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自2013年8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适当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这是继2012年1月1日上海市试点和2012年8月1日扩大至北京等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后,“营改增”试点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值得肯定的是,“营改增”试点的逐步改革将推动中国的流转税制度变革,使之更加接近于世界范围内所公认的最佳操作模式,更加科学有效,避免重复征税问题,并有利于企业减负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然而,在“营改增”进一步推进和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全过程,避免因不合理设计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甚至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如今,增值税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税种之一,增值税税收收入占国家全部税收收入的60%以上.其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税收收入中75%归财政收入,25%归地方收入.进口环节的增值税由海关负责征收,税收收入全部为财政收入.而营业税则属于地方税,除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收入划归外,其他均归属地方财政收入,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作为地方第一大税种的营业税将逐步被增值税取代,地方的主体税种将逐渐消失,从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规模.
回顾我国上世纪80年代后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可以看到,以独立自主的地方财政为支撑的地方政府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最初是在党、国务院等国家权威部门的组织和领导下,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约束自上而下推进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中会出现所谓“诺思悖论”：即一个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效率产权制度依赖于国家对产权进行有效的界定和保护,但受双重目标的驱动,国家在界定和保护产权过程中受交易费用和竞争的双重约束,会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从而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导致经济衰退.（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通过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使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环节,’从而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使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是化解“诺恩障论”的有效途径.
因此,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后在全国的省市自治区推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发展本地经济,最终极大推进了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此次“营改增”试点改革不可避免要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并进而挫伤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如何弥补地方财政收入损失,为其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财政保障机制,是此次“营改增”能否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关键因素,亦是未来我国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
笔者认为,比较安全的方式是仍旧采用我国改革过程中屡试不爽的“渐进性”改革方式.具体做法可选择：调整和地方的增值税分享比例,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维持现有的财政格局,由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之后的税收部分仍由地方税务局征收,收入仍归地方所有.从上海的试点方案看,为了确保试点期间现行财政体制基本稳定,上海实行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人,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税款分别入库.也可参照国际多数成功实施增值税国家的经验,将增值税的立法权和征管权限划归,同时以最终消费地为基础,并考虑地区均等化的因素,通过税收返还等手段实现增值税在和地方之间的收入分配.
“营改增”税制改革,事关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大权和经济主体的积极性问题,应通盘考虑,谨慎推进.日
（作者：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史小今）