各个人.汤普逊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曾表明该书的目的就是要“把可怜的袜工等默默无闻的手织工等从后世无比轻蔑态度之下解救出来”⑦.这种使命决定了史学方法的变革,即“不再把历史看做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大的叙述,而看做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这时候作数的就不是一份历史而是许多份历史了,或者更好是说许多份故事了.而且假如我们是在研究多数人的个人生活,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种认识论和这些多数人的生活经验配套,它能让我们获得有关‘具体’而不是有关‘抽象’的知识.”⑧
微观史学提倡回到个人的具体生活经验中来,然而它并不是必然就与宏观史学相对.没有任何理由说,一部研究广阔的社会转型的史学著作和一部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生存上的史学著作就不能共存并且互补.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探索历史经验在这两个层次之间的联系.然而回到个人,回到生活史,仍然是我们亟待做的.因为我们曾经饱受“大历史”之苦.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得到佐证.
“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不仅是在西方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也有东欧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开始越来越质疑社会科学历史学的前提了.社会科学历史学的世界观,其关键在于相信现代化乃是一种积极的力量.”⑨这种现代化的“迷思”,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史写作中,我们并不陌生.1987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四人合写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此书一出,几乎成了国内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圣经”,多次再版,影响深远.而此书又是以什么观念写成的呢?在1998年新版的“前言”中,作者交待：“在本书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等这样的‘文学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作用.因此,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⑩
把驳杂的文学历史强行纳入“文学现代化”的大观念下,又谈何能反映“人的心灵的变动”呢?而“文学现代化”,作为一个“宏大叙事”,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这一点早有学者指出了.“文学现代化”是以牺牲人的丰富性、文学的丰富性为代价的.我们可以看到,活的、流动的文学史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被简化和固化为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七人的专章评述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学体裁的文体史.而原本复杂的文学思潮与运动,则被处理为作家作品评述的“背景”.这种文学史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以文学作品为中心、以文学为主文化为辅的模式上的.
这不是偶然的.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自王瑶以来,有一种“诗文评”加“文苑传”的倾向.文学史几乎等于作家作品鉴赏、对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封闭分析.文学史写作完全以作家创作和作品为中心,忽视了作家作为时代的思考者和感受者,以及与时代的关系者的复杂面.文学史中的“文学”是否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呢?许多作家本身的现象往往更值得人反思回味,这是不是也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呢?笔者认为是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更像是作家作品赏析大全：1.作品的创作背景；2.作品内容；3.作品的思想意义；4.作品的艺术特色.分门别类,照单抓药,形成了谈文学史就是谈文学,谈文学就是谈作品；或者只见作品不见作家,只见作家不见生活、时代的僵死现象.笔者以为文学史就是作家的历史,就是作家的思想感情心灵的历史,就是作家的心灵与时代；文学史就是要揭示作家所处的时代、作家在这种时代下的命运.
关于文学和文学史的本位,学界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排挤,文学史正在被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排挤,文学学科出现危机了.笔者认为危机正是上面所讲的作品中心主义造成的.文学史从广泛意义上讲是一种心灵史,与思想史比,它具体；与文学作品欣赏比,它又抽象.它具有更大的综合性和包容性,其实完全没必要担心思想史、文化研究挤压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因为前者决不会去研究道德、心灵、信仰、情感等问题.
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研究一度有一种心理主义的倾向,这一点在鲁迅研究中尤为显著.这种潮流是80年代弗洛伊德心理学、存在主义泛滥下的产物.心理问题很快和人格、精神挂钩,使整个文学研究内倾、神秘化.文学问题被归结为作家的心理问题、精神问题、人格问题.有学者曾指出“比人格更重要的是制度”.所以新的文学史要避免以上两种误区.所谓文学史的心灵问题,更是时代问题、时代感受、道德信仰、社会氛围下作家的反应.文学史不回避作家的困惑和矛盾,文学史也不要忙于下结论.文学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政治经济史的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其不明确性、矛盾性、回旋性.要强调一种描述的文学史,而不是概括的文学史；要强调一种个别的文学史,而不是集体的文学史.
而在“文学性扩张”的情况下,文学史必须回到个人生活史上来,回到作家的生活史上来.生活的研究过去一直被漠视,是有着文化和思想的原因的.中国传统思想有时也说人伦日用无非是道,但这不过是强调道的普遍性,不是重视社会生活的意义.史书应当论述的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同寻常的事迹,而日常生活平淡琐碎,不足为训,怎么能载入青史?因此我们在古文典册中看到的,并不是当时社会真实、整体的面貌.不能反映社会全貌的历史,是没有深刻性的.社会上对历史作品的不满意,常常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不够深刻,而且不是有血有肉.开展古代生活史研究,历史就变“活”了,变得更有血有肉,更完整全面.
而忽视文学的生活史的研究,更由于我们的观念作祟.这一点,学者葛兆光说得更为明白：“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呢,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精英意识’,三是‘道德’,四是‘历史编纂原则’.意识形态决定全部的价值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精英意识决定历史焦点所在,一定是上层精英的活动,这里背后有一个“决定论”的支配,就是历史变迁是由这些少量精英决定的；道德规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可以进入历史著作,这样就等于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现一半；最后,历史学编纂原则,以记事体例的方便与否,排除了一些资料,毕竟不是什么都可以记载到历史里面的,历史承担不了这么多,所以一定会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的内容等等.”
总而言之,“文学性的扩张”对文学史的重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它对于革新我们陈腐的文学史观念,具有捅破窗户纸的巨大功用.
注释：
①参见陶东风《破镜与碎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页.
②作家东西在接受采访时,关于“文学性的扩张”,曾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传统小说已经被新闻和各种电视节目抢了饭碗：‘名人访谈’抢了小说的塑造人物；‘谈话节目’抢了小说的心理描写；‘真情讲述’抢了小说的煽情；‘今日说法’抢了小说曲折的故事；电视画面抢了小说的风景描写.对于小说家来说,现在只有‘荒诞’这一条路可走.”参见《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日7日.
③ 20世纪的史学,经历了一个从思辨到分析的转向.历史哲学中的分析派认为：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海登怀特的“元历史”是这派观点代表.参见何兆武等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参见陶东风《文学的祛魅》省略/data/detail.phpid等于7379
⑤参见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63页.
⑥参见曼德尔施塔姆《时代的喧嚣》,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⑦⑧⑨转引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第118页,第116页.
⑩参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参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册）“序”,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2]比如诗人朱湘的自沉,又比如瞿秋白写遗书《多余的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临终前对自己一生多有反思.
[13]主要体现在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心理结构研究》、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以及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作品.
[14]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299页；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三联书店1997年版.
[15]参见葛兆光《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文汇报》2003年6月19日.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